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羅爾綱的最初相識，是在1927年，羅爾綱看到中國公學的招生廣告，便致信校長胡適，進而成為中國公學中文系的學生，從此，兩人之間開始了一段「師徒如父子」的情緣。
1930年4月，羅爾綱畢業，他寫信給胡適，希望胡適能介紹他到研究院工作，胡適回信告訴他上海沒有研究院，並表達了想請羅爾綱到自己家中幫助整理父親胡鐵花遺稿及輔導兩個孩子學習的願望，羅爾綱當然是極願意的，於是，這年的6月初，他便搬進了胡適家。雖然羅爾綱只是一個整理資料的青年人，但胡適對他卻極為尊重，羅爾綱曾深情地回憶道：「我不過是一個家庭教師和書記，地位十分卑微，而胡家卻常常名流滿座，適之師卻早為我顧到這點。每逢當我遇到他的客人時，他把我介紹後隨口便故意把我誇獎一兩句，使客人不致忽視我這個無名位的青年人……適之師愛護一個青年人的自尊心，體貼到這種地步，叫我一想就感激到流起淚來。」胡適作為一個大學者，如此感情細膩、善解人意，使羅爾綱非常感動：「我還不曾見過如此一個厚德君子之風，抱熱忱以鼓舞人，懷謙虛以禮下人，存慈愛以體恤人；使我置身其中，感覺到一種奮發的、淳厚的有如融融的春日般的安慰。」
胡適對於羅爾綱的學術事業也極為用心，1932年2月，羅爾綱將自己的《春秋戰國民族史》給胡適看，胡適當即指出了其中的錯誤，並鼓勵羅爾綱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因為近代史的史料豐富、易出成果，胡適的這個建議，使羅爾綱後來成了太平天國史專家；羅爾綱重入師門時，告訴胡適自己正在從事太平天國史研究，胡適很高興，羅爾綱拿出自己寫的《黃畹考》，胡適看後認為證據不足，讓羅爾綱再做深入研究，並將此文推薦到北大《國學季刊》上發表；1936年，羅爾綱在《益世報》上發表了《金石萃編唐碑補訂偶記》，胡適看了大不以為然，當即給羅爾綱寫了封信，批評他「不該輕視武億、王昶」，羅爾綱因此感嘆道：「他教我知道，以後做人律己要嚴，待人要寬恕。」
在個人生活方面，胡適對羅爾綱也十分關心，1931年9月，羅爾綱因母親病重回鄉，行前給胡適寫了一封信表達感激之情，胡適看罷立即回了信給他，在信中寫道：「你覺得家鄉環境不適宜你做研究，我也贊成你出來住幾年。你若肯留在我家中我十分歡迎。但我不能不向你提出幾個條件：（一）不可再向你家中取錢來供你費用。（二）我每月送你四十元零用，你不可再辭。（三）你何時能來，我寄一百元給你作旅費，你不可辭。如此數不敷，望你實告我。」殷殷之情、感人至深。
羅爾綱曾經對胡適產生過誤解，但胡適並沒有因此與羅爾綱鬧翻，表現出了長者博大的胸懷，1936年，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蔣廷黻從政，打算邀請羅爾綱去清華代替他教書，羅爾綱當然十分歡喜，然而，出乎羅爾綱意料之外的是，胡適竟然堅決反對羅爾綱去清華教書，羅爾綱因此對胡適產生了誤解，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賭氣不再去胡適家問學請教了。後來，羅爾綱還是去了胡家，胡適當面向羅爾綱解釋了自己不同意他到清華任教的原因：「爾綱你生氣了，不上我家，你要知道，我不讓你到清華去，為的是替你著想，中國近代史包含的部分很廣，你現在只研究了太平天國一部分，如何去教人？何況蔣廷黻先生是個名教授，你初出教書如何就接到他的手？如果你在清華站不住腳，你還回得北大來嗎？……」胡適語重心長、充滿了慈愛；羅爾綱聽得「一腔熱淚，湧上眉睫」。
1943年3月，羅爾綱受教於胡適的專書《師門辱教記》脫稿，並於1944年出版，在這本書中，羅爾綱表達了自己對胡適的感激之情，「那片教學生的苦心卻是可見的。胡適對我的督教往往如此。這種督教，嚴似冰霜，卻也煦如春陽。令人向上，使人奮發」。胡適讀完此書後也很激動，在給羅爾綱的信中，他寫道：「這部自傳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三十五個榮譽博士還大。」1962年2月24日，胡適還將《師門辱教記》贈送給幾位科學家，四個小時以後，胡適便去世了，足見他對羅爾綱的重視。
蘇格拉底辭世時，柏拉圖說：「老師死了，我們都成了無父的孤兒。」自古有「師徒如父子」之說，但真要做到這一點，卻並不容易，然而，胡適與羅爾綱之間的情分卻為這句話做了最完美的詮釋，見證了人世間最偉大的師生情，多年以後，我們仍然為他們的師生情誼所深深感動。
原載《南京大學報》，作者
唐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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