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中央鐵腕反腐行動中，一批大企業老總相繼落馬，引發社會關注。
因為中國特有的經濟體制，大企業也多是國有企業。不過，從實證的角度看，大企業老總犯罪問題似乎是各國通病，不分國企還是私企。以美國為例。統計數據表明，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70%的企業老總犯罪，發生在42%的大型企業中。與之相比較，58%的中小型企業，其老總犯罪率僅佔30%。
按一般經濟學道理理解，如果企業給予老總的報酬較低，而企業效益很好，企業老總可能因心理失衡而從事貪腐活動。這一邏輯，也曾被中國經濟學界在上世紀90年代廣泛使用，以解釋國企管理者犯罪現象。也因這一理論的流行，在後來的國企改革中，國企領導人的薪酬不斷提高，不但與私企持平，甚至快與華爾街接軌。但事實證明，高薪並沒有減少老總們的腐敗行為。
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美國。經濟學家研究表明，與那些守法的企業高管相比較，因貪腐而走向犯罪的，往往也是所得薪酬最高的那部分人。
發生在2002年前後的美國大型企業醜聞最能說明問題。包括安然公司、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世界通信公司、英克隆生物製藥公司等在內的23家巨型公司，均因涉財務醜聞而轟然倒地。這23家企業的執行長(CEO)的平均年收益，高達6200萬美元；而全美前300家大公司CEO的平均年收益為3600萬美元。也恰是這23位企業高官，在公司醜聞被揭露出來的前3年，通過做假帳等行為，從公司套利達14億美元。而他們所在公司利潤直線下降了5300億美元，公司倒閉後導致16.2萬員工失業！
為什麼拿著最高薪酬的企業家，仍然會如此貪腐呢？社會經濟學家亞歷克斯·梯爾在其專門研究「越軌」行為的專著中，稱這一現象為「特權偏差行為」。具體地說，這些手中握有企業生死大權的老總們，除了內心的貪婪致使對金錢的欲望永遠無法滿足之外，還有三個原因使他們鋌而走險：
首先是權力的虛妄。按拉瓦拉等人的研究，在美國，大型企業高管不僅有經濟權力，而且還有政治權力。他們的交往圈除了商界領袖，還有白宮官員和國會議員。每次總統與議會選舉，他們更是候選人的遊說對象，為候選人提供競選經費資助。長此以往，使得這些企業高管們產生一種「幻覺」：實際掌控這個國家的是他們，沒有用金錢玩不轉的事，他們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其次是因公司過於龐大帶來的「代理」問題。巨型企業的管理實際上是層層委託關係：股東委託董事會，董事會委託董事長，董事長委託總經理，總經理委託中層管理者……最終導致高層管理者幾乎與企業生產經營過程尤其是結果脫節。加之他們對於「大而不倒」的自信，因此，他們的行為逐漸變得純粹利己，而不是對股東負責。以《黑天鵝》一書而聞名的行為經濟學家塔勒布分析說，在古巴比倫，《漢謨拉比法典》規定，如果一個建築師建造的房子倒了，導致房東死亡，那麼，建築師應被處死；導致房東兒子死亡，建築師兒子將償命。但在今天上市公司立法中，公司倒了，除非查出高管有貪腐等犯罪行為，否則公司高管不僅毫無責任，而且照拿高薪。
最後是政府監管缺陷。針對美國大企業高管犯罪，梯爾明確寫道，「這些腐敗的執行官是放鬆管制的產物，而這種商業管制在混亂中已經運營了20多年。」他舉例說，在放鬆管制後，以下行為竟然是合法的：名義上把企業總部搬到海外以逃避稅收，但高管們仍然在原地辦公；一方面以壓縮成本為由大量裁減員工，另一方面大量增加行政性支出；董事會內部隨時可以決定提高薪酬，而無論企業經營狀況如何。但是，平時縱容企業高管為所欲為的政府，關鍵時刻卻來「秋後算總帳」。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批評的那樣，如果平時就加強監管，那麼，就不會有如此之多的大公司醜聞；而如果政府關鍵時刻控制一下事態，不是搞集中清算，就不會有因醜聞暴露導致的全局性金融危機。
以上三點，又被經濟學家稱為「大企業病」。
美國經濟學家分析的種種現象及原因，當然是以美國為樣本。但至少也對中國有啟迪作用。在中國，特大型國企老總，不僅有經濟權力，還享受行政級別，經濟與行政權力集中於一身，也容易帶來權力的虛妄；與西方股份制企業一樣，國有企業實際上也是委託－代理管理模式，企業老總也存在「道德風險」問題；再就是，因為強調企業自主經營，強調放鬆管制，國企老總的權力如何受約束，同樣是個待解決中的問題。
正因此，我們也必須在查找出癥結的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改革大型國企治理結構和治理方式，克服「大企業病」，最大限度減少高管腐敗現象。
盧周來(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