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安曲江藝術博物館近期收藏了一套棺木畫，疑似黑河流域出土。這是一套漢族貴族或者富商的葬具。葬具形式借鑑了鮮卑文化的形式，同時也突出了漢人文化的特點，是北魏時期民族加速融合的真實寫照。墓主人活躍在絲綢之路地區，主要從事牲畜交易，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在西北邊地強化牲畜貿易的歷史見證。本棺木畫的異族特徵、邊飾形式，與青海藏醫藥文化博物館所藏吐谷渾棺木畫十分近似，所以為本棺木畫的出土地址提供了一個更為接近史實的依據。應該說與黑河流域關係不大。
2015年，西安曲江藝術博物館從英國著名收藏家麥可(Micheal)先生手裡獲得一套棺木畫。由於畫面內容與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牲畜貿易有關，所以顯得十分珍貴。麥可先生是世界上最大的古代地毯收藏家，現受聘出任卡達國家博物館館長，繼續他鍾愛的毛毯收藏、保護與展示工作。多年以來他陸續徵集到一大批中國文物，其中包括故宮的地毯與掛毯，還有近五百件戰國至明清的絲織品。然而他是一個很有思想，很有品味，很有眼光，也很有愛心的人。對於中國文物情有獨鍾，但又希望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將他所收藏的中國文物重歸故土。因此，只要有機會他會到中國各地走走，特別是看各類博物館，希望能為他心愛的寶物找到理想的歸宿。本次棺木畫的轉讓就是他計劃中的第一步。
據麥可口述，這套棺木畫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從尼泊爾的古董市場中覓得。當時古董商告訴他棺木畫出自甘肅內蒙交界地區，所以判定它為額濟納河流域即古黑河流域的遺物。2008年麥可為了慎重起見，專程委託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粒子物理研究所對棺木畫進行了碳14年代測定（見附錄）。測定的結果是，以2008年為基準，是上推1505年±45年時的作品。也就是說，這套棺木畫是北魏宣武帝元恪景明四年（503）前後的古物。上限應該是北魏文成帝拓拔濬太安四年（458），下限為西魏文帝元寶炬大統十四年（548）。
附錄：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工程學院粒子物理研究所碳14年代鑑定表
至於出土地點，至今仍無法確定，只能通過對畫面的比較分析，尋找端倪，提出初步的指向性意見。
這套棺木畫由前擋板、後擋板、上蓋板、左側板、右側板五部分組成。木質一般，各板均由錛削制後拼接而成，所以不太平整。畫面有凹有凸，單由墨色勾勒成圖，所以刨痕與山色形成視覺重疊，別有韻味。
棺木形制，前高寬，後低窄，是鮮卑族活動地區最為常見的一種形式。以考古發現為證，這種棺式最早見於東漢時期，內蒙古扎賚爾出土的樺木棺即為代表。之後呼和浩特東南部美岱村出土的木棺，固原北魏墓出土的漆棺，都是這一樣式。因此，本套棺木畫應與鮮卑文化與習俗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前後擋板分別為日圖和月圖（圖一）。日圖為高寬約61.5cm的正方形，月圖則為高寬41cm的正方形，厚度均為8cm。
圖一 前後檔，日圖、月圖
分別是寬61.5cm，41cm的正方形
日圖板中心一圓圈內繪有一隻三足烏，月圖板中心則畫有蟾蜍，各由中心向外呈放射性紋飾。《淮南子·精神訓》曰：「日中有踆鳥，月中有蟾蜍。」高誘註：「踆，猶蹲也，謂三足烏。」烏呈黑色，有三足，故稱三足烏，代表太陽。一般與蟾蜍代表月亮，成對出現，在漢代畫像石、畫像磚和漢代壁畫天象圖中十分常見。是中原文化標誌性的符號。以河南省南陽市唐河縣針織廠工地出土的畫像石中的日、月圖最為典型（圖二）。在漢代，這種文化還影響到少數民族地區，比如吉林省集安市高句麗墓葬壁畫中，早就有與漢文化一致的日、月圖（圖三）。所以鮮卑族活動所及地區，繼承了這一文化傳統。
圖二 日圖、月圖
河南南陽市唐河縣針織廠出土漢代畫像石上的圖像
圖三 日圖、月圖
吉林吉安高句麗墓壁畫上的圖像
但是，新疆地區相同時期的墓葬中也有日、月圖。從中我們既看到了漢文化的影子，也發現了差異。如若羌縣樓蘭古城遺址漢晉墓中出土的彩棺（圖四），以及吐魯番阿斯塔那13號十六國時期墓中出土的紙畫，都有日、月圖，不過日圖中的烏均為二足（圖五），看來他們並不了解漢代三足的內涵。從本地域民族對鳥的認識來代替漢族對太陽的想像，形成明顯的區分。因此，本組棺木畫一定是鮮卑族統治區墓葬系統的產物，與新疆無關。
圖四 日圖、月圖
新疆若羌縣樓蘭城漢晉墓中出土的棺木畫
圖五 日圖、月圖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納十六國墓出土紙畫
上蓋板是農耕圖（圖六），板前部有殘，最寬處約69cm，長251cm,厚8cm。蓋板中部畫一長髯年長農夫扶犁驅趕二牛前行，這是典型的漢族「二牛抬槓」耕地的方式。身後一位年輕農夫高揚裸露的左臂在撒種。再往後有一年輕女子手牽著騾子，騾子帶著平地的耙子，由另一個男性農夫操縱著在平整土地。這四個農夫，都是漢人裝束，卻又都是左衽，帶有鮮卑服飾的特徵。
圖六 上蓋板
尺寸為寬69cm，長251cm，厚8cm
一般而言，漢人墓葬才會出現農耕圖，所以本棺木畫也必然是漢人墓葬的葬具。返過來看漢人形式的日、月圖，也排除了出現在異族墓中的可能性，成為漢人葬具的有力佐證。
漢人農耕場景最早出現於漢代畫像磚、畫像石中，如山東滕縣東漢墓中的牛耕畫像石堪稱典範（圖七）。不過，「二牛抬槓」式的牛耕圖，一般也是成對出現，如鄂託克旗米拉壕漢墓壁畫中的農耕圖即為一例（圖八）。此風還延續到魏晉時期，如甘肅嘉峪關魏晉畫像磚墓出土的農耕圖磚畫就是證明（圖九）。本蓋板前部雖殘，但仍可以看到另一組「二牛抬槓」的部分勞作場景。因此，本蓋板畫也應該是成對出現的完整的農耕圖。
圖七 農耕圖
山東滕縣黃家嶺漢墓出土畫像石
圖八 農耕圖
內蒙鄂託克旗米拉壕漢墓壁畫
圖九 農耕圖
甘肅嘉峪關魏晉畫像磚墓出土
左側板是野炊待客圖（圖十），完整，前高62.5cm，長243cm，厚8cm。該圖正中畫有一個臨時搭建的帳篷，支撐體似為竹子，搭制十分正規，上面有氣孔。帳正中有一主人，漢人裝束坐於席上。手舉酒杯正準備飲酒。左側有一侍妾一旁陪侍。兩人中間有一盛酒器。
圖十 待客圖
正面左側板，尺寸為寬62.5cm，長243cm，厚8cm
該圖左邊有二位漢裝隨從，手捧木材走來。前方立有建鼓一具，是自漢代以來擊鼓聚眾，擊鼓警示的工具。再過來有一隨從手持鐵製長錛正在劈削木材，一側有儲水器。接著便是一口臨時搭好的三足大鍋，一個隨從正在添柴生火燒制湯水，後有一女侍將一大盤饢託過頭頂。上面則有一屠夫正在宰羊，一旁放有二件容器，看來準備煮羊肉招待遠方來的客人。帳篷的右側有女侍送柴，但還有一戴鮮卑小帽的男性隨從趕著一大群羊，還有馱載物品的牛，也許是準備進行交易。側板周邊有數十圓圈作為裝飾。從圖中的內容看來，或許是一位漢族貴族或富商在路邊等待鮮卑商隊來從事交易。
右側板是迎接鮮卑商團圖（圖十一）。完整，前高61.5cm，長247.5cm，厚8cm。該圖左側有一重裝武士頭戴甲冑，身著鎧甲，手持長槍，跨在一匹帶有皮眼罩的馬上，直刺一似鬼似獸的攔路妖孽，是一個驅鬼的先行開路者。緊跟著是一位漢人裝束的僕從騎馬緊緊跟隨，很可能是前圖帳中主人派出的迎客者之一。後面則是一隊頭戴鮮卑羃 防塵帽，身穿彩色緊身花袍，騎著帶有皮眼罩的駿馬的一隊騎士。在他們中間有一人十分醒目，他是漢人，中年，神態從容而儀表不俗，與帳篷主人相貌相仿。估計應是主人的親屬或管家，專程前來迎接馬隊。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大都戴有羃 ，這與山西忻州北齊大墓中騎士的形象十分一致（圖十二）。應該是鮮卑人的典型裝束。這種帽具在唐代也十分流行（圖十三），在隋唐墓中出土的陶人、木人以及壁畫中都有發現。本圖周邊也有數十圓圈紋飾。
圖十一 迎客圖
正面右側板，尺寸為寬61.5cm，長247.5cm，厚8cm
圖十二 羃
圖十三 唐代帽具
近來青海西寧市藏醫藥文化博物館剛從尼泊爾購回一批疑似吐谷渾國的棺木畫，與宗教活動有關。本套棺木畫與其有類似特徵，但限於這批資料尚未整理公布，所以無法直接引用供讀者參考。不過，他們的出現，為本套棺木畫的出處提供了一個選項，即他恐怕非甘蒙交界出土之物，也許他的真正出土地應在甘南青海一帶，或許正是吐谷渾國之物。
吐谷渾國可溯源至西晉初年的居處遼東的慕容鮮卑。公元312年，慕容鮮卑在枹罕（今甘肅臨夏）建吐谷渾國。公元329年，慕容葉延在沙州（今青海貴南穆克灘一帶）鞏固了地位與勢力範圍，以吐谷渾為姓氏、族名及國名。
吐谷渾人善於養馬，過著遊牧生活，以青海驄最為著名，曾大量輸入內地。但有時也從事農耕，特別是以冶煉製作兵器與鐵器著稱。北魏崛起時吐谷渾已佔據青海東部地區，並與隴西接壤。迫於北魏的強大，先向北魏臣服，同時又與南朝通款，圖謀在兩強中求得生存。
北魏孝文帝頒布一系列改革政策，除了強制推行漢化外，促進經濟發展成為要務，而開展西北邊地牲畜與金屬工具、兵器的貿易格外得到重視。吐谷渾地區正是進行上述貿易的絕佳地區。本棺木畫的內容恰恰反映了這一歷史進程，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圖像資料。
綜上所述，可以初步作出以下結論：這是一套漢族貴族或者富商的葬具。葬具形式借鑑了鮮卑文化的形式，同時也突出了漢人文化的特點，是北魏時期民族加速融合的真實寫照。墓主人活躍在絲綢之路地區，主要從事牲畜交易，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在西北邊地強化牲畜貿易的歷史見證。本棺木畫的異族特徵、邊飾形式，與青海藏醫藥文化博物館所藏吐谷渾棺木畫十分近似，所以為本棺木畫的出土地址提供了一個更為接近史實的依據。應該說與黑河流域關係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