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明星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中國翻譯協會對外話語體系研究委員會副主任，鄭州大學中國外交話語研究院（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院長，鄭州大學外國語與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
張琰，鄭州大學中國外交話語研究院助理研究員、鄭州大學外國語與國際關係學院研究生。
原作發表於《上海翻譯》2020年第5期第24-29頁，轉自鄭州大學網站，點擊閱讀原文瀏覽更多精彩。
摘要：本文採用翻譯學、國際關係學、歷史學等跨學科視角，結合中英外交翻譯四大典型案例，系統考察了200多年來中英外交翻譯中的話語平等問題。中英外交翻譯關係依次經歷了馬戛爾尼使華時中對英的「不平等翻譯」、鴉片戰爭期間英對中的「不平等翻譯」、香港回歸談判過程中中方爭取「平等翻譯」以及「一帶一路」建設中中英雙方打造「平等翻譯」黃金時代等四個階段。研究發現，造成外交文本翻譯「政治等效/政治不等效」的原因，不僅跟雙方的翻譯質量有關，還與翻譯政策、翻譯製度和話語平等問題等文本外因素有關，而話語平等是最大限度實現「政治等效」翻譯的重要路徑。
關鍵詞：中英關係；政治等效；外交翻譯；外交話語；話語平等
On 「Political Equivalence」and DiscourseEquality in Sino-British Diplomatic Translation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examines the discourse equality issue in Sino-British diplomatic translationfor more than 200 years through the four typical cases. By analyzingtranslation mistakes during these four cases，this paperfinds that the reasons for the 「Political Equivalence」 or 「Politicalnon-Equivalence」 of the translation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ranslation quality,but also related to extra-textual factors, such as translation policies,translation systems and discourse equality. 「Political Equivalence」 representsthe major principl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diplomatic discourses whilediscourse equality exists a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Political Equivalence」to be achieved to the maximum extent.
Key words: Sino-British relations,Political Equivalence, diplomatic translation, diplomatic discourse, discourseequality
外交翻譯在國際關係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國家間話語權構建和話語關係演變的重要體現。中英之間的外交翻譯史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葛劍雄（1994）、計秋楓（2008）、劉黎（2014;2015）、季壓西、陳偉民（2007）、屈文生（2013;2014; 2018）、王宏志（2013; 2015）、王輝（2009）等從不同的視角力爭還原中英近代外交翻譯關係的歷史畫面。但鮮有學者以宏觀、歷時角度來研究中英外交翻譯關係問題。本文以「政治等效」為視角，選取中英外交關係中的四大事件——馬戛爾尼使華、鴉片戰爭、香港回歸以及共建「一帶一路」為翻譯案例，系統分析200多年來中英外交翻譯活動的發展規律和歷史特徵，探索外交翻譯平等關係問題及翻譯與話語權之間的動態關係。
馬戛爾尼使華與「天朝上國」的反應：清朝對英國的「不平等翻譯」
2.1 馬戛爾尼使華時的中英關係與兩國翻譯製度
1792年9月，英王喬治三世為打開中國大門、擴大海外貿易、建立外交關係，授命馬戛爾尼勳爵（Sir George Macartney）訪華（佩雷菲特, 2013: 3-10）。但清朝以「天朝上國」、「世界等級秩序的中心」自居，堅持以貢使待遇接待英方使臣，拒絕與英國平等通商，並竭力驅趕馬戛爾尼訪華團。
清朝早期設有專門接待朝貢國的外事機構，如禮部主客司；並開設翻譯機構，如四夷館、四譯館（後併入會同館，更名為會同四譯館），以培養外語人才，負責貢使來華期間的翻譯工作。（王靜, 2006: 125-128；李雲泉, 2014: 143-147）不過當時清朝多與周邊國家往來，與英國等歐洲國家官方交往不多，從事對歐事務翻譯活動的人員寥寥無幾。清廷實行閉關鎖國政策，禁止國人學習外語，導致譯員地位低下、高質量譯員不多。（劉黎, 2014: 81-85）此外，清政府一直以語言不通為由阻止對外貿易，並嚴禁國人教授外國人漢語。（季壓西、陳偉民, 2007: 70）因此，雖然清朝培養譯員的體制較前朝完善，但對譯員的職業歧視嚴重阻礙了外事翻譯隊伍的發展壯大。
英方意識到翻譯的重要性早於中國。馬戛爾尼訪華時，英國外交體系逐步確立，雖無專職漢語譯員，但已注意到譯員的重要性。為解決語言障礙，英國僱傭法國、葡萄牙天主教士充當譯員。（季壓西, 陳偉民, 2007: 350-352）但由於受清政府極端翻譯政策的約束，英國轉而依賴海外華裔傳教士；同時，英方為擺脫被動局面，鼓勵國人向中國人學習漢語。
2.2 清廷與馬戛爾尼使團之間的翻譯風波
根據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相關史實，筆者認為馬戛爾尼使華失敗一定程度上應歸因於翻譯失效和話語平等問題。
清朝基於「夷務」的外交理念對馬戛爾尼使華期間的翻譯工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比《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與《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的譯文可發現，中方譯員在幾份重要信函中均做了「不平等」修改，如將本是平等的國書行文篡譯成了上書的「表文」，格式完全套用朝貢國上表形式；在國名前加了口字旁，為「（口英）咭唎」，將英國視為未開化的蠻夷等等。（葛劍雄, 1994: 101-106）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的公函譯本中也增加了多處不平等話語。如「His Most Sacred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 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Great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Sovereign of the Seas, Defender of the Faith andso forth, To the Supreme Emperor of China Kien-long worthy to live tens of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thousand years, sendeth Greeting.」（Morse, 1926: 244-247）其譯文為「（口英）咭唎國王熱沃爾日敬奏中國大皇帝萬萬歲。熱沃爾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口英）咭唎國大紅毛及佛朗西依拜爾呢雅國海主，恭惟大皇帝萬萬歲，應該坐殿萬萬年」（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996: 162-164）。譯文中，英王自誇之詞被譯為對清朝皇帝的「敬奏」，平等的行文變成了臣對君的奏呈，國名後也被強加了蔑稱「大紅毛」。
英方譯員柯宗孝（Paolo Cho）和李自標（Jacobus Li）通曉拉丁語和義大利語（王宏志, 2013: 1-37），因此中英雙方溝通需多次轉譯。此外，柯宗孝礙於清政府「高壓」政策而退出，以及李自標不懂清廷官方話語和文書規範，都為中英平等交流增加了不確定性。（劉黎, 2014: 81-85; Staunton, 1799: 28）擔任翻譯的還有英國見習侍童小斯當東（George Thomas Staunton）。為避免給擔任翻譯或書寫譯文的中國人帶來殺身之禍，馬戛爾尼與中方往來信函均由小斯當東代筆並署名。（季壓西、陳偉民, 2007: 21-24）
清政府譯員為6名歐洲傳教士：葡萄牙人索德超、安國寧，法國人賀清泰、巴茂貞，以及義大利人潘廷璋、德天賜。（季壓西, 陳偉民，2007: 17-21）他們或出於本國利益和宗教信仰，翻譯時「塞進一些對英王陛下致敬的詞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1996:137），或在譯文中將英國人蔑稱為小偷、無賴和乞丐（馬戛爾尼, 2006:36-37；Staunton, 1799: 5），上報的譯文並不能如實反映英國來使的真實意圖和目的。而清廷由於缺乏本國譯員，其利益也無法得到保障。加之譯員不了解兩國思想文化差異，導致溝通不暢，激化了兩國衝突。（馬戛爾尼, 2006）
鴉片戰爭與屈辱外交：大英帝國對清朝的「不平等翻譯」
3.1 鴉片戰爭爆發時的中英關係與兩國翻譯製度
鴉片戰爭爆發前，英國雖未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但商貿往來頻繁；清朝則仍將英國視為朝貢國家，遵循禮部「夷務」處理原則，由「四夷館」專門負責翻譯事務。清政府自恃「天朝上國」，實行閉關鎖國，不重視培養譯員（屈文生，2018:26-27），且譯員身份卑賤，道光皇帝稱之「漢奸通夷助逆，最為可恨」（季壓西, 陳偉民, 2007:122-129）。清政府通事大多無外語書面翻譯能力，嚴重依賴外方譯員，從而喪失了外交翻譯的主動權。（同上,2007:306-307）
而英國東印度公司自正式聘任洪任輝為譯員後，便開始培養漢語人才。當時英國已建立皇家亞洲學會及東方翻譯委員會等譯員培訓機構。此外，英國譯員地位較高，「薪水高、頂著光環、被人賞識」，一般擔任外交官、和平談判者或隨軍人員（屈文生, 2013: 86-101；季壓西, 陳偉民, 2007: 353）。英方也認識到轉譯的弊端，因此任用通曉中英文的人充當翻譯。東印度公司解散後，第一任駐華商務總監督承襲先前的正翻譯官制度，保留翻譯官職位。（季壓西, 陳偉民, 2007: 377-378）《南京條約》談判期間，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作為英方「御用」翻譯，參與了條約中英文版本的定稿工作。
3.2《南京條約》中的「不平等翻譯」
1842年締結的《南京條約》（Treatyof Nanking）是中國近代史上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在條約談判和籤訂過程中，英方藉助譯員玩弄文字遊戲，故意侵害清朝主權和利益。英方譯者主持完成條約中英版本，而中方僅為「文字上有限的共同商定者和條約批准者」（屈文生, 2013: 86-101）。條約多處出現錯譯和誤譯現象，如條約第二款中英文官本為：「大皇帝恩準英國人民帶同所屬家眷（His 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hat British subjects, withtheir families and establishments,），寄居大清沿海之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處港口（shall be allowed to reside…at the cities and towns of…）」。其中「恩準/agrees」「寄居/reside」「港口、城邑/the cities and towns」中英版本不對等，特別是雙方對「港口」「城邑」的理解存在著明顯的偏差和歧義（屈文生, 2014: 41-48）。有關香港島割讓的條約中英版本也明顯不對照，如條約第三款「HisMajesty the Emperor of China cedes to Her Majesty the Queen of Great Britain,the Island of Hong Kong…（今大皇帝準將香港一島，給予英國君主……）」（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437-446）。英文版本中的cede意為「割讓」，但被譯為「給予」，企圖掩蓋清政府喪失領土主權的屈辱歷史。因此，原文政治信息傳遞不對等，未實現「政治等效」翻譯。
對照條約中英版本還可發現，英文中的「Good Brother」（好兄弟）在中文版本中被完全省略。這反映了昔日「天朝上國」日落西山的複雜心態，無法面對與「英夷」稱兄道弟、平起平坐的事實。另外，條約第九款一處英漢文對照為「The Emperor of China agrees to publish and promulgate, under hisImperial Sign Manual and Seal, a full and entire amnesty and act of indemnity…（……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謄錄天下，恩準全然免罪。）」（The ChineseRepository, 1844: 437-446）不難發現「大」「俯降御旨」「天下」「恩準」等詞純屬為維護清廷屈辱外交殘存的顏面而擅自添加（屈文生, 2013:87-101）。同時，英方借對清朝皇帝的歌功頌德、保全清政府面子之名，在英文文本中強加了包庇漢奸的苛刻條款，如「under his Imperial Sign Manual and Seal」（需皇帝親筆籤名並加蓋御璽豁免）、「act of indemnity」（免於處罰）。但這些關鍵詞句在漢語版本中均被故意漏譯，以防觸怒清朝民眾。以上譯本表面上看是中尊英卑，實則是對中方主權和皇帝權威的嚴重挑戰和侵犯，掩蓋了英國殖民中國的霸權陰謀。以上翻譯以「政治等效」視角觀之，既未準確傳遞原文的政治內涵，也沒有進行平等交流與對話。
條約文本翻譯失效的主要原因是清廷缺乏本國合格的譯員，在談判中喪失了話語權。清政府曾命陳巢任通事，但其英語太差，無法勝任。談判過程中，耆英又為避免麻煩而不啟用中方譯員，把外交翻譯權拱手讓人。（季壓西, 陳偉民, 2007: 306-309）英方譯員馬儒翰雖不十分精通中文，但對英國忠心耿耿，翻譯時故意偏袒英方，始終掌控著翻譯大權（王宏志, 2015: 26-76）。
鴉片戰爭使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朝貢制度為主體的華夷秩序變為英國治下的中英不平等關係。洋務體制確立後，近代西方外交和國家觀念逐漸在中國傳播開來，清朝翻譯政策、制度也開始出現重大轉變。洋務派人士逐漸意識到譯員的重要性，為避免日後談判交流受制於人，他們奏請建立同文館，以培養更多外語人才。（鄒振環, 2004: 115-123）
4.1 香港回歸前的中英關係和兩國翻譯製度
隨著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大幅提升，中英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香港回歸談判始於1982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訪華，經過漫長而又曲折的談判歷程，中國終於在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方在香港回歸談判過程中總結清朝在鴉片戰爭的經驗教訓，重視外交翻譯工作，組建了以外交部翻譯室為核心，政治忠誠、專業精湛的外交翻譯國家隊。外交部還派出了由傑出外交官章文晉、周南、姚廣、陳佐洱、張幼雲等組成的優秀談判隊伍，這些談判代表均系英文過硬的外交專業人才，在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陳佐洱（2012: 14－33）充分利用譯員翻譯時間，一邊記錄對方發言要點，一邊整理自己的發言要點，以備據理力爭。曾多次擔任鄧小平與柴契爾夫人會談的主要翻譯張幼雲翻譯時特別注重「交替表達雙方情感」，盡力營造直接對話的情景，其高超的翻譯技藝多次得到柴契爾夫人的高度評價。（和平，2000）
英方在談判中同樣高度重視外交翻譯工作，選派了經驗豐富、諳熟中文的資深翻譯人員和談判代表。英方首席翻譯是港英政府的總即時傳譯主任鄭仰平，其參與了中英香港回歸談判的全過程（Emily Tsang & Ng Kang-chung, 2014）。此外，「中國通」珀西·柯利達爵士（Sir PercyCradock）還是中英香港回歸談判以及草擬《中英聯合聲明》的關鍵人物。
4.2 香港回歸談判中的「平等翻譯」
香港回歸談判涉及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方秉持「獨立、自主、平等對話」的翻譯政策，在談判桌上與英方展開了激烈的話語交鋒。談判初期，英方反對將「香港主權的移交」英譯為「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堅持用不定冠詞「a」替代定冠詞「the」。中國代表團團長周南考慮到冠詞有無不影響中文含義，為順利推進談判進程，提出去掉冠詞的折中譯法，得到英方認可，巧妙化解了翻譯風波和議程問題。英方的顧慮在於要不要讓香港回歸，這與中方所認定的「如何讓香港回歸」談判主題有本質區別，因此冠詞的選擇對翻譯至關重要（張春生, 許煜, 2013:112-113）。再如，中方不贊同英國所謂的「香港政府」（Hong KongGovernment）的提法，認為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防務責任交接應包括香港軍事用地的交接，應稱回歸前的英屬香港政府為「港英政府」（British-HongKong Government）（陳佐洱, 2012:28-30）。中方出於主權和經濟利益考慮，將回歸前的香港政府看作英國政府的一部分，翻譯稱謂時加了British。此外，就文本法律效力而言，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規定，中英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效力（過家鼎，2005: 20），結束了鴉片戰爭時期「以英文為正義」的屈辱史。
與鴉片戰爭不平等條約的談判相比，香港回歸世紀談判雖過程曲折，但中方與英方唇槍舌劍、針鋒相對、據理力爭，粉碎了英方「以主權換治權」的圖謀，洗雪了百年國恥，為國際上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和歷史遺留問題創立了典範。面對英方的百般刁難和執意阻撓，中方談判翻譯代表依託強大國力，堅持原則，寸步不讓，使翻譯工作基本上實現了「政治等效」和平等對話，避免了清末外交翻譯受制於人被動局面的重演。
「一帶一路」建設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開啟中英「平等翻譯」的「黃金時代」
5.1「一帶一路」建設時的中英關係和兩國翻譯製度
2015年中英兩國發布關於構建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宣言，宣布攜手打造中英關係的「黃金時代」（Foreign &Commonwealth Office, 2015）。2018年，英國議會跨黨派「一帶一路」和中巴經濟走廊小組在倫敦正式成立。（桂濤, 2018）英國還任命範智廉（Douglas Flint）為「一帶一路」特使，專門負責英國合作共建「一帶一路」相關事務。中英達成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共識充分體現在中英關係中的話語構建和翻譯實踐中，使中英話語平等關係進入了「黃金時代」。
基於推行大國外交和「一帶一路」建設的需要，中國外交部及時對翻譯室進行了機構改革，將之升格為翻譯司，在外交翻譯的機構設置、制度建設、業務職能、隊伍建設和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增設會議翻譯處等處室，合理布局語種方向，建立了更加科學的人才選拔、培養和使用機制。
隨著中英兩國關係的良性發展，英國愈加重視對華外交翻譯工作，還為首相配備了熟悉中國問題的林超倫、魯雪娜等華裔中文譯員。為推動和規範對華外交翻譯工作，2013年3月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首次公布其認定的中國境內與之合作的翻譯公司與機構名單，（Foreign & Commonwealth Office, 2018）。此外，在2013年中英戰略對話倡議討論過程中，為使倡議條款及時、準確譯為中文，英國大使館特邀中國一些學術團體和政策部門參與討論。由此可見，英方在對華外交翻譯製度和政策方面日益凸顯出溝通協商精神和平等對話意識。
5.2「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中英「平等翻譯關係」
2016年，首次中英高級別安全對話成功舉行。雙方提出的「平等互信、坦誠務實」原則被英方官方文件譯成「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nd mutual trust, and sincere pragmatism」。該表述簡潔明了，與中文政治內涵完全對等，相關文件還使用了「share experiences」、「exchange information」、「deepen the exchange」、「respond in a timelyfashion」等積極表態來描述中英兩國的密切往來與平等對話交流關係（Foreign &Commonwealth Office, 2016）。
2017年，習近平出席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高峰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英國財政大臣菲利普·哈蒙德（Philip Hammond）在援引習近平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時，將之表述為「the principle of wide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Hammond,2017）。這與中國官方發布的英文版本十分接近。再如，習近平指出：「我們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不會重複地緣博弈的老套路，而將開創合作共贏的新模式。」中國英文官本為「In pursuing the Belt and RoadInitiative, we will not resort to outdated geopolitical maneuvering. What wehope to achieve is a new model of win-win cooperation.」（Xi Jinping, 2017）；BBC譯為「In advancing the Belt and Road, we will not re-tread the old pathof games between foes. Instead we will create a new model of co-operation andmutual benefit」（BBC, 2017）。對比兩種譯法發現，中英有關「夥伴關係」政治內涵的表達上幾乎「等效」，英方還將「重複」「地緣博弈」分別形象地譯為「re-tread」「games between foes」，且在後一句加了結論性轉承連接詞「Instead」，這不僅是對西方傳統大國敵我關係模式的嚴厲批評，也是對中方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原則的高度認同。
鑑於外交話語的政治敏感性極強，對其翻譯應堅持「政治等效」標準。其內涵是：外交翻譯一方面準確、忠實反映源語和說話者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語境，另一方面要用接受方所能理解的譯語來表達，使雙方的政治含義信息等值，使譯文能起到與原文相同或相似的交際功能；同時從政治性、動態性和平衡性三個維度對外交翻譯原則提出具體要求。（楊明星, 2008; Yang Mingxing, 2012; Yang Mingxing, 2016; 楊明星等, 2018）在此基礎上，楊明星等學者針對外交修辭和外交隱喻的語言特徵，分別提出了複合性翻譯標準：「政治等效+審美再現」和「政治等效+意象再現」（楊明星, 趙玉倩, 2020: 153; 楊明星, 齊靜靜, 2018: 90）。但以上「政治等效」理論僅詳細分析了本體內翻譯因素，並未充分考慮翻譯政策、制度、倫理等本體外因素對翻譯活動的影響和制約。為此，楊明星等提出了「話語平等」翻譯觀，拓展了「政治等效」的理論內涵。（楊明星, 陳倩,2019）筆者認為，可將「政治等效」的內涵延伸拓展到本體外翻譯環境方面，只有確立以「話語平等」為核心的翻譯政策和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政治等效」翻譯。
縱觀1792至2019年中英關係發展史，馬戛爾尼使華、鴉片戰爭、香港回歸和共建「一帶一路」四大外交事件清晰地呈現出兩國外交翻譯關係發展路線圖，即由「不平等翻譯關係」逐步邁向「話語平等」和「政治等效」翻譯（如圖所示）。這一國際譯壇奇特現象，原因在於國家實力、外交政策和翻譯製度在背後發揮了重要作用，共同催生了中英之間錯綜複雜的外交翻譯關係和激烈的話語權之爭。
圖1 中英外交翻譯中的話語權構建曲線圖（1792-2019）
對比以上曲線圖，可以看出200多年來中英外交翻譯關係的基本走向和兩國話語權構建的發展態勢（柱狀圖表示中英兩國話語權力量對比狀況，而黑白曲線分別代表中英話語權演變軌跡）。對比馬戛爾尼使華和鴉片戰爭兩個時期，兩國實力和話語權各自呈反向發展態勢，且力量對比十分明顯，一強一弱，雙邊關係不對等。香港回歸時期，中國隨著綜合國力的大幅度提升，竭力維護國家主權，與英國展開了漫長而又激烈的平等話語權爭奪之戰（柱狀圖頂端為波浪型持平狀態）。從香港回歸到共建「一帶一路」，中英兩國之間的話語權構建開始出現更加平等、均衡的發展勢頭，即兩個曲線實現交匯和重合，並因「一帶一路」建設機遇，邁向更高水平的「話語平等」建設時期。
綜合分析中英之間四個外交翻譯案例可看出，就譯文而言，「政治等效/政治不等效」不僅跟雙方外交文本的翻譯質量有關，還與翻譯政策、翻譯製度和話語權等文本外因素有關；平等交流和對話是最大限度實現「政治等效」翻譯的重要路徑和保障。鑑於文本外因素是影響外交語言「政治等效」翻譯的重要變量，可考慮將「話語平等」列為「政治等效」翻譯標準的重要內涵之一，即拓展為「政治等效+話語平等」複合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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