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好不容易發表了一篇重量級文章，備受吹捧，卻遭到老師一頓嚴訓，更妙的是學生竟感激萬分，以有這樣的師教為幸。這樣的事情聽起來就像天方夜譚一樣，卻是近代教育史上真實發生的事情。
20世紀30年代，廣西貴縣人羅爾綱從上海中國公學畢業後，因受校長胡適賞識，被留在胡適身邊幫忙。胡適交給羅爾綱兩個任務：一是幫助整理胡父遺稿；二是教胡適的兩個兒子國文。期間，羅爾綱得以瀏覽胡適的全部藏書，並在學術研究的起步階段得到了學界一哥胡適的全面指導。
這一段時間長達數年，給羅爾綱深深打下了「胡適弟子」的烙印。不過，據胡適所言，「爾綱做學問的成績是由於他早年養成的不苟且的美德」，他並未給羅爾綱開什麼小灶，也無啥秘籍可傳，「如果我有什麼幫助他的地方，我不過隨時喚醒他特別注意：這種不苟且的習慣是需要自覺的監督。偶然一點不留意，偶然鬆懈一點，就會出漏洞，就會鬧笑話。我要他知道，所謂科學方法，不過是不苟且的工作習慣，加上自覺的批評與監督。良師益友的用處也不過是隨時指點出這種鬆懈的地方，幫助我們自己做點批評督責的工夫。」
那時候，羅爾綱在《大公報·圖書副刊》發表了《聊齋文集的稿本及其價值》書評，他認為「《聊齋文集》的價值，就這部新編的二百十九篇來看，其中只有《述劉氏行實》一文是一篇好文章……」
胡看到這篇文章後，他指出：「聊齋《述劉氏行實》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文集裡好的文章還有不少。」胡適還當面批評羅爾綱「太武斷」，「一個人的判斷代表他的見解。判斷的不易，正如考證不易下結論一樣。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給人家推翻。」羅爾綱恭恭敬敬地將胡適的教訓記在了這篇文章上面。
後來，羅爾綱又在《中央日報·史學副刊》發表了《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由來》，頗受一些人吹捧，其中有一段論述清代士大夫好利風氣的形成是由於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並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燾的話來論證。胡適看到篇文章後，非常生氣，寫了一封長信嚴厲地責備羅爾綱：「這種文章是做不得的。這個題目根本就不能成立。」「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話：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一分證據只可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然後可說三分話。治史者可以作大膽的假設，然而決不可作無證據的概論也。」
胡適的嚴厲批評讓羅爾綱警醒，治學上從此更為嚴謹，他後來回憶當時的心情曾如此說道：「師恩如春陽，我好比一株飽受春陽煦育的小草，叫我怎能說得出我的感激哩！」
後來，羅爾綱在史學研究上卓然成家，出版社邀請他寫自傳，他於是專門把受教於胡適門下五年的經歷，寫成了一本小冊子，並取名為《師門辱教記》。這本書出版後，胡適對人說：這本小小的書給他的光榮比他得到35個名譽博士學位還要光榮。晚年，他還把羅爾綱的這本《師門辱教記》改為《師門五年記》自費付印，作贈送朋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