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全家福，前排胡適與江冬秀，後排（從左到右）胡思杜與胡祖望
胡思杜是胡適的小兒子，1921年12月17日出生。胡適為次子取名「思杜」，是為了表示對恩師美國哲學家杜威的感念之情。
胡思杜幼時頑皮，不好讀書，喜歡玩樂，好交朋友。但思想活躍，曾做過胡思杜家庭教師的羅爾綱在晚年著作《胡適瑣記》中說胡思杜從小就有進步思想，比較愛國、熱愛魯迅等等。
1939年，胡思杜隨母親避難上海，胡適委託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
1940年11月9日，這位竹姓朋友寫信告訴胡適：「小二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趕快注意。」
胡適遂於1941年5月安排思杜到美國教會學校——海勿浮學院就讀。胡思杜在美國呆了8年，無心讀書。回國後，胡適的許多朋友都積極替他介紹工作，但胡適以「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為由婉言謝絕，只同意胡思杜到北大圖書館工作，意在讓他能多讀點書。
1948年初，平津形勢危急。蔣介石親自打電報催促胡適飛抵南京，並派出專機飛到北平接胡適和梅貽琦（清華大學校長）等人南下。胡適決定走，但胡思杜卻不願意隨父母南行，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胡適夫婦沒法，只給思杜留下許多細軟和金銀首飾，說是讓思杜結婚時用。那年胡思杜已27歲。
北京解放後，胡思杜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學習。1950年9月，國內掀起一場「胡適思想批判運動」，許多留在大陸的知名知識分子紛紛撰寫文章，表明「批胡」的立場。作為胡適的兒子，思想進步的胡思杜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會，表現十分積極，他不僅到堂舅江澤涵家取走了父母留給他的那一皮箱財物，上繳給組織，說「他以後用不著這些東西了」，「向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同時他還說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江澤涵語）。他還在報上發表了《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批判父親：「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斥罵父親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宣布與胡適脫離父子關係：「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受到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
1952年11月，胡適應臺灣大學和臺灣師範學院的邀請，自美國飛抵臺北講學。蔣介石專門邀請胡適吃飯，並拿出香港《大公報》上胡思杜批胡適的文章，胡適笑著說：「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
胡思杜原以為與父親胡適劃清了界線，就可以過上平安的日子。後來嚴酷的現實粉碎了他的幻想。
當時，國內批判胡適是「文化漢奸」、「妖怪」、「套著美國項圈的走狗」、「最無恥的賣國賊」。當然，胡思杜也要承受著「漢奸」「走狗」「賣國賊」的兒子的罵名。
不久，胡思杜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在「馬列部」任歷史講師。在那裡，胡思杜非常積極努力地工作，想為父親「贖罪」。但由於他是胡適的兒子，所以他仍被視為異類。人們怕受牽連，對他總是迴避，沒有人敢與他接近。堂兄胡思孟回憶說：「思杜也沒有對象（女朋友），找不到對象。別人一介紹，女方一聽他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女方都不願意了。」胡思杜直到30多歲了仍孤獨地單身度日。
1957年，在反右運動已拉開序幕之後，胡思杜竟然還做著入黨的迷夢。就在他積極主動地給單位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後，學院領導卻說他是向共產党進攻，將他定為右派分子，並把他與父親胡適一齊批判。自此，胡思杜一下子由擁護中共的積極分子，成了「漢奸」、「走狗」、「賣國賊」胡適的餘孽和階級異己分子。
胡思杜對沒完沒了的批判深感困惑和委屈，他認為自己早在幾年前就已經公開宣布和父親劃清了界線，就可以擺脫父親的陰影，為何還要把自己與「人民的敵人」捆綁在一起批判？他百思不得其解，終於絕望了。於是在一封留給了遠房堂兄胡思孟的遺書中寫道：「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錢。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
1957年9月21日，年僅36歲的胡思杜精神徹底崩潰，上吊自殺。胡思孟趕到他所在單位的時候，只見大院牆上貼滿了批判胡思杜和胡適的大字報。領導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殺」。幸虧胡思孟是個工人，才敢於收殮他的遺體，在郊外的空地上挖了個坑把胡思杜草草掩埋，總算入土為安了。
在暴風驟雨般的「反右」運動中，一個正在進行批判的右派分子自殺，只能認定是「自絕於人民」。胡思杜死後，媒體沒有任何報導，無聲無息，在海外的胡適一家當然無從知曉。後來胡適雖然聽到一些片言隻語的傳聞，但他總是將信將疑，不敢確信。1962年2月24日晚，胡適心臟病復發，在臺北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館逝世。2月26日，她的長子祖望聞訊從美國趕回臺北，在瞻仰父親遺容，行過跪拜禮後，轉回家中，安慰母親。母子見面抱頭痛哭，江冬秀問：「思杜兒也知道你父親的死訊嗎?」祖望低聲答道：「他已先於父親離世了！」江冬秀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追問「你說什麼?」 祖望說「我是在美國聽大陸上來的人講的，我怕你們傷心，一直沒敢寫信告訴你們。」江冬秀頓時昏厥過去，好不容易才搶救過來。
文革後期，胡祖望從美國給尚在大陸的堂舅江澤涵夫婦寫信，了解他們的近況，並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著。但當時的江澤涵夫婦一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頭，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帶來災禍，於是就把這封信交給了學校的領導，不敢直接給美國的外甥胡祖望回信。
1980年11月，經有關部門重新審查，胡思杜的冤案終於獲得平反昭雪。然而，胡思杜已含冤自盡23年了。
胡適長子胡祖望早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後入美國康奈爾大學主修機械工程。畢業後服務於美國斯都德貝克汽車廠，後擔任中國航空公司的工程師、臺灣駐美國機構「經濟參事」等職。1980年退休。夫人曾淑昭，一子胡復，胡氏祖孫三代都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胡祖望一生事業有成，家庭美滿幸福，2005年3月12日病逝於美國，享年八十六歲。
胡適次子胡思杜的命運就悲慘多了。1939年6月27日，江冬秀對胡適說：「小三（胡思杜）死沒出息，他要學政治，日後做狗官。」可悲可嘆的是，胡思杜不僅沒有做成狗官，最後卻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用一根冰冷的繩索結束了自己36歲的生命，而且落了個「畏罪自殺」的惡名！
胡適夫婦生前時時牽掛留在內地的次子，胡祖望也沒有忘記煢煢孑立、36歲即自殺身亡的弟弟。祖望生前曾表示，願死後葬在臺北的父母墓旁，並與弟弟相伴。在胡適夫婦墓地的東南側，有一塊胡祖望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約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紀念碑。胞兄祖望泐石。」
胡氏同胞兄弟的不同命運，令人感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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