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紀念館陳列室內展出的胡適銅像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陳潔：去年（2016年）12月您的博士論文《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思想研究》獲得了首屆海峽兩岸「胡適獎學金」一等獎，我不確定這是不是大陸學者首次獲得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的獎項，但在胡適研究領域，您是第一個獲此獎項的人。正如李歐梵先生所說，「中央研究院」的獎不是隨便發的，這至少說明了海峽兩岸胡適研究專家對您的認可。能否請您談談這次獲獎的情況？
席雲舒：我感到很慚愧！獲得這個獎項，一是純屬僥倖，二是評委專家對我的錯愛。2016年1月下旬，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和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的網站上同時登出了「胡適獎學金論文徵集啟事」，徵集2011-2016年國內各高校有關胡適研究的博碩士學位論文。起初我並不知道，直到3月份我的導師李玲教授把這個信息轉給我，我也沒太在意。因為我一直想抽時間再把博士論文好好修改一下，從2013年5月論文答辯結束後，我都在忙於胡適英文文獻的整理和翻譯工作，始終沒能抽出時間修改我的博士論文，因此我並沒有打算參加這次徵文評獎。況且我覺得徵文評獎應該是年輕人的事，我已經在高校和出版界工作了十幾年，跟年輕人去爭這個獎項，如果不能獲獎，那只能說明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已經被拍死在沙灘上；即使能獲獎，也不能說我比年輕人高明，當他們到了我這個年齡，學問肯定會做得比我好。
這次徵文的截止時間是2016年5月31日，我並沒有寄去我的博士論文。然而到了6月22日，我忽然收到評獎專家委員會聯繫人何卓恩教授的郵件，說讓我把博士論文寄過去參加評獎。我事後了解到，當時正在英國做訪問研究的歐陽哲生教授看到了參評論文名單，歐陽教授是胡適研究會會長，也是這次評獎的評委之一，他看到參評論文名單裡面沒有我，就告訴何卓恩教授說裡面缺了一篇重要論文，於是何教授就來信讓我把論文補寄過去。論文寄過去之後，經過由復旦大學歷史系章清教授、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吳根友教授、安徽大學歷史系陸發春教授、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田彤教授、許小青教授、何卓恩教授等知名學者組成的初評專家委員會評審，歐陽哲生教授人在英國，也出具了書面評審意見，後來又經過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主任潘光哲教授等專家複評、終評，最後把我的博士論文評為一等獎。其實獲二等獎的林建剛博士和張書克博士的論文也都非常好，他們比我更年輕、更有學術潛力。
關於我的博士論文內容，2016年12月20日我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表的演講裡面已經做了扼要介紹，這篇演講被2017年1月4日《中華讀書報》摘登了一個整版，不到7000字，演講全文大約11000字，這次《關東學刊》要把這篇演講全文，連同去年12月17日我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頒獎典禮上發表的「獲獎感言」一起刊登出來，我很感謝！我剛才說過，我還想對博士論文做進一步修改，因此我並不認為我的博士論文已經盡善盡美。這幾年我做的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其實是我的博士論文的副產品，就是對胡適英文散佚文獻的搜集、整理和翻譯、研究。2011年我確定博士論文選題後，就開始搜集胡適英文散佚論著，幾年下來，我先後從世界各地搜集到150餘篇胡適生前發表過的英文佚文，以及70餘篇未刊英文手稿。這裡面不包括他的中文英譯文章。我已經提供了十餘篇給《胡適研究通訊》刊登出來，這些英文佚文絕大部分都是學界所不知道的，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我在「獲獎感言」裡曾說過，較之獲獎的博士論文，我更願意把這個獎項看作是各位專家評委對我搜集整理胡適英文散佚文獻的鼓勵。
陳潔：您搜集整理胡適英文散佚文獻，雖然還沒有出版，但已在海內外胡適研究界產生了很大影響，《胡適英文文存》和《胡適未刊英文遺稿》主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周質平教授對您的這項工作評價非常高，「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主任潘光哲教授也說您是「胡適英文文獻發掘與整理工作的第一人」。能否請您介紹一下您是怎麼想到要去搜集整理胡適英文散佚論著的？
席雲舒：潘光哲教授的評價太高，我擔當不起。要說「胡適英文文獻發掘與整理工作的第一人」，無論如何都應該是周質平先生，我只是在周先生工作的基礎上做了一些查漏補缺的工作。
要說我怎麼想到去搜集胡適英文散佚論著的，這要感謝歐陽哲生教授。我的博士論文本來打算研究胡適的「實驗主義」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化問題中的應用，因為我覺得中國的現代化問題，缺的不是觀念，而是科學的方法，胡適倡導的「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主要是由於他有切實可行的方法，這個方法或許能夠為我們未來的現代化道路提供借鑑。我把這個想法報告給歐陽哲生教授，歐陽教授認為這樣寫可能會顯得很散，因為胡適的研究領域很多，每個領域他都運用了「實驗主義」方法，不太容易從整體上把握。歐陽教授說胡適的英文著作還很少有人研究，他建議我去研究胡適的英文著作。我讀了胡適的英文著作、日記，以及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以後，發現他在英文文章中講得比較多的是Chinese Renaissance，例如他生前出版的第二部英文專著，也是他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學Haskell Lectures的六次演講，書名就是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中國的文藝復興》），1946年2月，他在康奈爾大學Messenger Lectures的六次演講，題目則是
The Intellectual Renaissance in Modern China（「現代中國的理智再生」），此外還有很多單篇的文章。這些英文論著幫助我確定了博士論文的題目。
然而我繼續翻閱他的日記、《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等文獻，發現他還有不少英文論著沒有被《胡適英文文存》和《胡適未刊英文遺稿》收錄，也沒有被安徽教育版《胡適全集》收錄，於是我就去查找這些文章。這一方面是為我的博士論文準備材料，另一方面，我作為一個在出版界工作過多年的人，也很了解這些英文佚文的出版價值，所以我很想把這些佚文搜集起來整理出版。沒想到這個工作一做就是好幾年，到現在還沒有做完。這些英文散佚文獻裡，對我的博士論文幫助最大的，是他1956年秋學期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所做的題為Chinese Renaissance from One Thousand A.D.to the Present Day（「近千年來的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十次演講，這些演講稿都是手稿，我請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達拉斯分校的郭欽博士整理並翻譯出來，我又做了詳細的校訂和注釋。後來我在李玲教授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論文《胡適「中國的文藝復興」思想研究》的寫作，原先打算做的胡適的哲學方法論研究則成了博士論文中的一章。
《胡適英文文存》
陳潔：您剛才說您搜集到的這些胡適英文佚文絕大部分學界都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缺少文獻記載？您也提到了周質平先生的工作，除了周先生主編的《胡適英文文存》（三冊）和《胡適未刊英文遺稿》，安徽教育版的《胡適全集》裡面也有5卷英文論著，這幾種文集裡一共收錄了多少篇英文文章？前人在這方面還做過哪些工作？
席雲舒：對胡適英文文獻的搜集整理，貢獻最大的當然是周質平先生，周先生主編的《胡適英文文存》和《胡適未刊英文遺稿》是對胡適英文論著的首次集中整理，《胡適英文文存》（三冊）共收了147篇文章，《胡適未刊英文遺稿》收了66篇文章，當然裡面有幾篇屬於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後來安徽教育版《胡適全集》裡面的5卷英文著作，主要就是以周質平先生主編的這兩種文集為基礎的，又增加了一些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保存的胡適英文資料，總共是239篇文章，裡面也有幾篇屬於重複收錄的。這幾種文集裡面，剔除掉重複的篇目，不重複的應該是259篇文章，其中包括他的兩部英文專著。
之所以會出現重複收錄的情況，主要是胡適的一些文章和演講，有的是在某報刊發表後，又被其他報刊摘要刊登，有的是幾家報刊把他的講稿拿去，分別做了不同的刪節處理，也有的是記者現場記錄後整理發表的，因此就出現了同一篇文章的不同版本。有幾篇文章《胡適英文文存》裡收錄了一個版本，《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裡又收了另一個版本；《胡適全集》裡也有類似的情況。另一種是他的未刊英文手稿，他做過幾次修改，有的甚至是整段推翻了重寫，但由於他生前沒有發表過，《胡適全集》的整理者不清楚哪一份是最後定稿，所以就全都收錄進去。這種重複的情況在我的統計數據裡，都只算作一篇文章。我覺得比較好的處理辦法是，以其中某個比較完善的版本做底本，把其他版本中不同的內容增補進去，以不同字體把增補的內容區別開來，並做注釋說明。
胡適日記裡記載過一些他的英文文章題目，有的還扼要介紹了文章內容，但他很少記載這些文章發表在哪些報刊上。最早整理胡適英文著作目錄的，是著名圖書館學家袁同禮和美國人Eugene L.Delafield。袁同禮曾擔任過北京圖書館館長，1949年去了美國，先後在史丹福大學研究院和美國國會圖書館工作。胡適1942年卸任駐美大使後住在紐約，Delafield是他的鄰居。Delafield是一個善本書商，胡適經常請他代購書籍，因此二人非常熟悉，胡適有時也把自己的文章送給他。後來Delafield動了要幫胡適編英文著作的念頭，就去搜集胡適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雖然文集最終沒有編成，但他卻保存了很多胡適的英文文章。1957年，Delafield和袁同禮合編了一份「胡適西文著作目錄」，刊登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慶祝胡適先生六十五周歲論文集》裡，這個目錄共收錄了83篇文章，每篇都記有出處。1962年胡適去世後，Delafield和袁同禮又編了一份「胡適先生西文著作目錄」，刊登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故院長胡適先生紀念論文集》裡，共收錄了237篇文章，其中包括26篇胡適中文論著的英譯。
據周質平先生《〈胡適英文文存〉成書經過》一文記載，他當時依據的主要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8本的目錄，但《胡適英文文存》收錄的文章遠遠超過了這份目錄裡記載的篇目。那是上世紀90年代初，還沒有網際網路，周先生只能去圖書館一篇一篇查找，工作難度之大，是難以想像的。1992年，周先生和他的美國學生歐陽珣（Christopher E.Olofson）重新整理了一份「胡適英文著作編年目錄」，共收錄了233篇文章，篇數與Delafield和袁同禮1962年的目錄大致相當。我比較過這兩份目錄，Delafield和袁同禮的1962年目錄中絕大部分篇目，周先生的目錄裡都有，但周先生目錄裡有些篇目，Delafield和袁同禮的目錄裡卻沒有。當然周先生目錄裡的這些文章，並沒有全部收進《胡適英文文存》，主要還是囿於當時的檢索條件，有些文章沒能夠找到。周質平先生後來編的《胡適未刊英文遺稿》，一部分資料來自臺北胡適紀念館，另一部分則是來自Delafield的收藏。正因為有了Delafield、袁同禮和周質平先生前面所做的工作，我才能夠在這個基礎上有所拓展。
我在搜集胡適英文佚文時，分別參考了Delafield和袁同禮的目錄以及周質平先生的目錄，但我發現還有一些胡適在日記和文章裡提到的英文篇目，不僅《胡適英文文存》、《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胡適全集》沒有收錄，這幾種目錄裡也沒有收錄。譬如1917年以前他在《中國留美學生月報》等刊物上發表的文章，可能是因為回國時不方便攜帶，他都沒帶回來，這些文章只有他的《留學日記》裡有部分記載，其他文獻都不曾收錄。這種情況還算好，我們畢竟能夠知道這些文章的題目，知道有這些篇目存在；最麻煩的是任何文獻都沒有記載的文章，這就要像大海撈針一樣去打撈。胡適有些文章，很可能發表以後連他自己都沒見過樣刊。胡適是非常注重保存資料的人，凡是他收到樣刊樣報的文章，他都保存了下來，但有些文章和演講，尤其是在國外的演講，他講完就離開了，很可能他從未收到過樣刊。這類文章後人沒有見過，也不足為怪。
陳潔：您剛才提到的Delafield和袁同禮合編的「胡適西文著作目錄」裡，有些文章沒有被《胡適英文文存》、《胡適未刊英文遺稿》和《胡適全集》收錄，這部分文章您都找全了嗎？您搜集這些英文佚文有何難度？我尤其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任何文獻都沒有記載的那些文章，您是怎麼找到的？
席雲舒：能夠找到胡適的這些英文佚文，我要感謝這個網際網路時代，如果沒有網際網路，這個工作根本無法完成。
關於這項工作的難度，我先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Delafield和袁同禮的1962年目錄第166條記載：「Cultural Rebirth in China. Speech before Pan-Pacific Club, May 13, 1927. In: Trans-Pacific, Vol. 14, No. 20，May 14, 1927, p.13.」這條目錄是說1927年5月13日胡適在泛太平洋俱樂部有一個演講，題目叫做「中國文化的再生」，刊登在1927年5月14日出版的Trans-Pacific上，並標明了期號和頁碼。這條目錄中的信息不可謂不完備，但它卻沒有註明Trans-Pacific的出版地，也沒有說明泛太平洋俱樂部是哪個國家的組織。
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記載：「（1927年）五月十四日，先生在美國時對泛太平洋俱樂部講演的『
Culture Rebirth in China』[《中國文化的再生》]，今天在《太平洋雜誌》發表。」耿雲志先生在《胡適年譜》中也說：「（胡適）在紐約停留期間，曾在泛太平洋俱樂部講演《中國文化的再生》。」胡頌平和耿雲志先生都認為這篇文章是胡適在美國時發表的演講，顯然，他們依據的都是Delafield和袁同禮的目錄。
但我在美國各大學圖書館網站上查找，均未找到名為
Trans-Pacific的出版物，這讓我對此文究竟是不是他在美國的演講產生了懷疑。於是我就推算這篇文章發表的時間。1926年7月，胡適去倫敦參加「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會議，在歐洲停留了將近5個月，12月31日離開倫敦去美國。在美國期間，他發表過多次演講，其中包括他去哥倫比亞大學領取遲到了10年的博士學位時發表的六次演講《中國哲學的六個時期》等。1927年4月12日，他離開美國，取道日本回國，24日到達日本，在日本逗留了23天，5月17日離開日本回上海。Delafield和袁同禮的目錄記載這篇文章是1927年5月14日發表的，而這段時間胡適正好在日本，那麼此文會不會是他在日本發表的演講呢？
於是我就到日本各大圖書館網站去查找，然而卻發現包括東京大學圖書館在內的日本各大學圖書館均未收藏這份刊物。經過反覆檢索，最後我在日本國會圖書館查到了Trans-Pacific的相關信息。
Trans-Pacific是「英文日本廣知報社」主辦的一份英文國際財經雜誌，該刊1919年創刊時為月刊，有漢字刊名《聯太平洋》，1925年改為周刊，漢字刊名也改成了《太平洋》，1940年停刊。而泛太平洋俱樂部是1927年前後剛剛在大阪成立的非政府組織。
我通過朋友與日本國會圖書館聯繫，請求複印胡適的這篇演講，卻被告知由於年代久遠，該雜誌保存不善，除了題目能看清楚，正文已經完全看不清了。但我並沒有放棄，我想起幾年前李歐梵先生曾經告訴我，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和賴世和日本研究中心是哈佛最有影響的兩個亞洲研究中心，我想，如果此刊在哈佛大學賴世和日本研究中心也不能找到的話，那麼胡適這篇演講的內容也許我們就無法獲知了。我委託我的同學、當時正在哈佛大學訪問的林曉霞博士去賴世和日本研究中心去查找這份刊物，林曉霞博士終於幫我在哈佛的Widener Library找到了這本雜誌。Delafield和袁同禮的這條目錄裡也有一些錯誤，這篇文章應該是胡適1927年5月6日的演講，並非目錄記載的5月13日，文章的完整題目是
Cultural Rebirth in China Outlined，是由記者記錄發表的，但卻是胡適有關「中國的文藝復興」論著和演講中非常重要的一篇。
第二個故事。胡適在1922年5月24日的日記裡有這樣一段話：「我想將來把我的英文演說論文等集在一塊付印，雖不能佳，應該比許多外國作者的瞎說高明一點。已成者，有這幾天做的兩篇，以及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Intellectual China in 1919。」後面兩篇《胡適英文文存》和《胡適全集》裡均有收錄，唯獨
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一文，不僅各種文集裡找不到，Delafield和袁同禮的目錄、周質平先生的目錄裡也都沒有收錄。胡適日記裡只提到了這個題目，並未交待這是他在何時何處發表的文章。
後來我請朱聞宇博士翻譯胡適有關「中國的文藝復興」的幾篇文章，他在翻譯1923年的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時，發現胡適在一條注釋裡提到了這篇文章：「The National Language of China, in a volume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Shanghai.」這個注釋很模糊，只說是刊登在上海美國大學聯合會的一份出版物裡，既沒有說明該出版物的名稱，也沒有交代出版時間。當時上海美國大學聯合會編輯的出版物有很多種，既然胡適說是「a volume」，那就應該是一份連續出版物，而不是單行本書籍；既然他在1922年的日記裡和1923年的文章裡都提到了此文，那這篇文章的發表時間也應該在此前後。
我通過「BALIS北京地區高校圖書館文獻資源保障體系」和「CALIS聯合目錄公共檢索系統」逐一檢索上海美國大學聯合會的各種出版物，終於在1923年商務印書館（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in Shanghai）出版的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of China, Lectures 1921-22這本演講集裡找到了這篇文章，該演講集只有國家圖書館和清華大學圖書館有收藏。
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查找這些文章，不僅需要精密的考證，還需要科學的推理。好在我們有網際網路，海外有ProQuest資料庫、JSTOR資料庫、WorldCat圖書館目錄檢索系統，國內有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這些資料庫給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但僅靠這些資料庫還遠遠不夠，這些資料庫收錄了一部分胡適的英文文章，也有很多文章並沒有被收錄。他在美國發表的那些沒有任何文獻記載的文章，有的可以通過WorldCat搜索出來，有的則要到美國各大學圖書館網站上去做拉網式檢索，美國大學圖書館期刊目錄數位化都很完備，可以把所有署名Hu Shih或Suh Hu（他早年在美國留學時期用的名字）的文章全都搜出來，像康奈爾大學圖書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保存載有他文章的期刊比較多，先把這些文章找出來，把裡面重複的文章剔除掉；然後再到其他大學圖書館去檢索，有時能發現一兩篇新的文章，更多時候往往查對了數百篇文章，卻一無所獲。找到載有這些文章的報刊期號，我就請在美國訪學的朋友去幫我複印，我的不同專業的師姐餘霞博士、娜仁格日勒博士，以及我的同學林曉霞博士、汪昌松博士在美國訪學時都幫我複印過不少文章。
國內的報刊檢索方式大致也是如此，但國內的期刊只要能找到文章名、所載刊物名、具體年份和期號、頁碼，就可以通過BALIS文獻傳遞系統去申請電子掃描文件。美國的圖書館也有類似的文獻傳遞系統，但需要通過美國大學圖書館的帳號登錄才能申請，我沒有美國大學圖書館的帳號，只能請朋友幫忙複印。這是一項非常花時間的工作，我前後花了5年時間，才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150餘篇胡適英文佚文搜集完全。至於他的英文手稿，則大多保存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臺北胡適紀念館，我也已經全部複印到了。
我不敢說沒有遺漏，譬如有兩篇他留學時期發表在康奈爾大學世界學生會刊物上的文章，我請康奈爾大學東亞圖書館的Carole E.Atkinson女士幫我找遍了康奈爾大學圖書館和檔案館，都沒能找到，這兩篇文章恐已不存。還有一些文章胡適日記裡雖然有記載，但應該沒有發表過，也沒有留下手稿。除此之外，包括Delafield和袁同禮的目錄、周質平先生的目錄上有記載的篇目，以及國內外各大學圖書館網站上能查到的篇目，我都已經搜集齊全了。前年我複印了其中的120餘篇胡適生前發表過的英文佚文給周質平先生，周先生看了很吃驚，說他沒想到還有那麼多他都不知道的文章。當然，胡適還有很多英文書信，我只搜集了他生前公開發表過的英文書信，他生前未發表的私人書信我沒有去搜集。傅斯年曾經有一句話叫做「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做了這項工作之後，我非常能夠體會這句話的含義和分量。
《胡適全集》
制因求果，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陳潔：聽說您打算編一套《胡適英文文集》，還計劃把胡適的英文著作全都翻譯成中文。周質平先生認為這個計劃過於龐大，以個人的力量來做會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因此他有幾點建議，一是先編一個詳細的胡適英文目錄，包括已有的英文中譯和中文英譯目錄，二是先整理胡適任駐美大使期間發表的文稿、演講稿和1949年以後的文章，三是把前人已有的中譯文整理出版，四是先不一定要考慮做全譯，可以先做摘譯。您怎麼看周先生的這些建議？
席雲舒：周先生的建議非常好！單純以我個人的力量來做，恐怕10年都做不完，光是搜集這些資料我就花了5年。好在我去年申請到了一項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這樣就可以組織一個項目組來做，經費上也能得到基本保障。
關於編胡適英文著作目錄的問題，這個工作我已經在做了，但我做的是純粹的胡適英文著作目錄，不包括他的英文中譯和中文英譯目錄，這只是一個初步的工作，我把Delafield和袁同禮的目錄、周質平先生的目錄裡收錄的文章，《胡適英文文存》、《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胡適全集》已收的文章，以及我搜集來的150餘篇英文佚文、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臺北胡適紀念館保存的70餘篇未刊手稿，都做了整理和編年，胡適生前發表過的文章我也都註明了出處。這個目錄我已經給了周質平先生和歐陽哲生教授。
但目前我沒打算把這個目錄拿去發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胡適還有一些文章的寫作年代不是很精確，我還要做進一步考證。譬如他在康奈爾大學留學時期，留下了18篇課業論文手稿，裡面有幾篇很重要的文章，這些文章將來都會收進《胡適英文文集》裡面，我為了搞清楚這些文章分別是哪一年寫的，就花了幾個月時間去考證，寫了一篇38000字的文章《康奈爾大學胡適的成績單與課業論文手稿》，發表在《關東學刊》2017年第一期上。類似的情況還有一些，我還沒有做完。《胡適英文文集》我打算採用編年的辦法，因為這套文集是給研究者看的，研究者需要看原文，編年可以方便查找；中文翻譯我打算用分類的辦法來編，因為中譯本不僅可以供研究者參考，普通讀者也可以閱讀，對於普通讀者而言，分類的譯本可能更加合適。那麼要進行編年，就要對他每一篇文章的寫作年代做精確的考證，如果你把1927年的文章編到1928年裡面，那你的編年就不精確。還有一些文章比如說是1935年寫的，到1936年才發表，這種情況該怎麼處理，是以寫作時間為準還是以發表時間為準，都是頗費思量的問題。二是我整理這個目錄，首先是為編《胡適英文文集》做準備，其次我還打算寫一本《胡適英文論著考》。例如某一篇文章，發表於哪一年，Delafield和袁同禮的目錄裡有沒有記載，周質平先生的目錄裡有沒有記載，胡適日記和胡頌平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裡面有沒有記載，是怎樣記載的，《胡適英文文存》、《胡適未刊英文遺稿》或《胡適全集》裡面有沒有收錄，原文發表在哪裡，發表過幾次，如果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臺北胡適紀念館保存的未刊手稿檔案，那麼檔案編號是多少，文章的主要內容是什麼……把這些資料匯全都總起來，研究者參考時就可以一目了然。胡適還有一些文章和演講，例如他1927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中國哲學的六個時期》，他日記裡雖然有記載，但這個演講既沒有在報刊上公開發表，也沒留下講稿；他任駐美大使期間，大使館也有一份他的演講日程記錄，有接受邀請演講的，也有拒絕邀請的，接受邀請的記錄裡面也有一些演講沒留下講稿，只記錄了演講的題目、時間、地點和邀請單位，這種情況肯定就不能收到目錄裡面，但我們可以在《胡適英文論著考》裡面把它記錄下來。有了這麼一本書，研究者就可以不必再去翻閱各種零散的文獻，尤其是像駐美使館的胡適演講日程記錄，恐怕絕大部分研究者都聞所未聞，把這些資料保存下來，可能也是對學界的一個貢獻。至於胡適英文中譯目錄和中文英譯目錄，以及摘譯或摘要，都可以通過這本書來實現。
關於是否要先整理他任駐美大使期間發表的文稿、演講稿和1949年以後的文章的問題，現在我手裡這些文章都是全的，凡是他發表過的文章都比較容易整理，因為都是印刷品，不存在不易辨識的問題。比較有難度的是他的70餘篇未刊英文手稿。胡適英文手稿都是很漂亮的花體字，但有時他的字跡比較潦草，辨認起來很吃力，現在人們都習慣於閱讀印刷體的文字，能認識手寫英文花體字的人已經越來越少。我曾經拿一部分胡適英文手稿給外語學院的幾位教授看，幾位教授都表示非常難認。所以我很佩服民國時期印刷廠的排字工人，那時候一般大學教授有一臺英文打字機都是很奢侈的事，大部分英文稿都是手寫的，那時候也沒有雷射照排技術，印刷都是用鉛字排印，排字工人要對照手稿把鉛字一個一個揀出來，我們這些所謂專家肯定沒那個能力。目前手稿整理工作大約做了一半左右。他的英文手稿有一部分是殘稿，他沒有寫完，有的看起來像是草稿，這部分文章最後是否收進文集，還要視情況而定。這些手稿中除了他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的18篇課業論文外，絕大部分都是1949年以後的文章。如果要先整理他任駐美大使期間發表的文稿、演講稿和1949年以後的文章，那跟把他的全部英文論著都整理出來，難度也相差不大。
關於是否利用前人已有的中譯文的問題，我想這裡面有兩個問題不太容易解決。一是版權問題，胡適英文文章已有中譯文的數量不多，大約有五六十篇，其中還有不少是節譯，譯文不完整，且譯者非常分散，有的早就過世了，查找、聯繫起來都極為不便；二是譯文的問題，像徐高阮先生和郭博信先生的幾篇譯文都非常好，但裡面也有個別句子省略或漏譯的情況，這種情況可以通過補譯加注釋的辦法處理；也有一些譯文翻譯質量不夠理想，還有就是那些節譯文，總共大約有二十幾篇，這些譯文處理起來就比較麻煩。所以我覺得，與其花很大力氣去聯繫版權問題和校對、增補那些譯文，不如索性全都重譯。
關於摘譯或摘要的問題，我剛才講過，我打算放在《胡適英文論著考》裡面去做。周質平先生擔心我的這個計劃過於龐大，在時間、人力、財力上都會是非常大的挑戰，這個擔心是很有道理的，我很感謝周先生替我著想！以我個人的力量確實也做不了那麼多工作。但我並不是一個人在做，而是一個項目組在做，困難雖然很多，我們水平也很有限，但我們的項目組成員都十分敬業，希望通過大家的努力，能把這個項目做好，如果三年不行那就五年，總能把它做完。
陳潔：要把這麼多文章都翻譯成中文，確實不是一件很輕鬆的工作。我也讀過一些胡適英文中譯的著作，像他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裡面涉及很多古文獻，我想類似的情況可能不會少，要把這些古文獻還原成原文，應該也不太容易。您正在編的《胡適英文文集》和中譯本分別有多大規模？您覺得翻譯中的重點和難點是什麼？
席雲舒：《胡適英文文集》計劃是12冊，32開，每冊大約都有四五百頁，中譯本也是12冊的規模。
您剛才提到《先秦名學史》，現有的《先秦名學史》中譯本是1982年中國邏輯史研究會組織翻譯的，應該說是一個非常好的譯本。它的英文書名是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先秦名學史」這個譯名，是胡適1922年7月11日日記裡的譯法，他在1917年5月4日日記裡還有一個譯法，叫「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比較而言，「先秦名學史」這個譯名顯得更為簡潔，但從準確性上來說，則不如「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不僅在字面上，從內容上看，這本書講的並不是先秦的邏輯學史，而是先秦哲學方法論的發展史，翻譯成「先秦名學史」容易讓人誤以為它講的是先秦邏輯學史，我們先秦時期並沒有嚴格意義上的邏輯學家和邏輯學著作，因此也談不上專門的邏輯學史。這個譯本把古文獻都還原成了原文，工作做得非常仔細。但也並非沒有可改進之處，例如「導論」部分，有一句「I am firmly of the opinion that the future of Chinese philosophy depends upon its emancipation from the moralistic and rationalistic fetters of Confucianism」，中譯本就翻譯成了「我確信中國哲學的將來，有賴於從儒學的道德倫理和理性的枷鎖中得到解放」，顯然，這裡的「儒學的道德倫理和理性的枷鎖」更好的譯法應該是「儒教的道學和理學枷鎖」。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這個譯本還有一個問題，胡適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參考、引用的古文獻很多都是英譯本，該書英文版注釋裡面都註明了引文的英譯本出處，但翻譯成中文時，譯者把古文獻英譯本注釋全都刪掉了。如果我們重新翻譯他的博士論文，我覺得除了需要訂正一些概念名詞，還應該把書名還原為「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當然這裡的「之」字可以去掉，就叫「中國古代哲學方法進化史」比較好，還有就是要把他的英文版引文注釋保留下來。
翻譯中的重點和難點，我想大概主要有三點，一是古文獻的還原，二是民間文獻的還原，三是人名和專有名詞的翻譯。
剛才提到的《先秦名學史》裡面專有名詞的還原只是一個方面。胡適的很多英文論著都涉及大量的古文獻和外國文獻，絕大部分都是帶引號的直接引文，古文獻涉及中國思想史、文學史、佛教史等諸多方面。外國文獻比較好辦，反正是翻譯，不是說非要以哪個譯本為準，但古文獻一定要還原成原文。這個工作是很不容易做的，那時候注釋也沒有現在規範，特別是他的很多演講稿，根本沒做注釋，涉及古文獻的內容往往是直接翻譯成英文引用，翻譯也多是意譯，只是用英文把古文獻原文的意思表達出來，並非逐字逐句的翻譯，有時一段話還省略了不少內容，這種情況要把古文獻的內容還原成原文就很難。
譬如他1933年在芝加哥大學Haskell Lectures的六次演講《中國的文藝復興》，這本書是1934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有中譯文收在外研社2001年出版的《中國的文藝復興》一書裡。這個譯文中大部分古文獻都還原了，但還有一些遺漏，像第五講裡面，胡適引用了董仲舒的一句話，英文是：「the action of man, when it reaches the highest level of goodness or evil, all flows into the universal course of Heaven and Earth, and causes responsive reverberations in their manifestations.」這是《漢書·董仲舒傳》「天人三策」裡的話，原文是「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但由於胡適沒有註明出處，外研社的譯本則未能還原這句話。還有《中庸》裡面的話，也未能還原。
這種情況還算比較容易解決，只要我們了解一點中國思想史，熟悉一點常見的古文獻，知道這種有名有姓的文獻該怎麼去查找，就不難把它找出來。比較難找的是下面這種情況，例如在1923年的
The Chinese Renaissance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The Han scholars,』 they would say, 『were nearer to the ancients and therefore were more reliable than the Sung philosophers who lived a thousand years later.』」這句話是直接引文，也沒有註明出處，如果直接翻譯成白話，可譯為「『漢儒』，他們說，『去古未遠，因此比千年之後的宋儒更可信。』」這裡「他們」是指1640年以來的清代漢學家，主要指乾嘉學者。朱聞宇博士翻譯這句話時，未能查到原文，就拿來跟我討論，我們查閱了很多文獻，最後認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二《讀禮志疑》（六卷）裡的「漢代諸儒去古未遠，其所訓釋，大抵有所根據，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義理雖精，而博考詳稽，終不逮註疏家專門之學」這句話與胡適的意思最接近。如果他的引文確實是來自這句話，那麼，首先，他顯然對這句話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改寫，其次，所引文獻不太常見，讓人很難查到原文。類似的情況還有，像1933年的《中國的文藝復興》第二講中，胡適談到晚清官員對西洋人態度的改變，引用了曾國藩致友人信裡的一句話，他的英文是：「Even they also have some of the virtues of a gentleman.」由於他沒有交代這是曾國藩給誰的哪封信裡的話，查找起來就較為不易，外研社的譯本就按照字面翻譯成了「彼等竟亦有君子之德」。其實這句話原文是「彼等商賈之國，頗有君子之行」，出自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曾國藩給毛鴻賓的回信《復毛寄雲中丞》。顯然，胡適翻譯成英文引用時也有所省略。
民間文獻的還原有時並不比古文獻容易，譬如他在1923年的一篇
The Social Message in Chinese Poetry（「中國詩裡的社會問題詩」）中，引用了一首當時的民謠，這首民謠大概流傳不是很廣，他的中文論著中沒有引用過，北京大學的《歌謠周刊》、顧頡剛撰輯的《吳歌》等歌謠集裡也未見載，這種民間文獻查找起來難度也很大。
另外就是人名的翻譯。沒有中文名字的外國人名只要音譯即可，但有中文名字的外國人名就不能英譯。譬如胡適在1922年2月15日的日記裡曾提到時任燕京大學神學和歷史學教授的瑞士漢學家Philip de Vargas，胡適日記的整理者就把他翻譯成了菲利普·德·瓦爾加斯。其實他有中文名字，叫王克私，如果譯成瓦爾加斯，那就錯了。還有一些中國人的英文名或拼音縮寫，像潘光旦（Quentin Pan）、趙元任（Y.R.Chao），等等，有些不太熟悉的名字，就很難對上號。
陳潔：周質平先生認為，我們應該從現實關懷的角度來研究胡適，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他的學術方面，不應該對他的政治思想採取迴避的態度；餘英時先生也有過一個類似的觀點，大意是說胡適的學術研究早已被後來的人超過了，但他在政治上的主張卻並沒有過時。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席雲舒：我同意周先生的看法，胡適的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文學思想、學術思想一樣，都是他思想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當然不應該迴避。事實上，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在研究胡適的政治思想，比如李建軍博士的研究就很有代表性，還有前幾年邵建先生的研究，也比較多的涉及了胡適的政治思想。
認為胡適的學術研究已經過時，而政治思想沒有過時，不僅是海外學者比較普遍的一種看法，在國內也是比較流行的觀點。國內甚至還有這樣一種說法，說胡適的主張在哪裡實現了，哪裡就可以不再需要他了，譬如臺灣地區現在就已經很少有人研究胡適了，但他「五四」時期提出來的理想在中國大陸還遠遠沒有實現，等到他的主張都實現以後，我們也可以不需要他了。我覺得，這種觀點把胡適思想理解得過於狹隘了，如果人們把他的思想當作一種實現了某個目標就可以丟棄的東西，當作一座過了河就可以毀棄的橋，那麼我可以不去跟這個風，我可以去研究胡適思想中那些更有長遠價值的東西。
胡適的學術研究確實有不少已經被後人超越了，比如他的古典小說考證，他的禪宗史研究等，隨著越來越多的新材料的發現，他當時的一些結論甚至也不能成立了。那麼他的學術思想中是否還有沒被超越的東西呢？他在《〈水滸傳〉後考》一文中說過，他的那些古典小說考證文章，結論也許都是錯的，但他的研究的態度絕不會錯。這種研究的態度，我以為是不會被超越的。
他的研究的態度，簡而言之就是「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絕不說八分話」，他之所以說自己的結論也許會錯，是因為那時候材料有限，他只能依據已有的材料得出結論，當發現了新材料、有了新文獻出土以後，就應該依據新的證據重新做出結論。他沒有按照自己的想像去製造證據，沒有隨著自己的意願去做主觀闡釋，這恰恰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同樣不會過時的還有他的研究方法。他的研究方法，我們都知道「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是他早期對杜威的「實驗主義」方法的簡明概括，到了晚年，他又將其概括為「循果以推因」的「歷史的方法」和「制因以求果」的「實驗的方法」。所謂「歷史的方法」，就是以經過嚴格考訂的歷史材料去證明歷史規律；所謂「實驗的方法」，就是以實驗得出的可靠證據去證明未知原理。它們的共同點是把結論都建立在充分可信的證據之上。它不同於古人的以意揣求、意從己出的主觀方法，也不同於各種以虛假的、偽造的、未經考信的證據來證明觀點的方法。因此它也是一種科學的方法。
這種科學態度與科學方法的背後，是一種理性精神、科學精神。理性精神就是獨立思考的精神，或者說思想獨立的精神，它是科學精神的基礎，科學精神則是系統化的理性精神。理性精神、科學精神的反面，則是宗教式的信仰，當你只能虔誠地信仰某種教義，無論是儒家教義、佛教教義還是基督教教義，你只能相信它，而不能懷疑它、批判它，你所能做的只是千方百計去論證這些教義的絕對正確性，否則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時候，你是不太可能有獨立思想的。沒有獨立思想，當然也就不會有思想自由。以某種官方崇拜的宗教來禁錮自由思想，是古代社會的特徵；理性精神、科學精神、思想自由則是現代社會的基本要素。從胡適的角度看，判斷一個人是古代人還是現代人，要看他是否具備理性精神、科學精神，判斷一個國家是古代國家還是現代國家，除了它的政治制度，更要看它能否容納自由思想。中國的現代化，不只是物質生產和制度的現代化，更重要的是思想文化的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直到今天，我們還常常聽到有人批評這個時代信仰的缺失，卻很少聽到有人批評這個時代理性精神的缺失，可見我們的現代化道路依舊任重道遠。
宋代的程朱理學被定為一尊以後，朱熹編訂的《四書》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教科書，任何人要想通過科舉考試進入上層社會、參與國家治理，都必須認同朱熹的學說，國家治理是政，程朱理學則是教，宋代以後的「政教合一」是通過這種方式結合起來的。要想改變那種家國天下的政治結構，就必須先改變程朱理學的統治地位。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像王陽明那樣以「心學」信仰取代對程朱理學的信仰，還是像王艮、李贄那樣對程朱理學的義理進行主觀的批判，都是不起作用的，況且他們也沒有要改變當時政治制度的意識。在胡適看來，真正動搖了程朱理學的思想基礎的，是清代的漢學家，他們通過對先秦儒家經典的考證和訓詁，證明了程朱理學對儒家經典的主觀闡釋，很多都是錯的，他們通過純粹的學術研究，一點一滴地改變了人們對宋代理學教義的信仰。因此胡適認為，在反對宋代理學的教義上，乾嘉學者的工作雖然是不自覺的，但他們對百年之後的思想變革和制度變革的影響卻更為根本，因為他們以科學的態度和科學的考證方法破壞了、甚至摧毀了理學的根基。所以我覺得，思想應該建立在科學的學術研究基礎之上，思想若不以學術為根基，則往往淪為遊談。
胡適在1916年1月11日和25日的日記裡，兩次談到「造新因」，其時袁世凱復闢帝制，才建立4年的共和制的存亡牽動著無數國人的心，胡適認為，如果缺乏「必要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皆不能救中國，這個「必要的先決條件」就是「樹人」，進一步說，就是要培養國人的理性精神、科學精神，培養人們健全的人格和為自己的思想行為擔干係、負責任的精神。他說：「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亡而已矣。」他回國後，曾「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儘管不久以後就碰到了一場「不幸的政治幹擾」，迫使他不得不去談論政治。也就是說，在胡適看來，如果沒有人的現代化，沒有思想文化的現代化，制度的現代化就很可能是一座空中樓閣。他在學術上的種種努力，包括文學革命、整理國故、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白話文學史的研究等，都是為了製造適當的「因」，去推求理想中的「果」。用他晚年的話說，就是「要怎麼收穫，先那麼栽」。因此，我並不認為我們可以把胡適的學術思想和政治思想分開來看，比較而言，他的學術思想比政治思想還要根本，甚至可以說，即使有一天他的政治思想過時了，他的學術思想也不一定會過時。
最後，我想用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話來補充一下我的觀點。葛先生是一位純粹的學者，也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集大成者，2017年3月3日《文匯報》的「文匯學人」刊登了一篇對他的專訪，題目叫「在舊傳統和新時代之間」。他說：「我得承認，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其實是胡適。我一直覺得，在學術上很多人把胡適看低了，覺得他的思想現在還有意義，他的學術似乎早就過時了。其實不見得。好多人覺得胡適寫文章清淺明白不深奧，好像學術也就是這樣了。可是，如果你回頭看學術史，你會看到，胡適在好多方面都是開創和建立典範的人。第一個是中國哲學史，餘先生講，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就是一個典範，用西方的框架梳理中國的思想，他把中國材料和西洋模式進行結合，改造了整個中國傳統思想敘述的一個方式，也許後來有人超過他，但他建立了這樣一個典範。小說考證也是吧，《醒世姻緣》啦、《紅樓夢》啦、《封神演義》啦，他不是開闢了一種小說史的研究範式嗎？我自己做的禪宗史也是，胡適在中國禪宗史上，開闢了文獻學和歷史學結合的方式，率先通過敦煌文書考證禪宗史上的攀龍附鳳，很了不起，即使他的具體結論有問題，但是你還不是在他的路上嗎？所以，我最近還寫了一篇文章叫《仍在胡適的延長線上》，討論禪宗史研究的方法，強調胡適的意義。或許，胡適的具體研究可能有問題，但是，作為傳統學術向現代轉型時代的學者，他開創的典範，你就還在這一路徑上走。」
《胡適考論》，席雲舒/著，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文化，2021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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