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毛澤東最了解家庭經濟情況，最熟悉土改政策，絕對不會說自家是「富農」。事實上，韶山鄉政府和土改工作隊，根據家庭經濟等情況和土改法，沒給毛澤東家庭劃定任何成分。
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作者：高菊村，原題為：《「清抵簿」破解毛澤東家庭歷史之謎紀實》
2012年12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簡稱「中央文獻」)打電話，問我韶山土地改革時，給毛澤東家庭劃階級成分的情況，說是有人給毛澤東寫信，毛澤東回了信，有無此信，若有則請傳真過去，他們正在為《毛澤東年譜》定稿，急需收入。我既不知悉此情，也無此信，便邀韶山市人大常委會原主任蘇小波(韶山籍土改幹部)、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簡稱「紀念館」)原副館長劉勝生、湖南省韶山管理局(簡稱「管理局」)宣傳處副處長譚意等同志，於2013年到2014 年，就毛澤東回信及其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對30餘位老人，進行了數百人次的調查訪問，多次進入湖南、湘潭、韶山各級檔案館。在調查和收集文物資料中，我們在紀念館文物庫房看到了毛澤東家庭帳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們解決毛澤東家庭一系列歷史問題中，有著無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在調查和收集文物資料中，我們在紀念館文物庫房看到了毛澤東家庭帳簿——「清抵簿」(原物)，它在我們解決毛澤東家庭一系列歷史問題中，有著無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圖為「清抵簿」封面和有關革命開支等部分內容照片。
(一)
1968年冬，「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毛主席革命活動紀念地建設委員會」研究決定，復原、開放毛澤東私塾舊址南岸，農民夜校舊址毛氏宗祠，農民運動考察舊址毛鑑公祠、毛震公祠，並派紀念地建設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青南(湖南省軍區獨立師政委)率隊，到韶山指導協助工作，收集文物，籌備復原陳列。我當時是紀念館資料研究室主任，一天，陪同王青南主任到上屋場毛澤東同志舊居樓上察看文物，發現「清抵簿」，簿中夾有一紙條，上面寫著：「1950年從韶山著名烈士毛新梅兒子毛漢章家中收來」。王主任當即從我手中接去。第二天，紀念館革命領導小組組長馬驥庭，拿著該簿對我說：「王主任再三叮囑，這簿屬絕密材料，其中寫了許多有關『租谷』和『佃銀』等事，與我們宣傳毛主席家是貧苦農民，大相逕庭，長期封存於館資料室，不得查閱。」我用八開白紙包好，寫上「絕密資料，嚴禁查閱」。1975年我卸任室主任時，未能單獨移交。2005年紀念館開展文物資料大清理時，雖然原紙條和我寫字的包封紙沒有保存，但終將此簿解密，並登記入冊，不然，我也許再也見不到。
「清抵簿」，橫向長方形，右側線裝，長27.5釐米，寬15.8釐米，厚1.5釐米;封面封底為硬殼紙，封面直書毛筆字，右為「義順堂」(毛主席父親毛順生堂名)，中書「民國拾叄年吉立」，左寫「清抵簿」。簿內各頁為毛邊紙，印有紅色十字豎格，每頁兩面，共76頁152面，前12頁標有阿拉伯數字頁碼，寫字31面，沒寫字121面，均由毛筆字豎寫，收入寫在橫格上，支出寫在格下。1—3面，僅有1924年上半年28條支付帳，5—24面，記的是1927年 9月到1935年3月完整的收支細目，36、40、150面記有21條，有的是有關1935年前的重點標記，有的內涵不明，時間不詳。該簿雖小，但極為原始和真實，最能幫我們揭示毛澤東家庭各種歷史之謎的謎底。
(二)
1920年1月，毛順生病逝，1921年後毛澤東家逐漸成為革命家庭，是否還有財產?以何種形式存在?我們曾有這麼幾種說法：一說是沒有了，毛澤民都按毛澤東的意見全部處理。如2003年韶山管理局編輯出版的《情系韶山》(實為局志)，在「毛澤東與故居」節中寫道：1921年春，毛澤東說：「家裡的房子可以讓人家住，田地可以給人家種，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毛澤民完全照辦。二說是流動資金沒有了，不動產(20畝水田，13間半瓦房和少量柴山菜土)由王淑蘭主管，她將大部分田畝和房屋，租給主佃戶，少量水田租給其他佃戶。三說是動產沒有了，不動產由毛震公祠收歸公有。四說是 1929年由國民黨沒收後，家產就不復存在。如1999年出版的《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志》、1990年湘潭市韶山區編輯出版的《韶山志》，都記載：1929年毛澤東家產被「國民黨湘潭縣政府沒收」，從此，毛澤東家裡就沒有財產。現在有了「清抵簿」，即可完全否定上述各種說法，百分之百地證明毛澤東家產的存在，既不是由王淑蘭主管，也不是歸祠堂公有，而是由毛震公祠代管;即使在1929年由國民黨沒收後，家產的主權、管理和經營，依然如故，這從 「清抵簿」在1929年前後，所記的收支項目基本相同，筆跡完全一致，也可得以證實，因為雖然1929年1月30日，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省民政廳長魯維吾，頒布「第333號」《省政府訓令》，責令湘潭縣政府沒收毛澤東家「全部財產」，但因毛氏宗親、中共地下黨員和地方進步人士共同努力，利用地方官員不圖「訓令」實施，只求中飽私囊的私利心理，經巧妙周旋，致使這一「訓令」未能實現。所有這些，我們在過去幾十年中，從沒聽人說過，不是「清抵簿」這個鐵證，絕不會相信。那麼，「清抵薄」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呢?
1921年春，毛澤東教育全家幹革命，當毛澤民處理了動產之後，因急於要去長沙毛澤東任校長的第一師範附屬小學上班，就將不動產交託文氏外婆家、毛震公祠代辦。後經舅父文正瑩、表兄文澗泉、文運昌，房叔祖父毛簡臣、房叔父毛貽全，房兄毛宇居等商定，田土房屋不予分出，由毛震公祠代管，並非歸祠堂公有;祠堂公舉一人具體掌管，建帳設簿，輪流管理記帳，交接時憑族眾清帳;由管帳人挑選佃戶，主持房屋維修，收取佃戶佃銀(又名佃金，只有主佃戶交)和租谷，並負責毛澤東家庭的一切開支，督促佃戶調節、安排毛澤東家人住房;主權屬於毛澤東家，管理歸祠堂，經營使用由佃戶，形成「三權」分立，於是，毛澤東家庭帳簿就產生了。此等情況，如果沒有「清抵簿」，我們誰都想像不到。在1921年到1950年的30年中，應該有幾本帳簿，可惜現在僅發現「清抵簿」一本;應該有幾人管帳，現在能確定的只有毛佑生一人，他於1927年9月到1935年3月經手管帳，共寫了350餘條，佔整個「清抵薄」85%的篇幅。
(三)
毛佑生，又名毛貽谷，是毛主席堂叔。毛澤東父親排行第一，他排行第二，毛澤東稱他「佑生二叔」，毛澤東曾對堂弟毛澤連說過，「管帳還是佑生二叔管得好」，這是從與其他管帳人比較來說的。我們從「清抵薄」中可以看到，他記帳極其清晰，年月日齊全，收支分明，幾乎年年有小結，移交時還憑族人清理總結，所以毛澤東評他一個「好」字。筆者認為好就好在：他精細地記載了毛澤東家庭的收支情況;他如實而突出地記錄了毛澤東家庭關於革命方面的開支;他準確地記出了毛澤東家庭收入越來越少、支出越來越多、債務越來越大、家境越來越貧窮的走向和趨勢。
毛澤東家庭的收入單一，可以說僅是佃戶的佃銀和租谷。依照慣例，主佃戶要交佃銀，從解放前30年的平均數看，每畝交佃金35兩白銀(又名銀子)，它與銀元(又名大洋、光洋、花邊)比價是每百兩銀子130銀元，每畝交租谷3.5石，每石谷2.5元。租谷相對穩定，天災人禍之年，還要減免;佃銀東家可以增收，但收佃銀等於欠債，還要計息，可以抵交租谷，所以佃銀越多，租谷就越少。如「清抵簿」所記，1927年毛澤東家收主佃戶毛月迪租谷「肆拾貳石貳鬥」，到 1932年，卻只有「壹拾石零捌鬥」。開支則名目繁多，有向國家交糧納稅、各級官員貪婪斂財、天災人禍、社會公益事業、家庭日常生活等方面共50餘個名目，尤其是有關革命方面，支付項次和金額驚人，略舉例如下：
1924年上半年，28筆支付條目中，有「付詠芝室洋捌元」(「詠芝室」，即毛澤東妻室楊開慧)「付文化書社花邊叄佰元」「付織布廠花邊貳佰元」(文化書社、織布廠均為毛澤東從事革命活動所辦)，這三筆數佔所列開支的75%。當時黨領導革命沒有經費，尤其是革命初期，不僅革命者生活全靠家裡供給，就連所從事的革命事業，也要家庭支援，而毛澤東家庭成員參加革命，又恰在早期最多，1920年到1923年，毛澤東家即有共產黨員毛澤東、楊開慧、毛澤民、毛澤覃及其原配趙先桂、毛澤建(王淑蘭1926年入黨)，在黨的創立時期，一個家庭六位黨員，這在中共黨史和共產國際歷史上，都極為罕見。毛佑生在1928年到 1933年的支付帳目中，47處提到毛澤民、王淑蘭、毛澤建、毛澤覃的繼配周文楠(周菊年)及其母親周陳軒(毛楚雄外婆)，除穀米外，共計大洋500餘元，包括對革命者被捕營救、探獄，如1929年「付周菊年坐班房送信請客共貳拾叄元」「付王淑蘭在省坐班房送洋陸拾壹元」等。毛楚雄1927年在長沙出生後，一直由周外婆撫養，從1928年到1931年，據記載，單是接送周外婆、毛楚雄回韶，向周外婆和周文楠母子匯送用費30餘次，共洋400餘元。如 1928年「付支周母壹拾玖元」「付周母共洋玖元」;1929年「付周母返省洋捌拾壹元」「付周母共洋壹佰壹拾捌元」;1931年，「付周母共洋壹佰另貳元」「付周母(送去)洋壹佰另玖元」。款額一個比一個大，次數一年比一年多。這種珍貴的歷史信息，我們只能從「清抵簿」中得到。
前文提到毛澤東家產實際未被「沒收」。正因如此，地方官員以此為由，每年要額外索取許多錢糧，「清抵簿」也有不少這方面的記載。湖南省、湘潭縣官員經常來韶「檢查」，韶山應接不暇，如「付省來差」「付縣來差」「送省谷肆石伍鬥」「請地方客隊兵貳拾元」「付地方情洋五元」「付團防局接收谷三石貳鬥」「付團防馬隊兵禮費用洋柒拾壹元五角又酒飯谷貳石五鬥」等等。作為統治者，層層行賄受賄，自欺欺人，習以為常，但越來越多的經濟付出，都落到毛澤東家庭。特別是隨著革命勝利發展，鬥爭越發激烈與殘酷，國民黨政府對革命領袖毛澤東仇恨劇增。1929年國民黨湖南省政府頒發沒收家產「訓令」，1932年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1940年國民黨湖南省黨部主席王茂泉，曾兩度指使部下，執行蔣介石挖掘毛澤東祖墳的「密令」。國民黨雖因1937年第二次國共合作，表面宣布將毛澤東家產「退回」，但實際上加緊反共，對毛澤東家庭政治上的迫害和經濟上的勒索與榨取加劇，這是毛澤東家庭經濟日益窘迫的主要原因。
(四)
收入與支出，是「清抵簿」的全部內容，收小支大，尤其是革命方面開支大，是毛澤東家庭由富裕走向貧窮的關鍵所在。我們通過這次專題調查研究，徹底弄清了毛澤東沒寫回信的原因和毛澤東家庭經濟的實況，明白了毛澤東家庭在土改中沒劃成分的實情。毛澤東家從曾祖父毛祖人1850年當家，到1950年土改的百年中，前50年，家境極為貧寒，從1901年到1920年，由於毛澤東父親毛順生勤儉精明，農商結合，逐漸脫貧致富，毛澤東、毛澤民都說相當於富農。但當成為革命家庭，家產由祠堂代管之後，由於上述各種特殊的社會及政治原因，到解放前幾年，已由富裕變為貧窮，家產名存實亡，家人幾乎沒飯吃，這從「清抵簿」 中，也能看出這種跡象與端倪。毛佑生在簿中寫道：1931年付虧谷「五石柒鬥」，計洋14.25元;到1935年3月，「實虧洋玖拾捌元陸角五分」，另欠毛月迪「佃銀伍佰貳拾兩」，計洋676元，兩項共計774.65元，不到四年，虧欠增加了五十餘倍，真是觸目驚心。
在調查座談會上，老人們都說：「毛主席家裡收入有限，支出無限，管帳人無奈，只好向佃戶增收佃金和借債。」毛澤東家的主佃戶先後有毛林森、彭桂禹、毛月迪、孫小春、張文峰，據「清抵簿」記載，毛月迪主佃時間較長，張文峰兒子張慶雲回憶，他家主佃時間也不短，從1941年開始，直到1952年下半年，經政府適當安排後，才離開上屋場。張慶雲說，他家開始時「交佃銀600兩，到1950年增加到1300兩」，計洋1690元。又據1973年春，韶山地區38 位老人半個月的集體回憶，毛澤東家到土改時，除欠佃戶佃金外，還「欠一千七八百兩銀子」的債，按1750兩算，計洋2275元。如果再將1935年那兩筆債務相加，共計4739元，按當時地價每畝(含山土屋宇)169元計算，就是把毛澤東家產全部賣掉，也只有3380元，尚差1359元，資不抵債，這就不難理解，周外婆為什麼在韶山生活不下去，於1950年4月寫信向周文楠訴苦，周文楠寫信給毛澤東並將信轉去，毛澤東於5月12日覆信周文楠，同意將周外婆帶去東北「一道生活」，連路費都不能自理，而由毛澤東親自設法解決。毛澤東家庭真是一貧如洗。
然而，近30餘年來，國內外包括韶山，在宣傳毛澤東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上，出現了不少訛誤。上世紀80年代，國產歷史巨片《開國大典》，曾有這麼一組鏡頭：1950年韶山土改後期，鄉親們到北京中南海見毛澤東，並親切交談，毛澤東說，「我家應該是富農」，我寫信「給農會」，請你們「捎去」。《毛澤東軼事》等書寫道：韶山土改時為給毛澤東家劃成分爭議紛紜，鄉黨支部書記毛仁秋深感為難，寫信給毛澤東;還說毛澤東派兒子「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傳達了 「劃為富農，責無旁議」等三條意見。90年代，長沙、湘潭和韶山十幾位專家學者，公開出版了《毛澤東和他的父老鄉親》《韶山導遊》等好幾本書，也都錯誤地寫到為給毛澤東家劃成分，發生爭執;毛澤東「回了信」，提出了「劃為富農」等三條，其中一書還緊接著寫道,「毛澤東家庭成分就這樣定了」，毛澤東家庭經濟發展軌跡是：「貧農——中農——富農」。這些錯誤觀點，竟在韶山流傳了幾十年之久。2012年12月，境外媒體報導：韶山在土改劃成分時，還有人提出要給毛澤東家庭劃為「地主」，只因他是「黨的領袖、政府主席而未劃成」，更是荒謬絕倫，歷史絕非如此!1950年冬，韶山無任何人去北京，根本不可能出現那個談話場面;韶山土改中無人提出要給毛澤東家劃什麼成分，根本不存在什麼「紛爭」，更不存在劃什麼富農、地主的任何客觀可能;毛仁秋去信是請示毛澤東「家裡有幾人參加分田」，毛澤東接信後，沒寫回信，也不是派毛岸英(已上抗美援朝戰場)兄弟，而是派毛岸青一人回韶山，傳達「家人不參加分田」「家庭階級成分，實事求是，該是什麼就是什麼」等三條指示。毛澤東最了解家庭經濟情況，最熟悉土改政策，絕對不會說自家是「富農」。事實上，韶山鄉政府和土改工作隊，根據家庭經濟等情況和土改法，沒給毛澤東家庭劃定任何成分。
當我將有關這些問題的大量史實、史料和數據，匯報給中央文獻後，他們都感到意外與高興，說「這就解決了毛研史上，早應解決、而長期未能得以解決、似乎誰都不能解決的歷史問題」，要來個「鋪天蓋地、驚天動地」的宣傳，達到「正本清源、撥亂反正」的目的。他們於2013年11月，在《黨的文獻》第6期，發表了我們的《關於土地改革時毛澤東家庭成分劃分問題的歷史考證》，2014年5月由他們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書，收錄了我的《從富裕到貧窮——毛澤東家庭經濟演變和成分問題的歷史真相》，2015年9月《黨的文獻》第5期，又發表了我的《讓文物與老人「對話」——韶山毛澤東家庭歷史研究新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對重大歷史問題「整體研究要深，專題研究要細」，應「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事實勝於雄辯，文物印證歷史。「清抵簿」是毛澤東革命家庭的紅色帳簿，一本老帳簿，是家庭政治經濟狀況的歷史見證，我們將它與老人回憶結合起來，進行深入細緻的新研究，從而破解了毛澤東家庭經濟和成分問題的歷史謎團。這就有力說明，只有尊重歷史，讓史實說話，才能真正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只有敢於挑戰，勇於擔當，才能糾錯向前，不斷創新，我們這個時代，需要這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