1937年生於山東省巨野縣的姜淑梅，1960年跑盲流至黑龍江省安達市，做了20多年家屬工，早年讀過幾天書，忘得差不多了。1997年開始認字，2012年開始寫作。2013年10月出版第一部作品《亂時候，窮時候》，2014年3月加入黑龍江省作家協會。
姜淑梅的這本書讓我們得以進入生活內部來觀察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民眾的道德、尊嚴、智慧和頑強，都有自己的存在延續方式。在被視為愚昧麻木的狀態下，還有鮮活的生活和堅定的信念。我們的長輩曾經怎樣生活，為什麼那樣生活？
姜淑梅在《亂時候，窮時候》裡講述：在農村的天災裡，最詭異的是蝗災，鄉親們稱為「過螞蚱」。地裡的人一開始聽到的，是不知從哪兒來的嗚嗚響聲，再抬頭看，已經看不見天了。最大的一次過螞蚱，螞蚱有兩寸來長，攆不走也抓不完，一點兒辦法也沒有。地裡能聽得見螞蚱唰唰咬葉子的響聲，直到把莊稼全都吃絕產了。人們只能外出做買賣或者要飯，逃到收成好的地方。
姜淑梅是在1954年，她十七歲那年結的婚。1958年春天的大躍進口號是：深翻地，多打糧，幸福生活有保障。大閨女們喊的口號是：不打雙千斤，永遠不結婚！沒多久，成立了大食堂，隊長說：「誰要是有糧不交，翻出來就給你插白旗，糧食收上來，食堂沒你的事，你就等著餓死吧。」上面來檢查的時候，從八歲到八十歲，凡是能拿動鐵鍁的都得上工地，地挖到半夜才能回家。這叫「吃飯軍事化，挖地戰鬥化」。深翻地要挖一米深的溝，可翻得太深，莊稼反而不願意長。後來，食堂裡的乾糧就是草根做的了，再摻一點高粱面和黃豆面。之後，一天三頓吃地瓜，吃了一陣子，連地瓜也沒了。到冬天，食堂就停火了。到這時候，家家戶戶都既沒鍋也沒糧。
1959年春天，公社成立了水腫院，專門收容水腫病人。醫生經常下屯檢查，看見水腫的就帶到水腫院。水腫院一天給兩頓吃的，一頓給一個窩窩頭、一碗雜糧粥。姜淑梅的母親腿腫了，一摁一個坑，也去了水腫院。每天能剩下半個窩窩頭，可以揣回家給小孫子吃。在飢餓最嚴重的時候，姜淑梅的丈夫在外面找活兒幹，公婆和小叔子也到外地要飯去了，家裡只剩下她帶著四歲大的兒子，連一粒糧食都沒有。她說，那時候常常一連幾天吃不到東西。一餓起來，感覺頭懸起來老高，好像不是長在自己身上。猛地站起來，眼前就像下雪一樣，看哪裡都是白的，只能模模糊糊地看見條道。
你要是不了解那個年代，可能要問了，就不能找點兒別的東西吃嗎？要知道，能想的辦法，半年前就都已經想過了。到了這時候，公社的牲口全死了，地裡的野菜也都被挖沒了，連榆樹皮都早被扒光了。姜淑梅講，要不是那時候有個叔伯嫂子給了她三斤多的野菜和糠，她們娘倆就被餓死在家裡了。實在沒有辦法，等到地裡剛開始長麥苗的時候，婦女們就結伴去偷。青苗是嚼不爛的，得整團地吞下去。再過幾個月，麥子能搓下一點兒沒長成的麥穗，偷回來磨，能磨出一點兒煮粥用的麥粉。有幾個婦女被公社抓住，開批鬥會。女人們哭得像個淚人兒，說：「俺怕把兩個孩子給餓死了，沒辦法才去偷。」那幾年，姜淑梅一共去偷過十多次。
1960年，姜淑梅跟丈夫去了東北，可以吃到供應糧了。他們落戶的地方，是黑龍江省安達縣，那裡地廣人稀，可以不挨餓了。她進的是丈夫上班的磚廠，做的是臨時工性質的家屬工。在磚廠幹的是重體力勞動，男工一個月給37斤糧票，女工是30斤，家屬工是正式工的一半。因為沒有副食，還是要經常偷點兒東西吃才行。一開始，姜淑梅夫婦住的是兩百多人的大宿舍，後來，他們家和另外兩家合買了一間半土房。「文革」開始的時候，他們夫婦擔心家庭成分不好，就報名參加了三線建設。（三線建設，是在60年代中蘇交惡時期，中國為戰備在偏遠地區投產的軍工、交通等基本設施工程。）
工人們覺得呆在山溝裡很好。外面的什麼事兒，傳到山裡時都要晚上很久，那幾年，這裡沒開過一次批鬥會，家家都開荒種菜，也沒人來割資本主義尾巴。黑土油汪汪的，雨水也勤，撒上籽就長，終於有了吃不完的菜。糧食本上給的細糧多，能吃到比山外更多大米白面。而且沒地方買東西，可以攢下工資。
到1973年撤掉三線建設指揮部時，大伙兒都不願意走。在他們看來，山裡唯一的遺憾，是耽誤孩子的學習，沒見過山外的世界，連拖拉機和牛都不認識。說到這兒，好像有點兒像桃花源的感覺，不過，姜淑梅和她的工友們倒沒有什麼道家思想和田園趣味，只是過上了不被打擾的幽靜生活而已。
經歷了這麼多磨難的姜淑梅才只有30多歲，在那個時代的老百姓中，沒有儒家倫理中的仁義概念，也不懂得新道德宣講，他們對一個人最高的評價就是：有良心、心眼兒好。她說只有挨過餓的人才知道，人在飢餓面前的渺小，一切高大上的東西都蕩然無存，你想的只是吃東西，活下去。
今天的生活來之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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