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歷史，胡適是難以繞過去的人物。
應當怎樣評價胡適先生呢？學者、政論家？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領導者？甚或是民國的「罪魁」，GCD的死敵？
在20世紀下半葉，將近半個世紀，在中國大陸，胡適是被徹底否定的人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伴隨著中國社會的逐步開放，歷史畫面的一些圖像漸漸地清晰地呈現在人們的面前，人們對胡適的評價也在悄然發生變化。
▲年輕時期的胡適
歷史本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卻在很長時期，中國的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卻成為誠如先生所說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隨著人們對胡適認識愈益清晰，人們發現，從提倡白話文到批判舊禮教，從社會改造到追求民主理性，胡適幾乎成了20世紀上半葉各種新思潮的總匯。
因此，新文化運動所導致的種種結果，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似乎也都與胡適有一定關聯。
但即使是在歷史畫面逐漸清晰的今天，對胡適先生的評價，在海峽兩岸，或是海峽兩岸的不同團體機構，仍在兩極跳躍，或是「罪魁」，或是」巨匠」。
但如果我們能夠以理性和歷史眼光看待胡適，就有可能超越左右，超越黨派，超越海峽，對其評價就容易趨於一致。
對胡適的認識，繞不開以下兩個問題：
胡適與蔣介石，這是影響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兩位人物。
從1932年的正式交往到1962年胡適逝世，胡適與蔣介石，30年的互動來往，對立與合作，共事與批評，信任與衝撞，幾乎構成了30年交往歷史。
倆人關係錯綜複雜，一言以蔽之，可謂「道不同而相為謀」。
1928年，南京政府取得了形式上的統一後，開始以D治國的歷史，胡適那時還沒有與蔣介石有任何往來。他在報刊上撰文，公開批評蔣介石的黨治，他這一期間的著述較為集中體現在其《人權論集》中。
他直接指斥蔣介石等：
生平從來不懂得什麼是民主，就應該到民主的私塾裡上學，好好用功進修一下。
胡適的批評引起了激烈的反彈，即遭受到國民黨一D專制的黨文化的全力圍堵，雜誌沒收，文章被禁。
胡適於1932年與蔣介石正式來往，也在以後獲得了蔣的某些信任，並在抗戰期間擔任駐美大使，代表中國尋求美國的支持。但即使是在信任、合作期間，胡適始終沒有放棄對蔣及其威權體制的批評。
▲胡適在美國當大使的日子
胡適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一輩子的宗旨，認為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而做人卻要在有疑處不疑。與蔣介石的交往，一直沒有離開言論自由、民主憲政和保障人權等重大問題。
他不相信權威，不相信捷徑，不相信有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不相信社會主義，也不相信「知難行易」的三民主義。
他相信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相信有幾份證據，說幾分話；他相信，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新中國成立前夕，胡適既不願意留在中國大陸，也不願意追隨蔣介石到臺灣，他跑到美國當寓公去了。
我們可以設想，胡適如果留在大陸，1957年的坎是過不去的；即使能夠躲過1957年，是斷不能躲過文革。
直到1958年，經過友人勸說，胡適回到臺灣當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長。
但即使回到臺灣，他仍然和蔣介石有著深刻的民主與專制的分歧與矛盾，並時時受到攻擊。
上個世紀60年代初在臺灣發生的「雷震與《自由中國》」案，與胡適密切相關。胡適是雷震的摯友，也是《自由中國》的大力支持者和發行人，《自由中國》的辦刊宗旨就是胡適確定的：其宗旨就是向全體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促使整個中國成為「自由中國」。
195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70歲生日。《自由中國》特別出版「祝壽專號」，發表了胡適、雷震等人撰寫的十幾篇文章，批評蔣介石大權獨攬，要求限制「總統」權力、實行「責任內閣制」，取消軍隊中的國民黨組織等。這下大大觸怒了蔣介石和其代表的威權體制。
1960年9月4日，臺灣省警備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籌組中的「中國民主黨」也胎死腹中。10月3日，臺灣當局判處雷震有期徒刑10年，出版了290期的《自由中國》雜誌也正式停刊。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雷震案與《自由中國》事件。
胡適一直主張在臺灣成立一個反對黨，以便有所制約。
1951年5月，胡適給蔣介石寫了一封長信，提出了對臺灣民主化的看法。他建議「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且也提及要「蔣先生辭去國民黨總裁」等。對此，蔣介石回信中贊成了他的部分觀點，卻對憲政和黨派問題避而不談。正是蔣的拒絕，胡適轉而支持雷震組建新黨，但卻超越了蔣介石所能承受的底線。
1960年，74歲的蔣介石面臨著一次重大的選擇——是退居幕後，還是違憲連任「總統」？
然而，蔣介石做出了繼續前臺執政的抉擇。胡適對蔣的戀棧不去十分不滿，他曾建議蔣，「給國家樹立一個合法的、和平的轉移政權的風範」，但蔣卻沒有接受胡的建議，也沒有意願要顯現出這樣風範。
胡適自詡為忠言直諫的書生，蔣介石對胡適也給予了禮遇和容忍，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其批評和諷諫。
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臺灣就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蔣介石出席儀式並致詞，胡適當場表示異議，令蔣氣憤之至。在日記中，蔣批評胡適真是一個狂人，也是有生以來第二次遇到的難堪。
但蔣公還是有一些雅量的。胡適去世後，蔣介石出席追悼會，並親自寫了輓聯——
適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
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近代以來中國存在著一股「全盤西化思潮」。
胡適是這股思想的「始作俑者」和代表人物，這似乎已成為當今人們共識。
在很長時期，「全盤西化」不僅是一個文化問題，更曾被說成是一個嚴重的、具有敵我矛盾性質的政治性罪名。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批胡適運動，到八九十年代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在當下，批判各種反社會主義思潮，「全盤西化」都是最主要的罪名。每批判一次「全盤西化」，必把胡適拉出來陪綁打屁股。
胡適是「全盤西化論者」似乎已成為定論。但事實如何，需要專作一些探討。
胡適出道並成名於其提出的文學革命，進而推進了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胡適不是一個「全盤西化論者」。
1917年胡適在他用英文寫成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中，就明確反對用西方所謂「新文化」來全盤取代中國的「舊文化」。
新文化運動導致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面臨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怎樣對待外來的西方文化，怎樣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及如何處理好中西文化的關係等問題。
1929年，胡適在《中國基督教年鑑》用英文寫了一篇題為《中國今日的文化衝突》一文。胡適在回憶這件事時寫道：
這幾個月裡，我讀了各地雜誌報章上討論「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的爭論。因此我又想起了五六年前我最初討論這個文化問題時，因為用字不小心，引起了一點批評。
我指出中國人對於這個問題，曾有三派的主張：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選擇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說，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為過去，沒人主張了。但所謂選擇折衷的議論，看去非常有理，其實骨子裡只是一種變相的保守論，所以我主張全盤的西化，一心一的走上世界化的路。
胡適的這篇文章，受到了潘光旦先生的批評。為此，胡適回應說：
我現在很誠懇地向各位文化討論者提議：為免除許多無謂的文字上或名詞上的爭論起見，與其說「全盤西化」，不如說「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數量上即是「儘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
詳細地、深入淺出地說明了變「全盤西化」為「充分世界化」的三個理由。
胡適認為，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
胡適沒有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主張全盤西化，但他反對抱殘守缺，並強調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有一套科學的方法。胡適更主張充分世界化，這是符合時代潮流的。
胡適是庚款留美第二批學生。他在康乃爾大學讀書5年，把那裡看作「第二故鄉」。
由於長期在美國學習，胡適對西方文化，特別是美式文化、美式民主有著強烈的親切感。
▲胡適的書房
但同時，胡適又是中華文化的一代宗師。所涉獵的學科有中國哲學、史學、文學等，在其所涉獵的學科，他都有著重大的貢獻。
——胡適對中華文化、特別是對中華傳統文化有過嚴厲的批評，但這種批評實際又是建立在對中華文化的熱愛的基礎上。
胡適的文化取向呈現出二元性的特點：既要向西方學習，擁抱西方文化的價值體系，又自覺悟或不自覺地依戀於傳統的價值，無法完全從傳統的網羅中衝破出來，學習西方的吶喊不時被回歸傳統的吆喝聲所校正和吞沒。
胡適選擇「充分西化」或「全力西化」為中國文化的根本出路，就其思想認識根源來看，實際與當時中國的貧困落後的時代背景有關。
正是中國的貧困落後，在一些人中形成了民族文化自卑心理。對中國的文化反思，加深了人們對中國文化「惰性」特徵的認識。就胡適的思想分析，實際是全力歡迎和接受西方的近代文化，讓中國的古老文化在與這一新文明的密切接觸和自由交流中，吸取新的成分，除去沉痾痼疾，創造出適應新時代的新文化。
胡適紀念館給參觀者提供的「胡適的精神」小冊子寫到：
在胡適的著作中，雖不乏對中國文化的嚴厲批評，和對西洋文明的熱烈讚揚，但這種種都絲毫不影響他對中國文化的依戀和愛護。他一生的終極關懷始終是中國文化的重建和再造。
從中國幾千年文化發展的歷史看，並對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進行分析，中國傳統文化從來就沒有全盤西化的基因，中國文化有著很強的過濾功能和對外來文化的改造功能。
對中國文化傳統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贊同全盤西化主張的。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卻曾經走過一段全盤西化的彎路。就是將一個德國人，即卡爾·馬克思在19世紀創立的一種學說全盤接受，不考慮時間地點和環境的變化，因而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毛澤東在1930年寫的《反對本本主義》一書中指出：
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踐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1931年-1934年，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實際是全盤西化或者更確切表達是「全盤馬化」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損失，促使全黨深刻反思。在1935年召開的遵義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獨立自主地提出和解決了中國革命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會議通過的決議，就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國情結合，按當下的說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實際上，現實生活中特別需要注意的則是另一個傾向，即對人類政治文明的完全排斥或以「特殊國情」論而加以排斥。
「特殊國情」論並不新鮮，無非是說民眾文化程度不高，參政議政能力太低，容易「不明真相」，中國民眾需要被「代表」。
100多年前，清末的立憲派就對此種論點作了充分批判。
▲清末立憲派
實際上，改革開放35年來，中國公民的民主意識、政治參與意識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近年來中國政治發展的若干實踐中，從村民自治的深化，到鄉鎮長直選、鄉鎮黨委書記競選，中國近年來基層民主紮實有效的推進，以及中國臺灣地區的民主從無序到有序說明，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規律完全適用於中國，在這方面，中國不存在任何特殊。
區別只是在於，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規律適用於中國，必須與中國國情結合，其表現形式與他國可能不盡相同。中共18大提出的，要「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而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必須與中國具體國情相結合，這應當看作是一個真理性的認識。
自由民主的理想體制，充滿寬容、深富人情味的文明社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來的。
但如果不去做，民主也就永遠只能是一種理想。所謂高端民主和低端民主，實際是民主發展的不同階段。
即使被稱為民主國家的典範美國，其體制歷經兩百多年，到今天依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
問題是，民主可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不民主，或反民主，帶來的問題顯然與民主制度出現的問題不是同一層級，不是同一性質的問題，不可同日而語。
▲書桌前的胡適
胡適紀念館給參觀者提供的「胡適的精神」小冊子中還寫到：
胡適思想在今日依舊是所有獨裁和暴力的死敵。我們深信，只要中國人對自由，民主，理性，科學的追求不死，胡適思想就有它不死的時代意義。
胡適的名言警句中 ，有：
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一個骯髒的國家，如果人人講規則而不是談道德，最終會變成一個有人味兒的正常國家，道德也終會回歸；一個乾淨的國家，如果人人都不講規則卻大。
這樣的名言警句，在今天難道不促使你思考和回味?
胡適在中央研究院的同仁聯合撰寫了祭文，在對其一生的業績給予充分的褒獎後，祭文寫到：
我們懂得你的用心：你是要國人踐孔子「知恥近乎勇」的格言，你是和手創民國的中山先生一樣，要喚起這個知識、道德「都睡了覺的民族。
我們懂得你的刺耳警心的言論，不是對國家尊嚴的傷害，而是一個再造文明、復興民族的關鍵。
臺灣中央研究院為他們已故的院長撰寫了墓志銘。墓志銘內容是：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工，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在這裡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先生千古
2013年5月22日下午，下午3點至5點，雨水一直不停。整個紀念館除了館裡的工作人員外，只有筆者一位參觀者。也十分感謝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一位蘇姓小組，她為我提供了一把傘使我能夠在在雨中憑弔胡適。
在胡適與其夫人江冬秀合葬的墓前，也只有筆者一位憑弔者。筆者走近胡適，希望能與其交流。但短短的時間，筆者企圖讀懂一些胡適，但讀懂了嗎？讀懂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