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按理他那時應該規規矩矩搞『哲學』,把個『哲學博士』讀完再說。他不此之圖卻丟下正當『莊稼』不搞,而去和陳獨秀、蔡元培『撈魚摸蝦』。
熟悉「谷歌圖書」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數字圖書資料庫,裡面的圖書基本都配有掃描的書影,包括一些稀見的版本。前不久筆者在其中檢索胡適的英文著作《先秦名學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的時候,偶然發現一張此書的初版本書影,雖然掃描得不夠清晰,但仍能看到上面貼著的一張小紙片上,印著這樣一句英文: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the Faculty of Philosophy, Columbia University.
中文意思是:「呈交此本以滿足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授予哲學博士學位的要求之一。」
了解胡適著作的人都知道,《先秦名學史》就是胡適當年(1917年)在哥大畢業時的博士論文。略懂圖書版本的人,從這張書影也能看出,這是一冊1922年上海亞東圖書館的初版本。那麼,自然地出現了一個問題:一本1922年出版的書怎麼會呈交哥大用來滿足1917年畢業生授予博士學位的條件呢?
胡適,圖源網絡。
其實,這牽扯到胡適究竟何時獲得博士學位的一樁公案。為此1970年代末還發生過一場小小的爭論,一時間沸沸揚揚,似乎連胡「博士」的真偽都成了問題。其實早在1950年代,袁同禮在編《中國留美同學博士論文目錄》的時候,就請正在哥大求學的唐德剛去查校方有關博士畢業生的檔案。唐德剛在哥大的檔案記錄裡查了一遍,查明胡適的正式學位記錄「是1927而非1917」。唐德剛在1977年發表的《回憶胡適之先生與口述歷史》中說:「按理他那時應該規規矩矩搞『哲學』,把個『哲學博士』讀完再說。他不此之圖卻丟下正當『莊稼』不搞,而去和陳獨秀、蔡元培『撈魚摸蝦』。撈得熱鬧了,他就甩下哥大這個爛攤子不要,跑回北大做教授去了。一時聲名赫赫,《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版的封面上也印出了『胡適博士著』的頭銜。其實那時他在哥大的註冊記錄上仍然只是個『博士候選人』或如今日很多人的名片上用的『待贈博士』,離正式學位尚差一大截。胡先生這個『待贈』階段一直維持了十年。到1927年他再到紐約時才攜來一百本1922年在上海印刷出版的博士論文,由杜威玉成,經過補交手續,始由校方正式頒予『哲學博士』學位的。胡氏原先在哥大註冊時的英文名字是Suh Hu,拿學位的名字則是Hu Shih,二名分用,在哥大校史上可能也是沒有前例的。」此文發表後,引起了海內外一些報刊的注意,把「胡適非真博士」當新聞來吸引眼球,一時間議論紛紛。
其實事實並不複雜。根據哥大富路得教授(Luther C. Goodrich)的證詞,胡適讀博士的時候,哥大有一項規定,即博士畢業生須向學校呈交論文副本一百份。胡適1917年5月底已通過最後考試,履行完這道手續,就可以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了。但是他急於歸國,並未呈交論文副本,就在6月份匆匆離美,應蔡元培之邀到北大任教去了。直到1927年再來美時,才向哥大補交了論文副本,在這年的畢業典禮上接受了博士學位。所以,胡「博士」是真的,只是推遲十年而已。
那麼,谷歌圖書中的這張書影,顯然來自1927年胡適呈交給哥大的那一百冊。貼在書前的這張小紙片,應該是呈交校方之前臨時貼上去的。這可算是補交論文一事的物證。
亞東版《先秦名學史》初版於胡適歸國後的1922年,為大三十二開本平裝本,灰色封面,正文一百八十七頁。署名「國立北京大學哲學教授Hu Shih(Suh Hu)」,兩種姓名拼法並列。筆者先後收藏到兩冊亞東版《先秦名學史》,均購自美國舊書商,且均已改裝為精裝本,看來像是圖書館改裝的。其一初版,是美國著名數學家George D. Birkhoff舊藏,是否是那一百冊流散出來的,不能確定。其二是1928年再版本,是漢學家賓板橋(Woodbridge Bingham)舊藏,他1936年1月3日曾請胡適到其在北京的家中吃飯,胡適日記中說「此君少年老成,好學而深思,很可敬愛」。因為只有賓板橋的印章,並無籤贈,也不能肯定就是胡適贈書。
亞東版除收入論文之外,多出了「前言」和「說明」。「前言」指出他使用新方法研究傳統材料時遇到的困難及如何解決這些困難。文末註明「1917年6月寫於『日本皇后號』輪上」,那麼這是胡適在橫渡太平洋回國的船上寫的。
「說明」則是1922年1月在北大寫的,其中提到了他回國後將論文改寫為中文版的情形:「這部有關中國古代邏輯方法之發展史的論文,是1915年9月至1917年4月間在我的紐約住處完成的。論文被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接受,作為獲得博士學位需滿足的條件之一。自1917年6月歸國以來,我繼續進行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研究,並將研究成果收入《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該書兩年內重印七次,銷行一萬六千冊。兩書研究的是同一歷史時期,這部較早完成的英文論文之內容,基本都為該書所用。」那麼,英文《先秦名學史》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前身,而後者可視為前者的增補版。
胡適還寫道:「四年來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對這部論文進行徹底的改寫。但到目前為止,由於工作的壓力,這個願望未能實現。在中國的一些英美朋友讀過論文的原稿,他們一再勸我出版此書,因為它寫成已四年了。現在我不太情願地決定將其付梓。可告慰的是,這部論文的主要觀點,及其處理原始資料的批判性方法,得到了中國學者們的熱切讚許……」 胡適改寫其博士論文的願望,最終沒有實現。(文/荊江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