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民間狐仙故事結構分析
及民間信仰特點
——以《中國民間故事集成》
所載東北狐仙故事為例
唐楚涵
摘要:東北民間自古以來流傳著大量的狐仙故事,與狐崇拜有關的儀禮活動、民俗生活、民間信仰頗為豐富。這些狐仙故事可以分為三類,即狐仙報恩型、狐仙指點型和其他型。狐仙報恩型結構大體為「人狐建立情感聯繫」接著是「狐仙以身相許或指點該人獲益」,最後是「困難出現並解決困難,獲幸福美滿生活」。狐仙指點型結構大體為「狐仙受恩」「狐仙指點該人發家獲財」。其他型大體是前兩種的混合呈現。這些民間故事的信仰特點表現為:因果觀、對幸福生活的構想及「有無」「人神」互相改變的流動性。
關鍵詞:狐仙;民間故事;情節單元;民間信仰
中圖分類號:I207.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CN61-1487-(2019)08-0122-03
狐仙崇拜是中國北方地區自古以來廣泛存在的一種民間信仰。「在崇狐信仰圈中,中原、北方十分典型。」[1]55之所以基本流傳於北方,應當與狐狸的地理分布有關。而這種信仰的由來當從兩個方面理解:其一為中國古代的精怪概念,其二為農村經濟中對靈性動物的崇拜。中國人的精怪觀念由來已久,不但廣泛流傳於民間故事中,還走入作家文學,成為中國古典文學中志怪、奇幻等傳統的重要基石。錢鍾書先生在《管錐編》中指出「『物』蓋指妖魅精怪,雖能通神,而與鬼神異類。」[2]288物成精的途徑豐富,主要有「修煉」和「老而不死」兩種。這在東北狐精故事中也有著體現,比如黑龍江卷的《得仙丹》中,狐狸在晚間向著半空吞吐有藍色火焰的小紅球,就是流傳於北方民間有關狐仙修煉的一種主要方法。而之所以對狐狸的崇拜最為廣泛,則與狐狸本身的機智敏捷、狡猾多疑密不可分。人們往往對更為靈性的動物有著更高的崇拜可能。據李劍國《中國狐文化》所述,狐狸被精怪化最早可溯於西漢,升格為仙,受到民間崇拜與祭祀,則自唐始。[3]55
具體到東北地區,狐仙信仰與當地長期流傳的宗教——薩滿教形成了很深的淵源。薩滿教歷來強調對於自然、動物、祖神的崇拜與溝通,常賦予各類自然事物以人格化想像與神秘化靈性。中國北方地區的動物崇拜流傳著「四大門」「五大門」「十二仙家」等系列說法,其中流布最廣者當屬「四大門」信仰。「四大門」即「狐門」(狐狸)、「黃門」(黃鼠狼)、「白門」(刺蝟)、「柳門」(或常門,長蟲)。周作人曾把「四大門」理解為東北亞地區薩滿教的支脈。李慰祖則認為「四大門」信仰乃屬於「薩滿教」屬性的體系。大部分學者則將其歸結為「自然崇拜」中「動物崇拜」。周星對這些觀點比較總結後認為,「四大門」信仰不僅有著「薩滿教」屬性,還水乳交融地包含著許多諸如佛、道等複雜的、「薩滿」體系之外的因素,當理解為「漢人地域社會之民眾生活裡『民俗宗教』的形態之一」更為妥當。[4]154
狐仙崇拜在民間生活中的表現頗為繁多。主要有「修煉」「仙家」「修行」等基本理念,香頭制度,廟會體系。行動上主要有對狐仙的供奉祭祀和「請神」「跳神」以鎮妖、治病等。這種供奉祭祀又分為「壇仙」「家仙」兩種,其庇佑的範圍、功能,廟宇的形制、祭拜方式皆是有所不同的。
一、對黑、吉、遼三卷中狐仙故事的文本分析
(一)主要情節單元
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省卷本)的黑龍江、吉林、遼寧三卷中,總共涉及狐仙故事共24則。其中黑龍江8則(狐狸媳婦、狐狸精報恩、得仙丹、狐妻、狐仙傳醫術、狐狸夫妻贈金高粱、響鞭、樺樹精與狐狸精),吉林6則(千裡尋妻、狐仙妻子、李老漢和狐狸、狐狸精戲弄獵人、金梁玉柱、半拉碗),遼寧10則(耍錢鬼、胡三姐找婆家、狐女小梅、狐狸姑娘、狐仙報恩、狐仙女、狐狸媳婦、隱身衣、狐仙做媒、狐狸皮襖)。另有異文5則,類型極為近似的貂仙、獐仙故事3則。[5]
從人狐關係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粗淺將這些故事分為三類:狐仙報恩型、狐仙指點型和其他型。狐仙報恩型為明顯的主流,這類故事以報恩方式區分,又可分為兩類:第一類,人於狐有恩,狐仙女以身相許,這是狐仙故事最常見的形態。黑龍江卷故事《狐妻》便是典型代表:
(1)男人救狐;
(2)狐仙報答男人,男人與狐仙結親;
(3)狐仙回家,父母扣留;
(4)男人尋妻,通過考驗,找到妻子,從此在一起。
這類故事還有一類變種,即在母題(1)處會變為狐仙和小夥子相識相戀或因有緣在一起,但往往會給出前世或父祖輩的恩情方面的原因作為解釋。可以遼寧卷《胡三姐找婆家》為例:
(1)狐仙與小夥子相識相戀;
(2)狐仙家人阻撓,狐仙受傷;
(3)小夥子歷經艱辛為她療傷;
(4)得好心仙人相助,二人最終結親。
第二類,人於狐有恩,狐仙以靈通或其他方式報恩(例如寶物、財物、技能、救助)。這一類的典型代表是《李老漢和狐狸》:
(1)男人救狐;
(2)狐通過指點讓男人得到財物;
(3)男人靠財物過上好生活。
狐仙指點型故事中,人狐關係是平等的,不存在受恩情況。人得到狐仙指點獲得好運,更像是一種偶然奇遇。但這類故事往往會從別的角度再加入一些其他層面的因果關係,從而彌補某種故事結構中天然缺位了的道德警示作用。以黑龍江卷《狐狸夫妻贈金高粱》為典型:
(1)男人與狐仙認識;
(2)狐仙要離開,指點男人尋得財物但不能貪心;
(3)男人不貪心,生活從此富足。
其他型故事中,人狐缺乏友好關係,或者別有目的,或者相互鬥爭。但此類故事數量極少。吉林卷《狐狸精戲弄獵人》是其中代表:
(1)獵人打死狐狸;
(2)狐仙託夢讓他住手;
(3)獵人不肯;
(4)狐狸報復,獵人家破人亡。
(二)故事類型劃分
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一書中,最適合於狐仙故事的類型當屬「16.動物報恩」或「17.老虎報恩」。其基本都歸納為人幫助了一個動物,然後動物報答他。報恩方式為「使救命恩人免遭一死」「幫救命恩人找到一個妻子」「贈送金錢」等,和東北狐仙故事情節基本契合。
但艾伯華在「112.與精怪的關係」中認為,所有狐狸故事的根本內核都被歸為如下的一個故事類型中:
(1)一種植物或物件通過血或高齡便可具有人形;
(2)一個人認識了它或跟它結婚;
(3)當他發現它是一個精怪時,便殺死或者燒死它。
艾認為(1)中的概念在中國長久存在,因而精怪故事總是源源不斷地產生。他在該著作中放棄了中篇文學作品和「唐代起便已十分常見的『歷史』中轉述的較為古老的原始資料」[6]175,因而也就放棄了詳細討論與前面二者關聯緊密的狐仙故事。其根本原因可歸結為三點:其一,狐仙故事的母題與情節模式都太為陳舊;其二,同時缺乏根本上的創新;其三,已經與文人文學廣泛結合,進入中長篇故事中,漸漸變得對其本身的研究不足夠重要。但我認為,首先,不同地區的狐仙故事有著一些區別,112類型更像湖北卷中《狐狸精與相公》這樣的故事,或者一些文人文本中的作品。東北狐仙故事則並無希望「使之死亡」的情節,不可一概而論。其次,除了母題(1)這種深入中國宗教民俗根本的情節觀念,狐仙故事、精怪故事本身是具有極強的生產力的,即便艾伯華對112這一類型有著充分的修補,但仍不足以概括狐仙、精怪故事中豐富的人物關係與一些新生的故事類型。
如若要將所有東北「狐仙報恩」故事劃分為一個類型,則可分為三段母題。第一是「人狐建立情感聯繫」,或是有恩、或是前代有恩,或是命中有緣、或是偶然相識。第二是「在狐仙幫助下,該人獲益」,這種利益以婚姻締結、財產贈與為主,目的上都是提升主人公的生活物質水平即地位。第三是「困難出現與解決困難」。困難來源主要有狐仙家庭、人的家庭、社會以及天命——體現在故事中就被解釋為緣分。結果有大團圓式、缺憾式和悲劇式。個別故事中沒有這一母題。
在東北狐仙故事中,常常展現出故事類型混合的特點。比如吉林卷《金梁玉柱》的前半部分是一個典型的「巧婦」形象,滿足「心靈手巧、好做家務」「懂得家庭人際關係的處理之道以維護家庭的和睦」「著重其品行,淡化其外貌」等特點,還以兩個妯娌的刁難來襯託之,形成一種較為複雜與社會化的家庭結構。[7]此外還有不少與禁忌母題有關的情節。例如遼寧卷《狐狸媳婦》中,男人屢屢觸犯狐仙對他提醒的禁忌使得二人深陷磨難,同樣的還有吉林卷《狐仙妻子》中丈夫在第九十七天打開傘而未等到第一百天,造成狐仙腳趾未能完全長好。「寶物型」「機智人物型」故事與狐仙故事的混合更是數不勝數。24個故事中至少有4個都出現了這樣的情節:狐仙女父親刁難男青年,叫出一群女兒使之辨認,男青年通過打孩子的方式辨認成功。還有些故事中數個故事類型相疊加。例如前面提到的《金梁玉柱》,於細節處還有「神像起身」故事的情節結構。
二、東北三省狐仙故事中的民間信仰特點
(一)因果觀
因果報應的觀念在我國由來已久。《尚書》中便有「天道福善禍淫」這樣的話。道家經典《太平經》有「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災前後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善大功,來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萬萬信之,先人雖有餘殃,不能及此人也。」及佛教傳入中國,更是將「三世」「現世報」「來世報」等觀念深入人心。東北民間狐仙故事可以說是農民本位的——創造者、講述者皆為農民。相應地主人公也基本以貧苦的青年農民為主,僅有《狐狸媳婦》一篇主人公是一青年書生。在他們的現實生活中,正義往往得不到伸張,憤懣、壓抑、對公正的渴望,使得他們需要從精神上尋找一些代為掌握公義、獎善懲惡的超越性信仰來實現平衡。「東北民間故事的講述者將因果報應當作一種積極的和自由的理想來認識和理解,表現和追求因果業報觀念是為了追求和實現人間正道。」[8]在這些文化背景與現實需要的催生下,因果觀念就成了東北民間故事的核心。
具體到東北狐仙故事中,就體現為狐仙的有恩必報答,有仇必報應。這不但構成了故事的總體框架,大多數故事都圍繞著狐仙報恩展開,甚至在無數細節中皆有體現:可能在一個故事中賞罰皆會出現,這皆遵循「害狐仙的都有報應,助狐仙的皆有報答」這一原則。狐仙在其中承擔著「道德標尺」和「公義執行者」兩種功能角色,因而他們往往知恩圖報、愛憎分明。例如,《狐狸媳婦》中,即便狐仙家人想要驅逐、刁難書生,卻也念他之前有小恩於他們故不傷其性命。而《狐女小梅》《狐狸姑娘》中,設計除掉狐仙或霸佔狐仙的人皆落下殘疾或家財散盡。
(二)對幸福生活的構想
如果說狐仙在東北民間狐仙故事中承擔著「公義執行者」這一角色的話,那麼就能從狐仙對主人公的「賞」,管窺出東北民間對幸福生活的構想。所有狐仙形象,大體可歸為兩類:青年女性和白髮老者。僅有《得仙丹》中的胡家哥倆超脫了這兩種形象。青年女性以執行「婚姻」這一獎賞物為主,白髮老者以執行「財物」為主。但兩者往往會出現混合交融,例如青年女性狐仙會因為賢惠或仙術給男子帶來財物,而白髮老者又常常以女兒相許。
在所有「賞」中,婚姻是最常見的。在許多其他民間故事類型中,諸如「仙妻型」「巧女型」中,婚姻也是極為重要的主題。鄭土有先生在《中國螺女型故事與仙妻情結研究》一文中,將這種農民理想歸結於五個方面:農民對美的追求、農民對賢妻的渴望、對性的需求和宣洩、表現了中國農民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是天人合一理念的形象化反映。[9]伴隨著婚姻出現的還有對家庭和睦和子女優秀的嚮往。前者有《狐狸媳婦》《耍錢鬼》為例,最終子女皆功成名就,在朝為官。後者有《胡三姐找婆家》為例,最終男耕女織、孝順團圓、家庭和美。
除此之外,最主要的獎賞形式便是財物了,例如《狐狸精報恩》中的寶參、土地,以及多個故事中出現的金子。有的故事中也有諸如「隱身衣」「半拉碗」一類「寶物」的形式,但寶物其實最終帶來的依舊是婚姻和財物兩個方面。繼而就是生命。在《耍錢鬼》和《狐仙報恩》兩篇中,也以生命作為饋贈物,即狐仙救了主人公的命。最後便是功名,這一類出現得較少,且多發生於子女身上,僅有《狐仙做媒》一篇發生於主人公身上。功名在故事中所承載的意味,「其所能帶來的財物」要大於「自我實現」。
(三)流動性
在東北民間狐仙故事中,體現出了財物、生死乃至緣分的流動性,乃至於報恩都有一定的額度,其背後是一種對於「天道」的遵從。狐仙的作用只是公義體系的一種補充,其並不能影響或打破天道的平衡,因此我們看到這些構想無論如何發展,都並未出現「永生」「錢財無窮無盡」的概念。只是在數量上增加,變得更為長壽或更加富有,人也被往往告誡不可貪婪。「借」出的錢也必須要「還」,例如《響鞭》中的象徵性還錢方式。如若想要永生,便需要一命抵一命,靠狐的死亡換取人的永生。《狐仙女》中,恩報完,狐仙女便說「緣分已盡」,應當要回去。
這種種跡象下潛在的流動性,或許根本上是一種哲學博弈後的參悟。人們總是嚮往著自己所匱乏的一切,於是便構想出擁有無盡錢財、生命、智慧的神仙精怪,但真正無所不有之後,「有」的樂趣便被完全消解了,於是又出現民間故事中常見的對於神仙思凡的構想。貫穿東北民間狐仙故事的「流動性」觀念,也許正來源於這種世代積累的哲學思辨。
東北民間狐仙故事的世界是精彩紛呈的,對這些故事文本進行梳理探究,不僅有利於我們對民俗現象、民間信仰的把握,還有利於我們深入東北民間,尤其農村世界的精神生活中去。只有去理解他們的思想、信仰的總體性源流,所具有的特點,我們才能對於自己的民族與社會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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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錢鍾書.管錐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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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慰祖,周星.四大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5]中國民間文學集成編輯委員會.中國民間故事集成[M].中國ISBN中心出版,1998.
[6]艾伯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
[7]王均霞.講述人、講述視角與巧女故事中的女性形象再認識[J].民族文學研究,2015(6).
[8]楊豔梅,楊雪.東北民間故事中的「因果業報」模式簡析[J].社會科學戰線,2005(11).
[9]鄭土有.中國螺女型故事與仙妻情結研究[J].民俗研究,2004(4).
作者簡介:唐楚涵(1998—),男,漢族,四川綿陽人,單位為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民間文學。
(責任編輯:李直)
(本文原載於《西部學刊》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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