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一直有個說法，認為在抗戰艱難之際，胡博士銜命赴美，爭取美國援助，對中國抗戰功莫大焉。他的粉絲也特別喜歡吹捧他這個貢獻。其實事實完全相反，他對爭取美國援助毫無貢獻，有貢獻的是陳光甫和宋子文。
抗戰開始後，胡博士在國內參加低調俱樂部，主張投降，因為他覺得中國對日本毫無取勝機會，投降苟且偷生，以待將來，也許還有機會，不投降就只能玉石俱焚了。他這種主張影響還挺大，不少人喜歡聽他這一套。
當時中美關係其實並不密切，中國駐美大使館還是北洋時期留下來的，總共就三個人，也沒多少業務，基本上就是照轉，把國內來的轉給美國，把美國來的轉到國內，其它就沒什麼事兒了。
抗戰開始之後，常公覺得這樣不行，要加強對美外交關係，找一個熟悉美國的人去當駐美大使。他覺得，既然胡博士在美國讀過書，影響又大，在美國應該是有很多人脈的吧？於是就把胡博士派到美國當大使去了。同時還給他配了幾個助手，全是當時國內著名的教授，組成了一個小班子。
然而這時候，常公派到德國和蘇聯的大師，都是他覺得比較能幹的官員，派到美國去的卻是幾個教授。為啥有這個區別呢？因為常公對美國支援中國抗戰沒有抱太大希望，主要的希望都寄托在當時和中國關係不錯的德國和蘇聯頭上，所以在大師的人選上就更加慎重，對駐美大使人選就比較隨意。
常公的本意是，胡適到美國之後，要發揮特長，儘量在美國宣傳中國抗戰的正義性，爭取美國人民的支持，推動美國援助中國抗戰。這方面其實胡博士完成得還是不錯的，到了美國，他就到處巡迴演講，談笑風生，收名譽博士頭銜，忙得不亦樂乎。這段時間算是胡博士和常公各得其所，配合默契的一段時間。
但過了一年多，情況就有點變化了，常公希望能夠從美國爭取一些援助。所以，常公經常給胡博士發一些指示，希望他在美國做這個做那個，但胡博士接到命令之後，不是考慮怎麼實施，而是根據他在美國閱讀報章雜誌時做的剪報，條分縷析，反駁常公的種種要求。而且，經常像寫演講稿或者論文一樣，引經據典，長篇大論，搞得常公摸不著頭腦。有時候，乾脆就像老師批改學生作業一樣，逐字逐句的分析和批駁蔣介石的來電。
即便是會見美國國務院和外交部的官員，胡博士也更喜歡像學者會面一樣，不談具體事務，而是引經據典，高談闊論，不著邊際。所以，胡博士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對溝通中美關係也沒什麼太大實質性的幫助，尤其是應付華盛頓的外交官僚們，胡博士太嫩了，很輕易就被別人敷衍過去了，一事無成。
對於影響美國人民，爭取美國人民和政府同情、支持中國抗戰，胡博士也進行了反駁。他認為，這是幹擾美國的民主體制的正常運行，美國的體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體制，美國人民一定會做出最正確的選擇，不需要中國人去影響和教育。至於抗戰，中國要靠自己，不要指望美國援助。
常公還希望，胡適到美國之後，最好能通過他的人脈，建立一個院外的遊說渠道，同時再建立一個常公和羅斯福之間的私人聯繫渠道。但胡博士對這兩個俗務毫無興趣，實際上是他也不具備這個能力，因為他本來在美國也沒有什麼人脈關係，尤其是政界，影響力更是談不上。
常公為了表示加強中美關係，讓胡博士轉告羅斯福，請羅斯福派一個人到中國來充當顧問。常公的本意是，希望羅斯福派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來，常住中國，充當中美兩國元首之間的私人聯絡通道。但胡博士沒有理解這個意思，導致羅斯福下令選擇一個了解中國、對中國有深入研究、能夠幫助中國的人，最後美國也給常公派來一個教授，拉鐵摩爾。
拉鐵摩爾是中國邊疆研究的專家，享譽學界，但讓他充任常公的顧問，這就超出他的能力範圍了。來中國之後，常公也很快發現，拉鐵摩爾和白宮完全不熟悉，連外圍都算不上，派他來，純屬羅斯福敷衍自己。所以，一年聘期一到，常公就沒有再續聘了，讓拉鐵摩爾拿了高額薪水，趕緊回美國去了。
蔣介石派胡適當駐美大使，糊弄美國人，羅斯福派拉鐵摩爾給蔣介石當顧問，糊弄蔣介石，不知道的人，還以為羅斯福這是故意的，其實完全是胡適沒有理解常公的意思，也沒有表達清楚。
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美國一度主張對日妥協，蔣介石要求胡適竭力說服美國不要妥協，不要支持日本，而應該支持中國，但胡適拒絕服從命令，並且再次復電，對蔣介石的來電逐字逐句的進行了分析和批駁。
過了一段時間，常公實在無法忍受胡博士這種袖手談心性的辦外交方式，於是改派孔祥熙推薦的陳光甫去美國，專門負責爭取美國援助，效率馬上就提高了很多。後來因為陳光甫辭職，又改派他的大舅哥宋子文赴美，後來接替胡博士擔任駐美大使，主要任務就是負責爭取美援，成效十分顯著。
所以，常公對胡博士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的工作非常不滿。作為一個寫日記的人，常公給我們留下了他對胡博士的評論，順手摘抄幾段：
1941年11月28日：此次美國對倭態度之強化，全自於自我態度之堅定與決心之堅毅，尤在於不稍延遲時間，得心應手，窮理致知，乃得於千鈞一髮時旋轉於頃刻也，而內子力助於內，子文輔佐於外，最為有力，否則如胡適者，則未有不失敗也。
11月30日：妻雲，無論商家與住室，若無家主與老闆娘時刻貫注全神，管理業務，則必不成其言。以鑑於歷次外交部與駐美大使胡適對其使命與任務之成敗幾乎毫不在意而發也，此等官僚與政客無膽無能，而不願為國家略費心神，凡事只聽其成敗，是誠可痛可悲之至也。因之無論家與國，皆必須有主，而且必須全賴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奮鬥，其他皆不可靠也。
參考：齊錫生：從舞臺邊緣走向中央：在抗戰初期在抗戰初期外交視野中的轉變(1937-1941)
蔣介石日記（中國社科院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