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古蜀時代，傳說有五個王朝，揚雄《蜀王本紀》就有關於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的記載。這些記載雖然簡略，卻為了解和探討古蜀歷史提供了重要的線索。自上個世紀以來，隨著成都平原諸多古城址、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等重要考古發現，揭示了古蜀文明的燦爛輝煌，可知傳說的古蜀王朝並非子虛烏有。揚雄《蜀王本紀》記述的古蜀傳說，終於得到了印證，但仍有許多疑問，需要我們做深入的分析和探討。
關鍵詞：古蜀；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鱉靈；三星堆；金沙遺址
一.關於《蜀王本紀》作者的爭議
《蜀王本紀》是了解和研究古蜀歷史的一部重要文獻史料，相傳為西漢揚雄撰寫。雖然《漢書·揚雄傳》中沒有提到此事，但在《隋書·經籍志》中已有「《蜀王本記》一卷，揚雄撰」的記載〔1〕；《舊唐書·經籍志》則明確記載為「《蜀王本紀》一卷，揚雄撰」〔2〕；《新唐書·藝文志》也說「揚雄《蜀王本記》一卷」〔3〕。在晉、唐、宋代的文人著述中，《蜀王本紀》常被引用，皆稱揚雄所作。《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大型類書中，也是說揚雄《蜀王本紀》，並無異辭。
東漢張衡撰寫《思玄賦》中有「鱉令殪而屍亡兮,取蜀禪而引世」，《後漢書·張衡列傳》記錄了此文，唐李賢等注釋就引用了「揚雄《蜀王本紀》曰：荊人鱉令死，其屍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為德不如鱉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4〕。梁朝蕭統編《文選》卷十五亦收錄了張衡《思玄賦》，唐李善注釋此句，也引用了「《蜀王本紀》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荊地有一死人，名鱉令，其屍亡，隨江水上至郫，與望帝相見，望帝以鱉令為相，以德薄不及鱉令，乃委國授之而去」〔5〕。李賢與李善的注釋，二者引用的文字略有差異，應是轉述原文，由此可知揚雄《蜀王本紀》是當時諸多文人學者相當熟悉的一部著作。
左思撰寫《蜀都賦》稱「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以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文選》卷四收錄了左思的《蜀都賦》，劉逵注釋曰「揚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故曰兆基於上代也。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6〕。唐代詩人李白《蜀道難》描述曰：「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嵋巔。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鉤連」。顯然也是引用了揚雄《蜀王本紀》中的記述，並加以了文學的誇張。這些例證，都顯示了揚雄《蜀王本紀》的影響。
揚雄學識淵博，擅長辭賦，是漢代著名的文學家，在史學方面也有所涉獵。東漢王充《論衡·須頌》就說：「司馬子長紀黃帝以至孝武,揚子云錄宣帝以至哀、平」〔7〕。《後漢書·班彪傳》稱：「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李賢等注釋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8〕。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亦載:「《史記》所書,年止漢武,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其後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等相次撰續,迄於哀、平間,猶名《史記》」。東漢初「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新，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者也」，另撰史以代之。後來班固又撰寫了《漢書》，取代了揚雄等人的撰續之作，故而其書無傳〔9〕。
揚雄撰寫的漢代歷史之書，雖然被取代而失傳了，但他涉獵史學應該是確有其事的。常璩《華陽國志·序志》說：「司馬相如、嚴君平、揚子云、陽成子玄、鄭伯邑、尹彭城、誰常侍、任給事等各集傳記，以作《本紀》,略舉其隅」〔10〕。這是說司馬相如、揚雄都搜集過蜀地的奇聞軼事與民間傳說，並加以整理撰寫成書了。按照常理，撰寫歷史著述，首先要搜集資料，然後要加以整理和記錄。揚雄曾撰《方言》，研究過蜀地的民俗，又撰寫過《蜀都賦》，熟悉蜀地的地理歷史，對蜀地流傳的古蜀軼聞加以搜集並撰寫成書，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北宋晁說之《景迂生集》卷一九《揚雄別傳》亦曰：「揚雄在蜀時嘗著《蜀王本紀》、《蜀郡賦》，以極其山川地裡人物之實。又嘗錄宣帝以至哀平紀傳皆備，其後班固因之」。說的便正是這種情況。
四川茂縣牟託石棺葬墓地遺址
再從唐宋以來的各種類書看，譬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大型官修類書都引用了揚雄《蜀王本紀》，又比如唐朝虞世南《北堂書鈔》、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北宋高承《事物紀原》、南宋王應麟《玉海》，以及明代陶宗儀《說郛》等，也都引用了揚雄《蜀王本紀》中的古蜀傳說。編撰這些類書的都是歷代有識之士或著名學者，他們對古籍真偽的鑑別能力，應該是沒有什麼疑問的。由此可見，揚雄曾撰寫過《蜀王本紀》，當無可疑。
值得注意的是，揚雄《蜀王本紀》的最大特點，就是傳說色彩過於濃鬱。其實這也並不奇怪，因為古蜀邈遠，輯錄民間流傳的古蜀軼聞故事，肯定不同於史家之言。譬如說古蜀三代蜀王皆神化不死，荊人鱉靈死後屍化西上，杜宇之魂化為子鵑，就有點怪異。常璩對此，曾提出疑問，「漢末，漢中祝元靈性滑稽，用州牧劉焉談調之末，與蜀士燕胥，聊著翰墨。當時以為極歡，後人有以為惑。恐此之類，必起於元靈之由也。惟智者辨其不然，幸也」〔11〕。有人認為常璩此言，似指《蜀王本紀》非揚雄之書,而是後漢時祝元靈之書偽託。但細讀常璩所述，不過是以元靈為例，主要是懷疑傳說的真實性，恐與史實不符，所以要智者加以辨別。
顧頗剛先生就指出：「揚氏生於漢，其時離蜀國之亡不過三百年，民間傳說猶有存者，故多摭取裡巷之談以成書……揚氏所錄固多不經之言,而皆為蜀地真實之神話、傳說。常氏書雅訓矣，然其事既非民間之口說，亦非舊史之筆錄，乃學士之文人就神話、傳說之素地而加以渲染粉飾者」，常璩「以為此等不合理性之故事皆出於滑稽之流之信口編造,揚雄之書或經其竄亂。此則表示常氏全不認識神話、傳說之本來面目」〔12〕。揚雄善長辭賦，屬於創作，文辭綺麗典雅；撰寫《蜀王本紀》則屬於實錄，保留了民間神話傳說的原來面貌，顯得怪異不經應該是正常現象，這也正說明了此書正是揚雄所著。其實，自從《蜀王本紀》問世以來，幾乎沒有人對其作者的真假有過質疑。直到近世，才有學者對傳統說法提出了一些異議。
徐中舒先生就曾置疑《蜀王本紀》的作者與年代，認為《蜀王本紀》初名《蜀本紀》，或省稱《蜀紀》，只是雜記蜀事之書，除記述有關蜀王事跡以外，還雜記與蜀王無關之事，其薈萃成書，當在劉焉、劉備相繼統治益州之時。認為「《蜀本紀》或《蜀王本紀》的作者是蜀漢時代的譙周而不是西漢末年的揚雄」〔13〕。
但有學者指出，《蜀王本紀》記載的時間上限是蠶叢魚鳧的上古時期，下限直西漢宣帝時期，可見《蜀王本紀》成書於西漢時期；其次是《蜀王本紀》的內容與揚雄受神仙道家思想影響相契合；再者是從眾多的文人史籍中引用此書皆稱揚雄《蜀王本紀》，也足以證明《蜀王本紀》是揚雄撰寫〔14〕。
任乃強先生也認為，《蜀王本紀》為漢代人所記蜀人傳說，常璩「序蠶叢開國至禪位開明氏，大抵取材於《蜀王本紀》（一稱《蜀本紀》或《蜀紀》）」，「今有揚雄《蜀王本紀》輯本，殘闕已甚，又多異文，不足以驗其是否原書本語」，「綜上諸說，知各家皆出於揚雄之書，而頗變其文字，體會亦各不同。揚雄生長於郫，去周世亦不甚遠，所得於故老之傳說，足資依據」〔15〕。
蒙文通先生則提出了另外的分析看法，「從《蜀王本紀》佚文和常氏《蜀志》對讀，可見《常志》大部是依據《本紀》。今所見《本紀》佚文，最晚的事是漢宣帝時穿鹽井。《常志》也是在這一條後，接著便總論兩漢人物。常氏敘事也止於此，可見《本紀》所記實止於此。足證這是西漢時書，可能還在揚雄稍前一點。朱逷先先生據《常志·序志》以為作《蜀王本紀》有多家，今群書所引佚文未必皆揚書；又常有異說參差，必非一書。按《隋書·經籍志》僅揚雄一家書存，徵引《蜀王本紀》者皆唐宋人書，當只能根據揚雄一家。雖劉逵、裴松之、劉昭亦有所徵引，但皆與唐宋人所引文同。其間所存異說，自是本書兼存異聞，《常志》亦是如此，不足為異」〔16〕。蒙文通先生認為，漢代記錄古蜀傳說的可能有多家，揚雄撰寫的《蜀王本紀》應是其中一種，此後諸書失傳，隋書記錄只有揚雄《蜀王本紀》尚存世，後來唐宋文人引用此書，併兼存異聞，是很有見地的看法。
關於揚雄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記述云：「《揚子云集》六卷，漢揚雄撰。案：《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皆載雄集五卷，其本久佚，宋譚愈始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四十餘篇，仍輯為五卷，已非舊本。明萬曆中，遂州鄭樸又取所撰《太元》《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條，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為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即此本也」〔17〕。總而言之，揚雄撰寫《蜀王本紀》，應該是實有其事的。但原書流傳亡佚，被人傳抄引用，摻和了異聞，今天看到的揚雄《蜀王本紀》已是後人的輯本。
二.古蜀三代的傳說與遺蹟尋蹤
古蜀歷史上，有關於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的記載，通常認為是古蜀國的五個王朝。揚雄《蜀王本紀》就記載了古蜀國的諸多傳說，這些記載雖然簡略，卻為了解和探討古蜀歷史提供了重要的線索。
揚雄《蜀王本紀》說：「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濩、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已上至蠶叢，積三萬四千歲。」又說：「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後者名魚鳧。此三代各數百歲，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頗隨王化去。魚鳧田於湔山，得仙。今廟祀於湔。時蜀民稀少」〔18〕。揚雄關於古蜀的記述，傳說的色彩比較濃鬱，並摻雜了巴蜀地區的神話與仙話的成分，但也透露了早期古蜀王朝的興衰更替，曾相繼經歷了蠶叢建國、柏灌繼位、魚鳧興邦的故事。後來常璩《華陽國志·蜀志》敘述古蜀歷史，便因襲了揚雄《蜀王本紀》的說法，並力圖將古蜀傳說與華夏歷史相銜接，說「蜀之為國，肇於人皇，與巴同囿。至黃帝，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顓頊〕；封其支庶於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又說「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死，作石棺石槨，國人從之，故俗以石棺槨為縱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魚鳧。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19〕。常璩的敘述，與揚雄如出一轍，同樣屬於傳說，顯得有點迷茫。其中有許多疑問，需要我們加以探討。
金沙遺址出土小型青銅立人像
先說古蜀三代，通過揚雄和常璩的記述，可知古蜀歷史上確實有過蠶叢、柏灌、魚鳧三個王朝，但這三個王朝的史跡卻比較模糊，漢代的揚雄和晉代的常璩都所知甚少，只留下了一些傳說的影子。要揭開古蜀歷史之謎，考古資料就成了我們很重要的依據。從考古發現看，成都平原上發現了新津寶墩古城遺址群，揭示了早在4千多年前的蜀地就已出現了早期城市文明的曙光，可見傳說中的蠶叢時代並非子虛烏有。廣漢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掘揭示，3千多年前這裡已經有了規模宏大的王都，特別是三星堆一號坑、二號坑出土的青銅雕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以及後來成都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終於撩開了古蜀神秘的面紗，露出了璀璨的面容。
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箔飾品
關於蜀的來源，應該和蜀山氏有關，先是族名，後來建立蜀國成了國名。古代文獻中有黃帝與蜀山氏聯姻的記載，說明古蜀的歷史確實是非常久遠的。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就記載：「黃帝居軒轅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嫘祖為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悳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20〕。這段記載中提到了黃帝與古蜀的兩次聯姻，先娶西陵之女為正妃，又為其子娶了蜀山氏女。在其他古籍中，也有類似記載，《山海經·海內經》就有「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的傳說。《帝王世紀》、《世本》、《大戴禮·帝系篇》等也有「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累祖，產青陽及昌意」，「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昌意娶於蜀山氏之子，謂之昌僕氏，產顓頊」的記述。袁珂先生考證說，蜀，古字通濁，《世本》說的「濁山氏」也就是蜀山氏〔21〕。與黃帝同時期的蜀山氏，很可能是岷江上遊最早養蠶的部族。有學者認為，蜀山氏因為長期養蠶和紡織絲綢，後來便以蠶為族名，稱為了蠶叢氏。蠶和蜀，其實都是和養蠶密切聯繫在一起的。《說文》解釋蜀字，就是「蜀，葵(桑)中蠶也」的意思〔22〕。以蠶作為族名，說明古代蜀人很早就發明和馴養桑蠶了。學者們大都認為，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蜀山氏又被稱為蠶叢氏。任乃強先生就說「是故蜀山氏，即古人加於蠶叢氏之稱也。其義皆謂最先創造養蠶法之氏族。西陵氏女子嫘祖得其法，轉施之於中原地區。故其子娶於蜀山氏。疑西陵氏居地與蜀山氏近，故傳其術於中原獨早。然則蠶叢氏在黃帝之先已養蠶矣」〔23〕。任乃強《四川上古史新探》中也論述，蜀山氏是最早「拾野蠶繭制綿與抽絲」的部族，到了「西陵氏女嫘祖為黃帝妃，始傳蠶絲業於華夏」〔24〕。
疊溪「蠶陵重鎮」石刻，傳說與古蜀蠶叢氏有關
關於西陵，據學者們研究，西陵就在古蜀的岷江河谷，如鄧少琴先生認為，西陵就是蠶陵，黃帝所娶西陵氏女當為蠶陵氏女，蠶陵就是今天的四川舊茂州之疊溪〔25〕。疊溪西面有蠶陵山，根據當地口碑流傳，據說疊溪城北山上有蠶叢墓，蠶陵山之名便與此有關。由於年代久遠，蠶叢墓究竟在蠶陵山的何處，已難以尋覓。但民間傳說由來已久，絕非憑空杜撰。後來的文獻史料，對此也有一些明確的記述。例如《蜀水考》卷一就記述說：岷江「南過蠶陵山，古蠶叢氏之國也」〔26〕。《蜀中名勝記》卷六對蠶叢的遺蹟也作了記述。學者們對疊溪與「蠶陵」都非常關注，認為這裡很可能就是蠶叢的發跡與建國之地，大都深信不疑。蒙文通先生就認為「可能古代蠶叢建國即在蠶陵」〔27〕。任乃強先生也認為，疊溪發現古碑有「蠶陵」字，「可以肯定蠶叢氏是自此處發跡的」〔28〕。蒙文通先生、任乃強先生、鄧少琴先生，都是近現代研究古蜀歷史的權威學者。他們認為以茂縣為核心區域的岷江上遊河谷是蠶叢故裡，應該是古蜀歷史上一個比較可信的重要史實。
岷江上遊的疊溪河谷
岷江上遊河谷是蠶叢的故裡和崛起之地，揚雄《蜀王本紀》佚文有「蠶叢始居岷山石室中」之說〔29〕，聯繫到後世傳說的蠶叢事跡大多在岷江上遊，可知蠶叢起初可能是棲息於岷江河谷地區以牧業為主兼營狩獵與養殖的部族，後來才由岷江河谷逐漸遷入成都平原。考古發現也揭示了岷江上遊河谷曾是古蜀先民的棲息地，譬如營盤山的考古發現，以及岷江上遊河谷發現石棺葬多達上萬座，便給予了充分的印證。蠶叢為什麼要舉族遷徙？我認為，最關鍵的至少有兩大原因：一是發展所需，二是災害迫使。首先從發展所需方面來看，岷江上遊河谷的生存環境比較狹窄，隨著古蜀族人口的增多與勢力的擴充，必須開拓疆域，尋求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才行。其次從災害迫使方面來看，很可能當時發生了大地震，而且這樣的大地震每隔幾十年便會發生一次，也促使蠶叢下決心率領族人遷出了岷江上遊河谷。如《古本竹書紀年》說黃帝「七十七年，昌意降居弱水……一百年，地裂」，殷商時期也發生過「地震」、「瞿山崩」〔30〕。岷江上遊河谷自古就是地震多發地段，大地震促使了蠶叢的遷徙，應該是一個關鍵性的原因。古代蜀人在成都平原上修築城市和都邑，最初是從靠近岷山的西北部邊緣地帶開始的，然後沿著岷江支流河道兩岸臺地逐漸向平原腹心地區推進。最初修築的早期城市規模較小，後來不斷擴展，到殷商時候的三星堆古城已蔚為壯觀，商周時期的金沙遺址更是規模宏大，這不僅與先後選址築城的地理條件有關，也與不同時期古蜀國或古蜀族人力和物力資源的強弱有著較大的關係。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頭像，巾幗英豪的形象
蠶叢遷徙進入成都平原之後，疊溪作為蠶叢故裡，依然是古代蜀人心目中的聖地。古蜀王朝的祭祀活動非常興盛，其中一項非常重要的就是祭祀神山。例如三星堆出土的一件玉璋上，就刻畫有古代蜀人祭祀神山的情景。而神山指的就是蜀山。說得明確一點，疊溪的蠶陵山便是古代蜀人心目中的神山。因為蠶叢是從這裡崛起並創建蜀國的，而且傳說蠶叢的王陵也在這裡，所以神聖的蠶陵山便成了古代蜀人心目中永恆的崇拜象徵。古代蜀人由此而形成了魂歸天門的觀念，揚雄《蜀王本紀》記述說李冰為蜀守時，「謂汶山為天彭闕，號曰天彭門，雲亡者悉過其中，鬼神精靈數見」〔31〕。常璩《華陽國志》也記載李冰為蜀守時，說李「冰能知天文地理，謂汶山為天彭門，乃至湔氐縣，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仿佛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濆。漢興，數使使者祭之」〔32〕。後來的《水經注·江水》中也有相同記述，說岷山是大江源頭，「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33〕。岷山也就是蜀山，古人認為這裡是大江之源，也是古蜀先民的發祥之地。這些記載，都說明了岷江上遊的蜀山在古代蜀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而天彭闕作為天門觀念的象徵，也就成了崇尚與祭祀的對象。
後世為了紀念蠶叢，曾修建有蠶叢祠，有些地名也與蠶叢有關，並稱蠶叢為青衣神，有些地方還修建了青衣神廟，傳世文獻對此記載頗多。在岷江穿越叢山進入成都平原的地方，自古以來曾有「蠶崖關」、「蠶崖石」、「蠶崖市」等古地名，便與蠶叢氏南遷的史跡有關。《宋本方輿勝覽》卷五十一記述：「成都古蠶叢之國，其民重蠶事，故一歲之中二月望日鬻花木蠶器於其所者號蠶市」；古代成都曾修建有蠶叢祠以祭祀教人養蠶的蠶叢氏：「蜀王蠶叢氏祠也，今呼為青衣神，在聖壽寺」〔34〕。《大明一統志》卷六十七也說：「蠶叢祠在府治西南，蠶叢氏初為蜀侯，後稱蜀王，教民桑蠶，俗呼為青衣神」；卷七十一又說青神縣又名「青衣縣，蓋取蠶叢氏青衣以勸農桑為名」；當地修建有「青衣神廟，在青神縣治北，昔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鄉人立廟祀之」〔35〕。《蜀中名勝記》卷十五也記述說：青神縣的得名與蠶叢有關，「青神者，以蠶叢衣青，而教民農事，人皆神之，是也」〔36〕。因為蠶叢是古蜀國的開創者，數千年之後人們仍在懷念他倡導養蠶和教民農事的功績，對後世的影響可謂深遠。
柏灌是蠶叢之後的蜀王，揚雄《蜀王本紀》就說「蜀王之先名蠶叢，後代名曰柏濩」。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則說蠶叢先稱王，「次王曰柏灌」。揚雄記述的柏濩，與常璩記載的柏灌，一字之差，可能是後世文獻在傳抄上出現的問題，使字形發生了訛變，顯然是同一個人。蒙文通先生就認為「濩」是字誤，應是古籍傳寫之誤〔37〕。常璩記載的柏灌，可能更準確一些。但記載只有寥寥數字，關於柏灌的故事與興衰去向語焉不詳，是一個很大的謎。有學者認為，柏灌率領族人跟隨大禹治水，很可能遷往了中原〔38〕。這個看法頗有見地，因為大禹治水首先就是從蜀地開始的。根據《禹貢》和《蜀王本紀》等古籍記載，西蜀岷江在五帝先秦時代曾是水患比較嚴重的地區，《禹貢》中數次提到大禹由「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岷嶓既藝，沱潛既道」〔39〕，說明大禹先用導山治水的辦法治理岷江，取得了成功，才推廣到了九州。大禹治水的過程中間，有跟隨他的本族隊伍，也有追隨他的其他部族，斟灌族隨同大禹治水並去了中原，確實具有較大的可能性。但柏灌輕易放棄蜀王之位，也有點不可思議。推測當時蜀國很可能發生了激烈的王位之爭，被強悍的魚鳧奪走了王位，柏灌失國之後，這才不得已率眾而走。若按時代推算，跟隨大禹治水去了中原的斟灌族，應是柏灌王的後代子孫，這樣才更加合情合理。
魚鳧是古蜀歷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部族，繼蠶叢與柏灌之後統治了蜀國，是古蜀歷史上第三個王朝。魚鳧原為鳥名，是善於捕魚之鳥，魚鳧族以此為名，透露了對漁業的崇尚，說明是一個嗜好漁獵的民族。揚雄《蜀王本紀》和常璩《華陽國志·蜀志》都有「魚鳧王田於湔山」的記載，任乃強先生考證說，「湔水，今彭縣北海窩子河是也，出『關口』注於沱江（郫河），古稱『湔水』」；「海窩子，古稱瞿上」；瞿上亦是彭縣北的重要關口，有的地理志書指為天彭門〔40〕。宋代羅泌《路史前紀》卷四說「蠶叢縱目，王瞿上」，羅蘋注曰「瞿上城在今雙流縣南十八裡，縣北有瞿上鄉」。羅蘋的說法，顯然是對瞿上的另一種解釋了。劉琳先生說，「按其方位，在今雙流縣南黃甲公社境牧馬山上。新津文化館藏縣人李澄波老先生實地考查後的手稿記載：『瞿上城在今新津縣與雙流縣交界之牧馬山蠶叢祠九倒拐一帶』。與《路史》所載大體相合」〔41〕。瞿上究竟是在彭縣北的海窩子？還是在雙流與新津交界的牧馬山一帶？兩種說法不同，而且兩地相距頗遠，學者們對此也看法不一，並無定論。我覺得任乃強先生的看法是頗有道理的，羅蘋的解釋臆想的色彩較重。因為古蜀邈遠，史實迷茫，所以後人常有附會。《路史》顧名思義，就是道聽途說的歷史，很多記載都比較雜亂，並不可信。總而言之，兩種說法並不一致，都是推測，只能作為研究古蜀歷史的參考。
魚鳧王朝的都邑究竟在哪裡？據唐代盧求《成都記》說「古魚鳧國，治導江縣」，明代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卷六引用了這個記述，說蜀漢時劉備將這裡設置為都安縣，屬汶山郡，周武帝併入益州之郫，唐初改為盤龍縣，又改為導江縣，孟蜀改導江為灌州〔42〕。導江是秦並巴蜀之後的縣治名稱，其具體位置，大約在現代的灌縣（今稱都江堰市）南一帶。
上面引用的這些記述透露，古蜀國的魚鳧族可能就居住在導江一帶，魚鳧王朝也可能在這裡建立過最初的都邑。但這些都是唐代詩人與宋代文人記述的說法，傳說的色彩很濃，只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此外還有一些關於魚鳧的傳說，宋孫壽《觀古魚鳧城詩》自注云：溫江縣北十五裡有古魚鳧城。劉琳先生說，「據嘉慶《溫江縣誌》，在縣北十裡，俗稱古城埂」〔43〕。根據考古發現，溫江確實有魚鳧古城遺址，其時代大約始築於新石器晚期，後來延續使用的時間非常久遠，蜀漢時期仍被使用，唐宋時期城址尚存。導江和魚鳧城，可能都是魚鳧王朝使用過的早期都邑。
寶雞弓魚國墓地出土小青銅人像（男像）
寶雞弓魚國墓地出土青銅人像（女像）
魚鳧王朝統治古蜀國的時間比較久長，這個時期已經像夏王朝一樣實行王位世襲制度了，從第一代魚鳧王到後來的末代魚鳧王，很顯然延續了很多代。《古文苑》章樵注引《蜀紀》說「上古時，蜀之君長治國久長」，說的便應該是古蜀國魚鳧王朝時期的情形。考古發現在這方面也提供了大量的資料，給予了很好的印證。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的繁衍，魚鳧王朝的勢力日漸強勢，於是又擇地修建了規模更為宏大的王城。三星堆古城應該就是魚鳧王朝所建的一座新都城，其規模的宏大和佔地面積的廣闊（約達2.6平方公裡），充分展示了魚鳧王朝鼎盛時期的一種興旺景象。考古發現揭示，三星堆遺址分四期，依次約當新石器時代晚期、夏代至商代前期、商代中期或略晚、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星堆遺址先後延續的時間可能有幾百年，出土有大量與魚鳧族有關的陶器之類，都屬於魚鳧王朝的遺存。特別是三星堆遺址出土有大量鳥頭勺柄，長喙帶鉤，極似魚鷹，通常都認為與魚鳧族有關。三星堆一號坑所出金杖上的圖案，有人頭、鳥、魚，鳥的形象，與勺柄上的鳥頭一致，因此學術界普遍認為這是魚鳧族的文化遺存。
三星堆出土的金仗與圖案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大量青銅雕像和器物，顯而易見也是魚鳧時代的文物，說明當時的青銅文明已經達到了相當燦爛輝煌的程度。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縱目人面像
魚鳧王朝擁有較強大的軍事力量，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青銅神樹底座上，雕刻有身穿鎧甲的武士像，便是一個重要的印證。在商周之際，古蜀國曾派兵參加了武王伐紂的行動。《尚書·牧誓》說當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參與了軍事行動〔44〕，《古本竹書紀年》也有周師伐紂的記述，「冬十有二月，周師有事於上帝。庸、蜀、羌、毛、微、盧、彭、濮從周師伐殷」。「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45〕。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對此也作了明確記載：「蜀，世為侯伯，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46〕。蜀王派軍隊參加了周武王滅紂的戰爭，學者們大都認為，這應該是魚鳧時代的事情。但從時間上推測，顯然不是第一代魚鳧王，而是魚鳧王朝中期或後期發生的事情了。那麼，魚鳧王朝的結束，又是怎麼發生的呢？《蜀王本紀》記載說「魚鳧田於湔山，得仙，今廟祀於湔」，透露出魚鳧王是在湔山田獵的時候，突然仙化了。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說「魚鳧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為立祠」。湔山是都江堰附近的山林之地，田獵也就是王者的狩獵了，仙化則是一種很含蓄的說法，當然不是成了神仙，而是從此不知去向，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有學者認為《蜀王本紀》說的魚鳧「仙去」與三代蜀王「皆神化不死」，其實「均為戰敗而亡之義」〔47〕。很可能是杜宇崛起之後，採取軍事行動，乘著魚鳧王在湔山田獵的時候，發起了突然攻擊，擊敗了魚鳧王，總而言之，由於魚鳧王的突然「仙化」失蹤，魚鳧王朝也就此終結了，古蜀國江山易主，杜宇從此成了新的蜀王。
魚鳧王朝覆滅之後，魚鳧族四散逃亡，有一部分魚鳧族人輾轉北上，到達了寶雞，建立了國。寶雞茹家莊發現有國墓地，很可能就是魚鳧族人的墓葬。茹家莊一、二號墓出土的小型青銅人像，那誇張的握成環形的巨大雙手，完全繼承了三星堆青銅立人像雙手造型的風格〔48〕。
三星堆出土的青銅立人像，群巫之長與蜀王的象徵
也有一部分魚鳧族人逃進了蜀國的山林，或是流亡到了西南各地，後來等到局勢平靜，又逐漸回到了原先生活的地方，或者留居在了川西地區，成為了杜宇王朝的順民。揚雄《蜀王本紀》對此便有記載，先說魚鳧王仙化後，「其民亦頗隨王化去」，說的便是魚鳧族人的逃亡之事；又說杜宇「乃自立為蜀王，號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復出」〔49〕，記述的便是一部分魚鳧族人歸順了杜宇王朝。
三.望叢時期的故事與史實探析
杜宇是魚鳧之後的蜀王，建立了古蜀第四王朝。關於杜宇的出生，揚雄《蜀王本紀》說「後有一男子，名曰杜宇，從天墜止」，說得很含糊，使人不得其解。若從字面看，「從天墜止」似乎就是天生英才之意了。又說「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杜宇妻」。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江水》引來敏《本蜀論》也沿襲了這一說法：「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50〕。這些記述顯示出較為濃鬱的傳說色彩，對杜宇與朱利有明顯的神化傾向。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則說的比較實際：「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朱利究竟是什麼地方人？學者們對此曾有不同的理解和說法。揚雄《蜀王本紀》關於杜宇與朱利的記述，因文字斷句和讀法的不同，很容易使人產生誤解。如有的學者將其斷句讀為「杜宇，從天墜，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從江源井中出，為宇妻」。進而認為杜宇是從朱提（今雲南昭通）來的，朱利是江源（今崇州）人。但常璩說的很清楚，朱利應該是朱提人，是梁氏部族之女，後來入蜀遊覽，到了江源，結識了在當地發展農業的杜宇，兩情相悅，成了杜宇的王妃。常璩是崇州人，是一位嚴謹的史學家，如果朱利真的是江源（崇州）土著，常璩是決不至於說錯的。朱利和杜宇都是古蜀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地方志書對待名人皆會以此為榮，哪有將家鄉名人說成是其他地方之人的道理呢？所以，關於朱利的來歷，我們還是應該相信常璩的記述。明代曹學佺《蜀中名勝記》說成都府北三十裡，有天回山，揚雄《蜀記》以杜宇自天而降，號曰「天隳」，認為天回山的原意便與「天隳」的傳說有關，顯而易見杜宇就降生於此。到了後世，唐玄宗幸蜀返蹕之後，土人呼為「天回」，才附會成了天回鎮也〔51〕。關於朱利從井中出，有學者認為說的是天文上的井宿而非水井，與「從天而降」含義相似。總之杜宇和朱利在江源聯姻了，杜宇得到了朱利和梁氏部族的支持，並因之而崛起，成了新的蜀王。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玉璋及其圖案
杜宇成為新的蜀王之後，曾大力提倡耕、牧、工、商，拓展蜀國的疆域，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說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在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郫縣建立了都邑，並將蠶叢時代的瞿上城作為別都，成為當時華夏中國一方相當繁榮昌盛的區域。到「七國稱王」的時候，「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為後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52〕。這時的蜀國疆域，是一片相當廣闊的領域，除了成都平原和川西盆地的丘陵地帶，還囊括了漢中平原以及貴州、雲南的大部分地區。
杜宇身居王位的時間比較長久，據《文選》張衡《思玄賦》李善注引《蜀王本紀》說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積百餘歲」〔53〕。後來蜀國發生了大水災，《太平御覽》卷八八八引《蜀王本紀》說「時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望帝不能治水，使鱉靈決玉山，民得陸處」〔54〕。杜宇任用鱉靈治水，其間與鱉靈之妻發生了戀情，由此而導致了蜀國王位的更替。揚雄《蜀王本紀》說「鱉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慚愧，自以德薄不如鱉靈，乃委國授之而去，如堯之禪舜。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55〕。漢代許慎《說文解字》「巂」字下也有同樣記述：「蜀王望帝淫其相妻，慚，亡去為子巂鳥」〔56〕。《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引《十三州志》也說「望帝使鱉冷治水，而淫其妻。冷還，帝慚，遂化為子規」〔57〕。猶如荷馬史詩中海倫的故事一樣，古代愛琴海沿岸的古希臘人和特洛亞人為了美麗的海倫而發生了長達十年的戰爭，杜宇的風流韻事也導致了兩個王朝的更替。到了晉代常璩撰寫《華陽國志》時，也許覺得此事不雅，而略去了這一重要情節，只記述了此事的結果：「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堯、舜禪授之義，遂禪位於開明，帝升西山隱焉」〔58〕。《華陽國志》是研究古蜀歷史的案頭常備之書，由於常璩的省略，致使後來研究古蜀歷史的學者們，亦大都忽略了這個故事。徐中舒先生認為，杜宇化鵑本是一個優美的愛情故事，許慎是經學家，「淫其相妻」不合於儒家倫常道德，所以稱其「慚，亡去」。點金成鐵，實在糟蹋了這個故事。李商隱詩曰「望帝春心託杜鵑」，才是這個故事的正解〔59〕。實際上，這個故事透露的信息是如此豐富，真實而又生動的歷史真相就掩藏在這個故事後面。由杜宇王朝更替為開明王朝，正是這件事情使古蜀歷史發生了重大轉折，起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一個是教民務農拓展疆域曾經雄視天下的望帝杜宇，一個是才略過人治水創立奇功贏得蜀人愛戴的蜀相鱉靈，兩人之間的政權更替當然不會風平浪靜。古人在文獻記載中大都認為，此事當然是杜宇「德薄」之錯，但後來的研究者也對此提出了疑問，這會不會是一個有意安排的陰謀呢？因為此事的結果是直接導致了政權的更替，由鱉靈取代杜宇而建立了開明王朝。史料中的「禪授」或「禪位」其實是很難自圓其說的。愛情和陰謀，在古今中外的歷史上都屢見不鮮，望叢時代顯然也不會例外。揚雄《蜀王本紀》等史料中說杜宇委國禪讓給鱉靈後，「遂自亡去，化為子規」，或說「升西山隱焉」，便隱約透露出了杜宇往岷江上遊大山深處逃亡而去的信息。《太平寰宇記》則說得更為明確，杜宇顯然是被推翻的：「望帝自逃之後，欲復位不得，死化為鵑，每春月間，晝夜悲鳴，蜀人聞之曰，我望帝魂也」〔60〕。東漢應劭《風俗通義·怪神》引《楚辭》的一條記載，說「鱉令屍亡，泝江而上，到崏（岷）山下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61〕。也說明鱉靈推翻了杜宇王朝，成了新的蜀王。於是，杜宇王朝華麗的宮室和整個蜀國的權力都落入了鱉靈之手。文獻記載說，鱉靈即位後，稱為叢帝。後來，開明王朝延續了十二代，開創了古蜀歷史上另一個重要時代。《華陽國志·蜀志》說，叢帝之後為盧帝、保子帝等，「凡王蜀十二世」，到秦惠王滅蜀後才結束了開明王朝的統治。
望叢祠內的古望帝之陵
望叢祠內的古叢帝之陵
杜宇由於好色「德薄」失去王位隱入西山後，蜀國百姓仍舊懷念他「教民務農」的恩惠，每當早春二月杜鵑鳥啼，農耕即將開始的時候，蜀人便會想到望帝，為杜宇晚年的失國逃亡而感到悲傷。懷著這種感情的蜀人於是便在灌縣城西枕山臨水的地方建起瞭望帝祠，以表達對杜宇的紀念。到南朝齊明帝建武年間(公元494-498年)，益州刺史劉季連將望帝祠遷到郫縣，與紀念鱉靈的叢帝祠移建在一起，稱為望叢祠，而將灌縣原址更名為崇德廟，以祭祀李冰。
郫縣望叢祠內的望帝和叢帝紀念館
移建後的望叢祠在宋朝得到了大規模的擴建，明末戰亂中遭到破壞，清代乾隆以後又重新修復。這兩座成都平原上最古老的帝陵，如今位於成都市郫縣城郊，這裡古柏森森環境幽雅，已成為人們經常去遊覽憑弔的一處人文古蹟。
四.末代蜀王的軼事與秦並巴蜀的傳說
開明王朝一共延續了十二代。從文獻史料記載看，前期的開明王朝，是比較奮發圖強的。揚雄《蜀王本紀》說：「鱉靈即位，號曰開明帝。帝生盧、保，亦號開明」。「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也」〔62〕。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也說，「開明立，號曰叢帝。叢帝生盧帝。盧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帝攻青衣，雄張僚僰。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時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今石筍是也，號曰筍裡。未有諡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白帝也。開明王自夢郭移，乃徙治成都」〔63〕。這些記載就講述了開明王朝開疆拓土的歷史，後來建都於成都，修築了王城，經過數代蜀王的努力，形成了社會的繁榮，達到了國力的鼎盛。
末代蜀王的時候，已經不圖進取，只求享樂了。蜀王喜歡音樂歌舞，而且比較好色。揚雄《蜀王本紀》中說：「武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將其妻女適蜀。居蜀之後，不習水土，欲歸。蜀王心愛其女，留之。乃作伊鳴之聲六曲以舞之」。又說「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之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之。蓋地三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徑一丈，高五尺」〔64〕。揚雄《蜀王本紀》中的這兩條記述都提到了蜀王喜愛武都女子，所謂「丈夫化為女子」可能是女扮男裝，也許是為了出遊的方便。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對此也有記述：「武都有一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豔，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為《東平》之歌以樂之。無幾，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隴歸之曲》」〔65〕。揚雄記述的是兩種說法，常璩選取了其中的一種說法。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卷三引《蜀記》，也有相同記載：「武都山精，化為女子，美而豔。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東平》之歌以悅之。無幾，物故。王乃遣武丁於武都擔土為塚，蓋地數畝，高七尺。上有一石，圓五寸，徑五尺。瑩澈，號曰石鏡。王見，悲悼。遂作《臾邪》之歌，《龍歸》之曲」。又引《路史》說「開明妃墓，今武擔山也。有二石闕，石鏡。武陵王肖紀掘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冰，掩之而寺其上」。據說蜀王為了和愛妃享樂，在成都的王宮裡還特地建造了奢華的樓閣。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引李膺記云：「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珍珠為簾，其後蜀郡火，民家數千與七寶樓俱毀」〔66〕。總之，末代蜀王是位好色的君王，發現了武都女子的「顏色美好」，便將其「娶以為妻」了。蜀王的好色，並不是一件好事情，後來秦人正是利用了蜀王的這個毛病，策劃了巨大的陰謀。
古蜀有五丁的傳說，揚雄《蜀王本紀》記述說「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蜀山」。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對五丁也有記載，說「時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太平御覽》卷五五八與卷八八八，對五丁力士也有記載。這些記載的傳說色彩比較濃鬱，其中既有一定的真實性，也有比較誇張的描述，同時也有較為明顯的疑問。古蜀歷史上是否確實有五丁力士？五丁力士的故事是否可信？學者們對此曾有不同的解釋與分析看法。
蒙文通先生認為：「《常志》說開明九世，『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為墓誌』。秦惠王時，蜀『遣五丁迎石牛』。從開明九世到十二世應該有百年，前後服勞役的都是五丁。顯然十二世三百餘年間，都有五丁服沉重的勞役，可見五丁就不是偶然天降的五個大力士了。《春秋繁露·王道》說：『梁內役其民，使民比地為伍，一家亡，五家殺』。蜀的五丁，想來和梁一樣，是一種勞役組織形式，可能是一種奴隸社會制度」〔67〕。
任乃強先生認為，「五丁力士，丁與個字古文無區別，猶雲五大力士也。可能是此蜀王有忠勇奴隸，編為五軍」〔68〕。按照任乃強先生的推測，認為五丁應該是開明王朝末代蜀王的五支部隊，能力超群，戰鬥力極強，屬於特種部隊的性質。但古代部隊皆有主帥或將領，有的部隊稱號就是以主帥或將領之名而來的，譬如歷史上的嶽家軍、戚家軍，就是例子。由此可知，如果說末代蜀王有五支部隊，那麼五丁力士也應該是率領五支部隊的將領之名才對，這樣才比較合情合理。
春秋戰國時期，因為科技不發達，屬於冷兵器時代，誰的力氣大武藝高強，誰就能稱雄於世，所以古人讚賞大力士也就不足為奇了。據司馬遷《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王時就有任鄙、烏獲、孟說三人，都是力能舉鼎的大力士。秦武王繼位後，尤其崇尚武力，「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髕。八月，武王死，族孟說」〔69〕。司馬遷記載的人物與事件，應該是比較真實可信的歷史故事。既然秦惠王有數位大力士，蜀王身邊也同樣有五丁這樣的大力士，而且力氣更大，更忠勇更威猛，也是符合情理的。總而言之，五丁力士是古蜀的傳奇人物，他們的經歷與遇難都充滿了傳奇色彩，關於他們的傳說，為後人津津樂道，也留下了許多費人猜測的難解之謎。
蜀國與秦國相鄰，關係比較微妙。蜀國強盛的時候，曾向北擴張。揚雄《蜀王本紀》說「蜀王從萬餘人東獵褒谷，卒見秦惠王。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以禮物，禮物盡化為土。秦王大怒。臣下皆再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70〕。蜀王的狩獵，頗有耀武揚威之意，卻沒有吞併秦國的野心。但秦惠王就不同了，對蜀國一直虎視眈眈，表面對蜀王表示友好，暗中則秣馬厲兵，隨時都準備出兵攻蜀。秦國經過衛鞅變法，改革圖強，到秦惠王時已成為北方強國。據史書記載，秦惠王曾與眾臣多次商議如何攻取蜀國，當時秦朝的文武大臣中主要有兩種意見，張儀主張先取韓，司馬錯主張先伐蜀。《戰國策·秦策一》對此就有實錄，「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將蜀國的眾多部族比喻為群羊，「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矣」。認為蜀國具有地廣財多容易攻取的特點，秦惠王大為讚許，於是採納了司馬錯的意見〔71〕。司馬遷在《史記·張儀列傳》中，對此也做了相同而詳細的記載：「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韓襲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72〕，秦惠王聽從了司馬錯的分析，決定起兵伐蜀。常璩《華陽國志》對此也有記載。
秦惠王謀劃攻佔蜀國，並非突然決定，而是老謀深算，有一個較長的準備過程。秦惠王在出兵之前，曾對蜀王使用了計謀。先使用了石牛計，接著又使用了美人計。揚雄《蜀王本紀》記述說「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牛下有養卒，以為此天牛也，能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得通，石牛之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焉。」又說「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人於蜀王。蜀王愛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壓五丁。五丁踏地大呼秦王，五女及迎送者皆上山，化為石。蜀王登臺，望之不來。因名五婦侯臺。蜀王親埋作冢，皆致萬石，以志其墓」〔73〕。常璩《華陽國志·蜀志》也記述了這兩件事情，「周顯王之世，蜀王有褒漢之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遺蜀王。王報珍玩之物，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天承我矣！王將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頭，朝瀉金其後，曰『牛便金』。有養卒百人。蜀人悅之，使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乃嘲秦人曰：『東方牧犢兒。』秦人笑之，曰：『吾雖牧犢，當得蜀也』」〔74〕。關於石牛計，《水經注》卷二十七引來敏《本蜀論》是這樣記述的：「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循)路滅蜀，因曰石牛道」〔75〕。還有《十三州志》的記述，與《華陽國志》大致相同，可知這是一個廣為流傳比較可信的歷史事件。
古金牛道
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又說，「周顯王三十二年，蜀使朝秦，秦惠王數以美女進，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摯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抴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並將從。而山分為五嶺，直頂上有平臺。蜀王痛傷，乃登之，因名曰『五婦冢山』，於平臺上為望婦堠，作思妻臺。今其山或名五丁冢」〔76〕。常璩的說法，與揚雄的記述基本是一致的。剔去記述中的荒誕色彩，五丁力士因為某種突然原因而同時葬身於梓潼縣的山谷中，應該是可信的。五丁力士的突然遇難，究竟是什麼原因所致，是一個很大的謎。傳說曰五丁抴蛇山崩，對此事說的有點玄妙。其中很可能有自然原因，譬如遭遇了泥石流，或者遇到了突然發生的地震與山崩等。此外，也不能排除是秦人使用了陰謀，譬如布置了伏擊與預設了陷阱等。總之，秦惠王使用了石牛計與美人計，利用蜀王的貪財好色與昏庸，終於獲得了成功。五丁之死，猶如折斷了蜀國的棟梁，秦惠王於是派遣大軍，開始進攻蜀國。揚雄《蜀王本紀》說「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伐蜀，王開明拒戰不利，退走武陽，獲之」，又說「張儀伐蜀，蜀王開明戰不勝，為儀所滅」〔77〕。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記述說「周慎王五年秋，秦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墨尉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於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鄉，死於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冬十月，蜀平，司馬錯等因取苴與巴」〔78〕。
成都出土的石犀
秦惠王派兵攻取蜀國之後，便開始了對蜀地的經營。在政治措施上，秦朝採用了分封制與郡縣制並用的統治方式，在蜀地駐防了大量軍隊，但對蜀地的控制仍不放心，又實施了從秦國本土往蜀地大量移民的措施。常璩《華陽國志·蜀志》說秦人認為「戎伯尚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就真實地記述了這一狀況。此後秦人又從新佔領地區不斷移民入蜀，以此來充實蜀地，促使蜀地的經濟與商貿發展。特別是秦滅六國之後，仍繼續實行這種移民措施，從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將六國的貴族與富豪大量遷往蜀地。這種做法，既擴充了蜀地人口，又削弱了六國勢力，對秦朝的統一大業來說可謂一舉數得。為了加強對蜀地的控制，秦採取的另一個重大措施，是仿照鹹陽的模式修築成都城。
成都商業街船棺葬遺址
幹寶《搜神記》，《太平御覽》卷一六六引《九州志》，曹學佺《蜀中名勝記》等，都有關於秦人修築成都城的傳說，先是築城屢頹，後有大龜，周行旋走，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故而成都曾被稱為龜城或龜化城。到李冰為蜀守的時候，蜀地大局已定，治理水患、興修水利、大力發展農業生產，便成了李冰要做的頭等大事。揚雄《蜀王本紀》說「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以厭水精」〔79〕。這個記述未免過於簡單了，常璩《華陽國志·蜀志》對此就記述得比較詳細一些：「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能知開文地理」，「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江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於是蜀沃野千裡，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80〕。
都江堰
李冰像
李冰治蜀事跡甚多，涉及經濟建設諸如水利、交通、鹽業等許多領域，都有非凡的建樹。李冰的非凡作為和傑出貢獻，為蜀地民眾帶來了福祉，開創了新的繁榮興旺局面，使蜀地從此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天府之國。
綜上所述，揚雄《蜀王本紀》中有很多關於古蜀時期的珍貴資料，曾為歷代文人學者所引用，迄今仍是我們了解和研究古蜀歷史的重要參考。
由於注釋太長，從略，如需引用，請參考原文（《地方文化研究》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