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文
人類可以說與各種疫病相伴而生。從先民的燒香拜神、祈康祛病到科學日益昌明、醫學不斷進步的今天，人類為了戰勝疫病的不懈努力片刻未停。在與疫病激烈而持久的爭戰中，人類取得了一場場勝利，但同時，疫病也影響、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歷史上，疫病對戰爭結局甚至王朝更迭的影響數不勝數。在古希臘決定雅典命運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雅典瘟疫」對雅典人口的殺傷力遠遠大於戰爭本身，實力受損的雅典人認為這是上蒼對自己的懲罰，士氣更加衰落，這是雅典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公元6世紀的「查士丁尼鼠疫」幾乎摧毀君士坦丁堡，加速了東羅馬帝國的衰亡；18世紀末拿破崙率大軍遠徵埃及和敘利亞，鼠疫使其部隊損失慘重，對他遠徵非洲計劃的破產發生重大影響……一些疫病能大規模流行，並非偶然，而是它一下就擊中了人類的「軟肋」，相當程度反映出人類社會的缺欠和弱點。
人類抗擊和防治疫病的歷史，經歷了一個從個體或群體的本能的非理性防範，到政府和社會的有組織的理性防範，最終實現科學抗疫的進步歷程。正是在與疫病鬥爭的過程中，醫學不斷進步，尤其是公共衛生事業不斷進步，社會性醫療保健制度不斷發展完善，有時還促進了某些重要的社會性體制變革，改進舊體制的缺欠和弱點。當然，這種進步經歷了極其痛苦而漫長的歷史磨難。
一
社會能否進步、能否減少歷史的磨難，與歷史記憶或者集體記憶大有關係。十七年前的那個春天，歲月靜好，沒想到SARS突然肆虐神州，使我們陽光明媚的生活猛然蒙上一層巨大陰影，人人自危。經過全社會的艱苦努力、付出了不菲的代價之後，SARS最終消退，生活完全恢復正常。那年我寫了「從李鴻章隱瞞疫情說開去」、「痛定思痛」等幾篇有關疫病與社會的文章，傳播一時。這種應時應景文章，時過境遷，應該很快被人淡忘。不幸的是，十七年後，這幾篇短文因病毒再次肆虐神州而突然又在網上成熱門。
十七年前的SARS從初起、肆虐到終被控制的過程眾所周知，不必詳述。它證明了信息自由流動（包括獲取與發表）的重要性，建立受監督的可批評的、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性；證明了民間社會的重要性，法制與個人權利的重要性等等，這些重要性曾經成為共識，落實為社會、政治某些領域的改革，迅速撫平了災難造成的集體創傷。歲月，漸漸又歸靜好，曾經的共識在靜好中似乎被漸漸遺忘，一些改革措施事實上被「冷凍」。這次新冠肺炎突如其來，幾乎重新上演了十七年前的一幕。也就是說，十七年前的災難並沒有成為民族的、社會的集體記憶。
記憶是學習及前進的基礎，對個人如此，對民族對社會更是如此。喪失對災難的集體記憶，難免重蹈覆轍。
「集體記憶」（CollectiveMemory）這一概念是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奇(MauriceHalbwachs)首先提出的。1877年出生、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前去世的哈布瓦奇是第二代「涂爾幹學派」（Durkheimians）最重要的的代表性人物，對工資、農村與城市的自殺比較、社會階層、社會學方法論等都有開創性研究。在知識社會學（sociologyofknowledg）方面，他最具開創性的研究即關於「集體記憶」的探討。
傳統史學認為，只有歷史學、傳記等才是認知過去的渠道，哈布瓦奇對此不表贊同。在《論集體記憶》一書中，他認為日常生活中的節日、儀式、聚會等與史學、傳記等同樣是記憶、認識過去的重要渠道。而且，他尤其強調記憶必須依賴於某種集體場所和公共論壇，家庭團聚、宗教活動、同行同業的聚會，更不用說國家及社會的大型活動，都是記憶的公眾場所。脫離集體的公共的記憶，個人記憶將迅速被時間腐蝕。只有在社會性中，集體記憶才能葆有活力。由於社會是分層的，可以分為許許多多不同的「集體」，不同的集體對過去有著不盡相同甚至大相逕庭的集體記憶。因此，社會強勢集體的集體記憶往往要盡一切可能成為社會主導的集體記憶。對SARS，許多人記憶猶新，患者與家屬更是刻骨銘心。但是，這些全是個人記憶，在形成集體記憶的層面，如媒體、影視、藝術品中漸漸消失，對SARS的種種個人記憶，也迅速被時間侵蝕。
記住過去、記住災難是為了更好地面對未來；一個失憶的人將行為錯亂，根本無法面對未來；一個失憶的民族將同樣行為錯亂，同樣無法面對未來。因此，面向未來並不是要遺忘過去；「忘卻」並非通向美好未來的「通行證」。一個民族經歷過的災難與痛苦，應該成為這個民族刻骨銘心的集體記憶，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面對和把握未來。健忘的個人或集體，總會不斷地重複錯誤，難以自拔。忘卻可能獲得一時的麻痺，但總有一天會因此付出代價。
對一個人來說，十七年是不短的歲月。對一個民族而言，十七年只是短短一瞬。在這短而又短的「一瞬間」，幾乎相同的災難轉瞬又來，其中的教訓實在深刻。十七年前呱呱墜地的嬰孩，已經年滿十七周歲，馬上要行成人禮了，如果失去記憶，其實只是巨嬰。惟願十七年中經歷兩次病毒災難的民族，能形成災難的集體記憶，吸取教訓，日趨成熟。只有這樣，多難才能興邦。失去災難記憶，多難並不能興邦，而只是一次又一次受難。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有一個著名的觀點，重大災難不僅與「自然」等客觀因素有關，而與權利、制度等因素有更重要的關係。阿馬蒂亞.森以大量資料和經驗研究為基礎，證明現代以來雖然重大災害與自然條件有密切關係，但客觀因素往往只起引發或加劇作用，權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以及缺乏言論自由等等才是加劇災害後果的主要原因。他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論證、強調、提醒，制度安排並非僅僅是一種價值觀念的體現，而實際與無數生民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即與生存權密切相連。在沒有重大災害的承平時期，人們對此的作用和意義往往並不在意，或許只有面對重大災難的嚴重後果，人們才會意識到它的重要。
二
不過，這只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實際情況可能要比森的觀點複雜得多。
制度價值對預防災難的發生和救災確實意義重大，但這次新冠病毒大規模流行後，阻斷病毒傳播是防控、戰勝病毒的關鍵。對公民行蹤高度監測、密切監控的大數據和強制隔離起到了重要作用。網上一句俏皮話，卻也是現實的反映：「隔離，人權沒了；不隔離，人全沒了。」在重大疫情面前，現代性體制的重要元素開始動搖，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被質疑的對象。
災難往往是現在與未來的重大節點，新冠肺炎也將成為現在與未來的一個節點。這個節點之前與之後，肯定會有所不同，很可能是非常不同。這種不同，就是不確定性增強，究竟往哪個方向變化，與我們如何反思此次疫情密切相關。
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對災難的反思、總結是應加強國防、軍備，強化民族主義甚至帝國主義，雖然成立了跨國界的「國聯」，但權力委實有限。這種反思，結果是導致了災難更加慘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則是對二戰反思的結果，聯合國的權力比國聯大了許多，甚至可派遣維和部隊。聯合國的權力比國聯大增，也就意味著其成員國讓渡了更多的國家主權。在全球化時代，各主權國家向聯合國、世衛、世貿、世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超國家機構讓渡部分主權，是緩解國家間矛盾、摩擦、衝突的必要條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超過七十年，未再發生世界性戰爭，一些局部戰爭得到了有效制止與限制，防止其擴大，聯合國等超國家機構確實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戰與二戰的反思、結論不同，結果大相逕庭。
對1929年末爆發的世界性經濟大危機的反思，也充分說明，如何反思至關重要。面對全球大蕭條，只有強調國家主義、實行高度集權計劃經濟的少數國家表現出色，未發生危機或很快度過危機。在反思這次大災難時，許多人對自由資本主義由信奉變為懷疑、失望，轉而信奉國家主義、計劃經濟。實行高度中央集權、計劃經濟體制的蘇聯，在工業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法西斯主義結束了義大利和德國長期的混亂局面，使國家主義思想迅速蔓延。甚至英美兩國，也放棄了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開始強調國家對經濟的幹預，以度過危機。這種世界性的「民主危機」、對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緒的影響是深刻的、普遍的。從中國一批留學歐美，一直信奉歐美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轉變中，可以略窺一斑。他們都認為，實行集權的計劃經濟是此時的大趨勢，具有極大的優越性。留學美國的蔣廷黻說道：「我以為唯一的過渡方法是個人專制」，因為「個人的專制來統一中國的可能比任何其它方式可能性較高」。留學英國的丁文江去蘇聯旅行考察了50餘天，蘇聯正在進行的工業化建設使丁文江極為感奮，在《獨立評論》上陸續發表了約20篇充滿讚美、崇敬之情的《蘇俄旅行記》，連續報導了蘇聯正不惜一切代價把一個落後的國家，變成「世界第一個工業國的努力」。從蘇聯回國後，他更堅定地主張實行「新式獨裁」以使國家富強統一。在二戰中，各國都實行「戰時體制」，實行戰時經濟。只有這樣，國家才強大有力，才能戰而勝之。
國家高度集權和計劃經濟，是對大蕭條和二戰反思的一種世界性思潮，也是二戰後相當多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思想基礎。國家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應對危機確實有效，但在不短的「常態」時間內，它的弊端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出來，而中國在文革後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實行改革開放，則是對文革認真、深刻反思的結果。《人類簡史》的作者、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在最新發表的「疫情中我們將創造怎樣的世界？」一文中說出了他的觀點：「我們當然應該利用新技術，但是這些技術應該賦予公民權力。我完全同意監測自己的體溫和血壓，但是這些數據不該用來創造功能強大的政府，而應該用來幫助我做出更明智的個人選擇，並為政府的決策提供依據。」「如果我可以訪問和分析有關冠狀病毒傳播的可靠統計數據，我將得以判斷政府是否披露真相、是否採取正確的措施對抗疫情。當人們談論監控時，請記住，同樣的技術，公共當局可以用它監控個人，個人也可以用它監控公共當局。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選擇相信科學數據和醫療專家，而不是相信毫無根據的陰謀論和自私自利的政治家。如果我們未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們會發現自己放棄了最寶貴的自由。還以為這是守護健康的唯一途徑。」這是他的結論，其實也是他對未來的擔憂。緊急狀態、戰時狀態只能時非常時期的非常態，如果把非常態當作「常態」、把「戰時」日常化，把度過危機一時有效的體制，當作平時的長期體制，歷史有可能又要走一段彎路。
這次疫情，人類面臨的另一個重大危機是全球化挫頓。為了防疫控疫，各國都採取了不同程度的「閉關鎖國」政策和措施，各國國內的民粹主義都有不同程度的抬頭，全球化遇到嚴重挑戰，甚至因此有觀點認為全球化可能終結。不過，還是網上有一句話說出了事情的另一面：「人有國界，病毒無國界」。雖然各國採取嚴厲措施，雖然在抗疫中國家間難免會有互相指責攻訐，但只要有一國防疫失守，其他國家都無安全可言。此次疫情反映出全球化的深度，恰恰也說明了全球化的重要性。
縱觀歷史，從五百多年前的大航海時代開始的全球化歷程，雖然有種種重大挫頓與倒退，但總體趨勢卻是一往直前。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的兩次世界大戰，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空前高漲，最終都未能中止全球化，此次疫情也不可能中止全球化。全球化具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在高科技時代就更加難以阻止。如果認為全球化將中止或逆轉，以「去全球化」為基礎制定國策，重回閉關鎖國年代，將失去發展的機遇。中國四十多年取得舉世矚目的發展，一是國內的改革，另一是對外開放，主動參與全球化進程。中國的改革開放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未來世界是把「戰時當平時」的世界，還是度過危機就恢復「平時」的世界；是就此互相脫鉤、壁壘森嚴的世界，還是全球化更廣更深的世界，與我們對這次猝不及防的巨大災難如何反思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