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最近因為辛巴和羅永浩，職業打假人王海又火了一把。
剛開始打假辛巴的時候，有人猜測這是抖音要幹快手，王海只是資本手裡的一桿槍，沒想到王海反手就給羅永浩來了一槍。
快手不喜歡他，抖音也不喜歡他。
所有資本都不喜歡王海。
如果你是資本，你看著王海也頭疼，他完全不管什麼拉一派打一派或者遠交近攻，短視頻平臺一共兩個巨頭，他一次就能得罪兩個。
哪怕上一秒他還在打擊你的競爭對手，但你知道這並不意味著你就可以偷著樂了。
只要你符合他的捕獵標準，他隨時可能來搞你。
而且王海選擇目標的原則很明確，專打大公司大資本，因為體量大，賠得起錢，打假的收穫豐厚。
簡直是資本的螞蟥。
有趣的是，王海本身也是資本的一部分。
他名下有多家職業打假公司，鼎盛時期員工超過兩百人，各個身懷絕技。
在王海打假的上半場，他就是作為一個普通人去打假的，以個人身份出面，每次都要自己下場。
但是在下半場，他選擇了用資本思維打資本。
模仿資本的思維，運用資本的模式，同時也獲得了資本的效率。
只有魔法才能打敗魔法。
某種意義上，王海成為了資本中的一個癌細胞。
2
王海這個人非常有趣，在和打假搭上關係之前，他本身就是一個經歷非常豐富的人。
王海的父親當過幾年民辦老師，在王海出生後，他父親辭掉教職，承包了學校的校辦廠，後來又把廠子遷到了青島的市郊。
工廠的新址離城區很遠，從此王海的父母住在廠裡，當時才小學二年級的王海和年幼的弟弟住在家裡。
兩人每個月只能見到父母一次，那就是領生活費的時候。
這段和父母分居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了他初中畢業，直到1989年，王海的父母才搬回家中。
還沒和父母過上幾天溫馨的家庭生活，他父親承包的廠子在北京的辦事處便出現了大量貪汙和攜款潛逃，導致工廠入不敷出。
他父親就和他商量，家裡需要一個可信的人去北京，希望他作為長子能承擔這個責任。
很多年後，王海在自己的自傳裡寫到這件事情的時候還是很遺憾。
他在書裡強調自己的學業穩居年級前二十，完全可以考上高中，但他只能放棄上學。
到北京後，他接管了辦事處的財務和業務工作，當年度，工廠便扭虧為盈。
那一年，王海十六歲。
他沒具體聊過自己當時是如何遏制住貪汙的，但是此後的很多年中，他不斷在類似的事情上展現出奇特的敏銳。
有一次有個記者去採訪他，兩個人在街上逛了逛，王海順手在早點攤上買了一個饅頭。
他看了一眼饅頭，掏出手機拍了張照片，轉頭對記者說，這個饅頭白得過分，麵粉肯定有問題。
再有一次，王海在商場買了件羽絨服，看了一眼，就感覺羽絨含量沒標牌註明的那麼高。
他找鑑定機構測了一下，果然不出所料。
這種敏銳非常有意思，有時候並不是真的發現了什麼端倪，而是一種近乎PTSD的直覺。
簡單說，就是被坑多了，產生了慣性，看到什麼東西都覺得有坑，都想拿去測一下。
尷尬的是，大部分時候他都猜對了。
如果坑真的無處不在，那麼被迫害妄想症可能才是正常人。
來到北京的第三年，王海父親承包的工廠轉型外貿，王海終於從辦事處解脫出來，為了打發時間，他開始學習外貿和法律知識，還花錢報了函授班。
後來王海在打假過程中展現的對法律的熟悉和運用，多半離不開這一時期的積澱。
又過了幾年，時間來到了1995年。
1995年二月的某一天，王海在北京東城寬街的一家書店裡，偶然翻到了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也正是在這一年，王海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打假。
一切仿佛是命中注定。
3
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頒布前，我國的民事法律的賠償原則一直是損一賠一，在法律上這種賠償形式被稱為補償性賠償制度，與懲罰性賠償制度相對。
所謂的補償性賠償，就是說對於平等的兩個民事主體之間的侵權行為，一般是造成了多大的損害，就判令給出多大的賠償。
但是在1993年頒布的《消法》中，我國第一次以特別法的形式引入了懲罰性賠償。
《消法》第49條規定，經營者若有欺詐行為，需要加倍賠償。
損一賠一變成了損一賠二。
不過，在第一次翻閱《消法》的時候，王海注意到的倒還不是「商機」，而是立法的缺陷。
他發現《消法》對很多概念都缺少詳細解釋，比如哪些消費行為受到《消法》的保護，比如具體什麼情況下適用於假一賠二，這些都沒有明文規定，所以49條看起來很好，卻缺乏可操作性。
王海的判斷並沒有出錯，這些問題一直持續到95年9月1日，北京市出臺《消法》的地方性法規為止，才有了明確的解答。
有很多問題在立法的時候無法做到事事周全，但修訂法律又是一件不能輕率的事情，所以法律改變的速度經常會跟不上社會變化的速度。
幸好，法律也總是在不斷地自我進化和完善之中，就好像1995年的《北京市實施〈消法〉辦法》對《消法》49條的補充一樣。
但王海第一次打假的時候，這些法律法規尚且還在醞釀之中。
他走的是一條沒有路的路。
他曾經走錯過方向，也曾經走得歪七扭八、毫無章法。
但這確實是一條新路。
4
1995年3月25日，懷著對《消法》49條的好奇和困惑，王海去了一趟北京隆福大廈。
他想試試假一賠二的規定到底好不好用，所以這次就是奔著買假貨去的。
在二樓，他發現一款索尼耳機的合模縫處有毛刺，看著有點像假貨，但是他不敢買——萬一買到真貨咋辦。
猶豫了半天，最後他還是花170塊錢買了兩副。
主要是覺得，一方面錢不多，另一方面東西質量雖然差勁，但即使是真貨，大不了拿去送人。
王海老師真是情商鬼才。
後世有些被王海痛打過的企業對隆福大廈耿耿於懷，他們覺得如果不是隆福大廈賣了那兩副假耳機，王海也不會走上職業打假人的道路。
但這個假設有一個根本性的錯誤，即使耳機檢測出來不是假的，王海也會去買其他東西，直到買到假貨為止。
更何況以那個年代的情況，買到假貨比買到真貨更容易。
後來王海回憶起這件事情，他說自己當時倒不是為了賺錢，
「賠不賠錢其實都無所謂，我只是覺得這個索賠的過程一定會非常有趣。」
事實上，這個過程有趣不有趣不好說，但真的很魔幻。
先是東城區消協的電話打不通，王海決定上門去找，結果就連神通廣大的北京的哥都不知道東城區消協在哪辦公。
他好不容易聯繫上市消協，結果又被市消協踢到市技術監督局；
再被市技術監督局踢到東城區技術監督局；
再被東城區技術監督局踢回市技術監督局；
再被市技術監督局踢到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
再被索尼公司駐京辦事處踢到了東城區工商局。
王海老師揉了揉自己的屁股，算了一下打車錢，發現打車吃飯住招待所加起來，已經花掉他兩百多塊錢了。
但這兩幅耳機只能賠他170塊。
王海大怒：虧了呀，我淦！
於是他立刻又去隆福大廈買了十副耳機。
這個下意識的舉動，也是王海後來締造的職業打假人這個行業的核心邏輯：
為單一商品索賠的時間金錢成本，遠高於消費者所能獲得的賠償，所以除非為了出氣，普通消費者很少願意為了一件商品的索賠去起訴和大費周章。
但大量購買同一商品並索賠的成本，則除了財力上並沒有太多區別，所以為什麼不能通過大量購買同一商品，來攤薄維權成本？
本質上，從個人維權轉向職業打假，是經濟學原理主導下的必然。
這場王海打假的第一戰並沒有分出勝負，而是以東城區工商局的調解告終。
在東城區工商局的調解下，隆福大廈同意退賠前兩副耳機，但拒絕退賠後面王海買的那十副，理由是：王海買的時候「已經知道那是假貨，屬於知假買假」。
王海拒絕接受調解。
他說「知假買假憑什麼就不能退賠，法律是不能隨便打折扣的，實在不行就讓法院進行裁決」。
但隆福大廈拒絕接受王海的拒絕接受，他們覺得自己豈能向這個土包子低頭。
王海只得先給那十副耳機退貨，然後帶著先前買的那兩副耳機離開了。
此時，算上還沒退款的這兩副耳機，這一次運用《消法》的嘗試給王海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到了580元。
一直到很多年後，王海都實現年入千萬了，他仍然清晰地記得這個數字。
後來有記者問王海，經過隆福大廈時會不會回頭多望上一眼。
他沒說會還是不會，而是說。
我已經很久不到那邊去了。
5
隆福大廈事件結束的一個月後，王海回到了青島。
但風波才剛剛開始醞釀。
隨著《中國消費者報》刊登對王海的專題報導《刁民？聰明的消費者？》，王海一夜之間成為了消費者維權的代表人物。
《消法》起草人、民法學家何山也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評論，總結起來，核心觀點就是無論消費者出於什麼目的購買，只要經營者存在欺詐行為，就應該為假貨退賠。
王海得到了來自媒體、民眾、法學界的廣泛支持。
在輿論的壓力下，1995年12月5日，隆福大廈終於同意加倍賠償王海買的那十副假耳機，刁民變成了「打假英雄」。
同年12月15日，中國保護消費者基金會舉行了新聞發布會，授予王海首屆「消費者打假獎」，並獎勵王海5000元。
這是王海最高光的時刻。
那段時間裡，各路媒體爭相想要採訪他，每到一個城市，都有記者陪同他去當地商場，見證他的「現場打假」。
如果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可能很難理解王海為什麼會如此受到媒體和輿論的追捧，但放在那個時代卻是理所當然。
那是一個很狂野的時代，各種野路子的創業者用最極致也最快速的方法去追逐財富，有許多營銷神話放到現在來看，其實就是誰更敢吹，誰更沒有底線。
在那個年代，資本作惡是沒有代價或者代價極其輕微的，因為普通人在自己有哪些權利、應該如何保護自己這些問題上，依然懵懵懂懂。
用王海的話來說，企業和個人消費者之間是絕對的組織不對等和信息不對稱。
企業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作惡和自保，但普通人卻只能依靠個人的力量，各自為戰，一盤散沙。
企業可以在電視臺和報刊廣播投放大量虛構偽造的廣告，普通人卻沒有值得信賴的，和企業沒有利益相關的渠道對這些信息進行驗證和核實。
消費者不知道該信什麼，也不知道該不信什麼，分不清哪些是假貨，也分不清哪些是真貨，即使是那些涉及到生命健康安全的商品，也不得不用自己的身體去嘗試。
在第一屆315晚會上，那英的那首《霧裡看花》，用的是最溫柔最委婉的曲調和歌詞，唱的卻是極端殘酷的市場困境。
而許多我們現在常用的法律，在當時又還只是草創，並不為普通人所熟悉。
這個時候，王海，以及其他像王海一樣萌生了維權意識和思想，並且有足夠行動力付諸實踐的人的出現，無疑是對改變其他消費者觀念極為重要的示範。
王海摸著法律過河，我們才能摸著王海過河。
他不是他自己，他只是一個案例，一個用來演示如何使用法律的教具，或者就像王海自己所說，他只是《消法》的一個衍生品。
社會需要，時代需要，所以才有了王海。
王海，是時代的工具人。
隨著中國消費者報社和中國消費者協會連續數年的相關座談會，以及眾多媒體的廣泛報導，王海等人的案例被普及到了全國，也確確實實提高了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意識和經營者的規則意識。
對普通人來說，王海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告訴他們「原來還可以這麼幹，而且我也可以這麼幹」。
保護自己是一種本能，並不需要教，但是讓他們知道怎麼運用法律，來安全合法的保護自己，這很重要。
對經營者來說，王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警示，這是一種非常古老但是有用的威脅，就和老人對小孩說不聽話就會被大灰狼叼走一樣。
王海管不到所有商家，即使在他最活躍的時期，他打擊到的商家也只佔制假售假市場的極小一部分，但是只要有被王海盯上的可能性，起碼這些人在作惡的時候會更掩飾一些，更收斂一些，這就夠了。
真正能改變這一切的，終究還是多年不間斷的市場整治和潛移默化的法律宣傳，王海也好，所謂的職業打假人也好，只是窘迫時期的替代品。
他們的確不是長久之計，以惡制惡也的確是飲鴆止渴，但是在那個時代來看，他們的出現又是一種必然，他們的存在也是一種不可或缺。
對於那個烏煙瘴氣又光怪陸離的時代來說，一切本來就是新的，新出現一種以惡制惡的打假人，又有何不可？
我們很難責怪這些打假人在行事的時候不講規矩，畢竟他們的對手也不喜歡講規矩。
既然雙方都沒有規矩和原則，那麼最原始的叢林法則也許才是合理的。
有趣的是，無序最終往往會導向有序。
現在通行的很多商業準則，本身就來自於那個沒有準則的年代。
當各方利益不斷發生激烈膨脹和對抗之時，必然會出現一個動態的平衡點。
在這個點上，所有利益訴求都能達到相對的實現和妥協，這就是規矩。
他們不講規矩，但規矩將從他們身上誕生，以他們的輝煌或犧牲為養分。
如果沒有王海和其他人去試錯，世界或許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尺度和雷池在何處。
王海活到了今天，並且活躍到了今天，所以此時此刻他才會被我們記住和討論。
但是在時代的陰影之下，還有更多做著和他相似事情的人，已經死去或者沉寂。
王海，只是那個蹚雷成功的人。
6
王海轟轟烈烈的個人打假事業只維持了不到五年。
五年間，他多次上電視、上報紙，個人榮譽拿到手軟，還出了好幾本書，被全社會歌頌和崇拜。
隨之而來的，便是從「打假英雄」到「攫利小人」的急轉直下。
2000年，有人向王海爆料天津的津成電線存在質量問題，王海馬上著手搜集資料。
津成電線與之交涉，私下給了王海16萬元，要求他停止調查。王海口頭答應，實際上仍然在準備起訴，並且在電話中要求津成電線拿出100萬元。
王海沒想到，津成電線直接撕破了臉，不但把通話內容錄了音，而且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把錄音公布了出來。
輿情譁然，之前支持過王海的媒體紛紛倒戈，有人說王海是寄生在企業身上的「寄生蟲」，也有人說王海是一種「畸形產物」。
還有一篇關於職業打假人的文章裡，指名道姓說王海就是一個攫利小人。
但凡把人設立得太高的，走起路來都容易扯著蛋，這個道理，王海在二十年前就已經實踐過了。
十幾年後移動網際網路大興，王海在打企業假的時候，不忘打網際網路上的「假人設」，其中說不定也含有一絲勸誡之意。
當時的王海心有不甘，他到處搜集資料，準備捲土重來，再懟一波津成電線，以挽回自己的名譽。
王海沒有想到的是，這場預期中的「翻身仗」還沒開始便已經結束了。
由於巨大的精神壓力，王海失眠了一周。在失眠的第七天，他接到了一個打過來問候他親人的侮辱電話，掛掉電話以後，緊接著他又弄丟了自己的錢包。
他試圖向別人求助，但周圍竟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幫他。
一連串糟糕的事情讓王海的精神崩潰了。
他衝進南寧國際大酒店，在酒店前臺大肆打砸了一通，然後就被民警給拘留了。
王海的妻子從深圳趕來，幫他付了一筆賠償金，此時，王海已經被送進了南寧市第五人民醫院。
南寧市第五人民醫院，是一所心理醫院。
更通俗的說法，是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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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精神病院出來以後，王海放棄了身上的光環。
他宣布退出個人打假行業，不再以個人身份出面打假，隨即成立了4家打假公司，開始幫別人「代打假」、「代維權」。
王海對自己的公司是這樣介紹的：
我們做的仍然是公益打假，揭露欺詐行為是公益的，再比如「王海熱線」也是一個不盈利的、純粹公益的項目。
但是我們幫助消費者維權，向消費者提供律師團隊的服務，這是要收費的。
賺法律服務的錢，不賺打假的錢，這是王海想出的新賽道。
據說，知假買假的老本行，王海也依然在做，只是他已經不再自己出手了。
他會把項目分配給不同的員工，還會建立專業的項目組：
有人負責搜集線索，有人負責調查取證，還有人專門去一些工廠臥底。
大部分項目都比較簡單，比如說，如果有牛奶品牌宣傳自己可以治陽痿，王海就會派人去買這款牛奶，記錄下購買流程，然後要求牛奶廠家證明自己確實可以治療陽痿。
廠家當然沒辦法證明，這本來就是一種智商稅，王海的公司就會開始走法律流程索賠。
這是真正的用資本的思維打資本，流水線式的打假法，多項打假工作可以同步進行，效率極高，而且還分攤了風險。
從這個時候起，王海正式變成了資本，他用資本剝削剩餘價值的模式，把打假變成了打工，把一件有著古典浪漫和個人英雄主義的事情，變成了需要上班打卡的普通職業。
他公司的那些臥底，調查員和律師團，他們不是孤膽英雄，而是有組織有體系有後盾的職業選手。
在那個年代，個人打假人的命運是非常叵測的。
成都民間打假第一人，化名劉江的黃勇，因為打假各地電視臺的虛假廣告，被聯合起訴敲詐勒索。
直到今天，到搜尋引擎上以「打假人」和「坐牢」為關鍵詞進行搜索，仍然能找到大量相關案例。
劉江案發生後，有人問王海怎麼看，王海沉默了一會，說，劉江的問題在於不懂法律，沒有完整的風險防範流程。
但即使懂法律，甚至自身就是律師，也不見得就可以高枕無憂。
2003年，王海的一個朋友，同為打假人的律師黃立榮，在對紫禁城國醫館監控取證的時候被對方發現，遭到多人毆打，導致身上十根肋骨骨折，肝臟破裂，此後不治身亡。
黃立榮的死，似乎是某種不祥的警告：
這本就是一個游離於光暗之間的行業，你不光要懂得如何應對光，更要提防暗。
所以即使有了公司，有了團隊，王海仍然保持了足夠的謹慎和小心。
他幾乎不在媒體面前摘下墨鏡。
為了控制風險，他還一度把公司的員工從兩百多人精簡到三十多人。
如果有必要去現場，最多的時候，他會帶上九十多個保鏢。
即使如此，他仍然很難獲得足夠的安全感。
從2000年到2010年，差不多十年的時間裡，王海名下的打假公司一直在活躍，但他本人卻努力在外界面前隱藏自己。
直到2011年，他才因為起訴耐克而重回媒體視野。
但這一次，他拒絕了媒體的神化。
他公開說，職業打假人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小人。
我們只是一群商人。
8
商人這個定位很中性，不吹不黑，不捧不踩。
商人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壞事，既可能有原則，也可能沒底線。
對錯只看個人，好壞與身份無關，一切都要就事論事。
王海喜歡做一個商人。
英雄也好，小人也罷，都是別人給他的定位。
但商人這個定位，不來自於其他任何人的意志，完全是他自己的選擇。
離開個人打假行業後，在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說了兩句話：
「打假和正義從來沒有關係」。
「除卻本能，人的一切行為，本質上都是交易行為。」
他說的是對的，但這些話從一個曾經的英雄、後來的小人口中說出，總顯得有些黑色幽默。
確實，王海不是什么正義鬥士。
他的打假公司三十萬以下的案子不接，年入過千萬，總不能說正義也有出場費吧。
他會因為某個企業給了足夠的錢而選擇和解，選擇性的正義當然也不是正義。
但你也不能說他是一個壞人。
他確實是為了賺錢，但在賺錢的過程中，他客觀上也打擊了造假售假者，後期的打擊範圍還擴大到了虛假宣傳和品控不合格的公司。
他會使用不那麼光明正大的手段，比如收買員工，派人臥底。
但要對付黑暗，本來就只能用黑暗的手段，甚至要比壞人更壞。
王海本人也確實沒有那麼「正」，他不但接受庭外和解，還主動索要過「封口費」。
但即使是沒那麼徹底的打假，也增加了企業作惡的成本，當作惡的成本超過作惡的收益時，企業自然會循規蹈矩。
為什麼造假和作惡屢禁不絕，罰之不盡？歸根結底，還是因為收益太大而懲罰太輕。
王海這樣的人的存在，就是壞人作惡路上的一道坎。
王海的手越毒，壞人摔得越疼。
至於「封口費」這個東西，在當年那次翻車以後，已經從他的字典裡徹底刪除了。
此後二十年，王海再也沒有翻過車。
以王海的職業，得罪人不是一種可能性，而是一個必然。
每天都有無數人在盯著他，只要他行差踏錯一步，等待他的馬上就是牢獄之災。
但他依然活蹦亂跳地跳到了今天。
很多人都看他不順眼，卻拿他沒有辦法。
他謹慎地對待自己的每一句話和每一個索賠訴求，確保一切都在法律允許的範疇之內，並且確實是在「打假」。
「打假是目的，賺錢是手段」，這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微博上掛著的籤名。
我確實賺錢，但賺錢只是做了正確事情的結果。
我打假，我也賺錢。
這就是一場交易，很公平。
9
有趣的是，當王海在輿論面前躺平，直言不諱自己打假就是為了賺錢的時候，他的路忽然變得開闊起來。
大家不再用英雄和完人的標準來要求他，反而開始自發解構職業打假背後的正面意義。
在B站上那些關於王海打假辛巴的視頻裡，評論區下的用戶展現了一種與二十年前的媒體截然不同的思維方式：
「他確實賺錢了，但他做的是不是好事？是不是對社會有正面作用？」
「他確實知假買假了，但如果你們不造假，王海能奈何你們嗎？」
就連王海所說的「騙子是割老百姓韭菜的人，我是割騙子韭菜的人」這樣似乎不太圓滑的發言，也變成了真性情的流露。
25年來，王海的定位歷經了多重轉變，很難說哪一個才是真實的他，又或者，哪一個都是他，但也都不是他。
從1995年買了那兩副耳機開始，他的身份歷經了「刁民」，「打假英雄」，「攫利小人」等各種變化，最後定格在「商人」。
上面說的這些身份，有的是外界強加給他的，比如刁民。
早期王海的「打假」還停留在自己買假貨去索賠的時候，有人問他，你知不知道這是假的，王海說我知道啊。
那個人說你特麼知道是假的還買，你這不是刁民嗎？
後來王海寫了一本自傳，名字就叫《我是刁民》。
但這本書的第一章，標題卻是「我不是刁民」。
表面上他服軟了，其實他從來都不服。
有的是輿論賦予，而他又樂見其成的，比如打假英雄。
有一段時間，王海特別陶醉於英雄這個稱號，他上了《實話實說》第一期，頻繁在央視的新聞節目裡露臉，還去客串經濟頻道的主持人。
但問題是，英雄必須是偉光正的，動機裡面必須是不摻雜利益的。
那年頭國內還不流行黑暗英雄的設定，正確不絕對，就是絕對不正確。
王海沒有剛開始就拒絕媒體冠以英雄的名號，這也許是他最大的錯誤，但又情有可原。
哪個年輕人能拒絕榮耀的誘惑呢？
但他又承擔不了英雄的枷鎖。
於是他便有了第三個身份：攫利小人。
2000年，王海向津成電線廠索要一百萬「封口費」的那段電話錄音被曝出後，他在輿論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公眾接受不了心目中的打假鬥士跌落神壇的反差，之前有多崇拜，幻想破滅後就有多憤怒。
接受不了反差的不止公眾，還有王海自己。
他想過挽回自己的名譽，也因為辱罵而失控過，但最終，他的選擇是淡出媒體和公眾的視野。
當不了英雄，那就不當了吧。
誰也沒想到，他不想當英雄以後，卻又在另一批人的心目中成為了用黑暗對抗黑暗的反英雄。
命運的玩笑，有時候就是這麼奇妙。
10
辛巴和老羅，包括整個電商直播，大概都只是王海打假路上的一個過場。
王海說電商直播是打假人的富礦，裡面的假貨太多了，隨便打開一個直播間看五分鐘，就會發現到處都是素材。
等到電商直播裡賣假貨的人少了，打假素材不好找了，他可能就換一個目標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打完電商直播，王海應該還會繼續打下去。
如果人類能把假貨賣到火星，我相信他一定也會把打假的業務發展到火星。
不為別的，就和25年前他為什麼要走進隆福大廈買那兩副耳機一樣。
因為這個過程，真的很有趣。
這些年來，王海化身資本，用各種說起來並不那麼好聽的手段去打假，在公眾場合永遠戴著墨鏡，不願意公開露面。
然而他所做的事情，又的確是從消費者的角度出發，對普通人有利的，這個立場始終沒有變過。
時代從來都是有光有暗，但有時候不只有光暗對立，也可能有人身披黑暗，但腳踏光明。
或許對於一個力量遠不及資本的普通人來說，這是他對抗黑暗唯一的選擇。
在王海的世界裡，只有黑暗到極致，才有資格擁抱光明。
至於他的動機是什麼，私心和公心各佔幾成，這些事情其實就和六子肚子裡到底有幾碗粉一樣，自證不了，也沒必要自證。
黑暗菩薩是菩薩嗎？我覺得也是。
有人質問，菩薩未必有佛心。
然而菩薩本就不必有佛心，但行伏魔事，便是菩薩身。
諸魔退散後，大家習慣於苛求品德的完美。
妖霧重來時，我們或許會接受另一種邏輯：
菩薩，何必有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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