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自然》博士後調查發現，由於過長的工作時間，缺乏工作保障，再加上工作中的霸凌和歧視，許多博士後正考慮離開學術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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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利物浦大學為期兩年的計算微生物學博士後研究生涯中，Adrian Cazares 雖然獲得了成功，但是也受了苦：「我發了論文，但是卻不開心。（博士後）無時無刻不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它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中。這種壓力開始對我的心理健康產生負面影響。」
Cazares 在今年 2 月開始第二輪博士後研究。這次的單位是歐洲生物信息研究所的惠康基因組園區（Wellcome Genome Campus）。他參與了《自然》對博士後群體的首次調查，是來自 93 個國家的 7600 多名受訪者之一。這項問卷調查的數據採集時間是今年 6-7 月，問卷設計了一系列和博士後生活質量有關的問題，比如心理健康、工作時間以及遭受歧視和騷擾的經歷（見「《自然》博士後調查」）。
《自然》博士後調查
今年 9 月，《自然》發布了關於新冠肺炎如何影響博士後及其對未來看法的調查。該系列的第二篇文章對全球博士後的生存狀態進行了概述。第三篇文章的主題是博士後的生活質量，包括心理健康，以及遭受歧視和騷擾的經歷。
最後一篇文章討論了博士後對他們職業前景的看法。職業未來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關鍵的議題。這項調查是和倫敦的市場研究公司 Shift Learning 聯合舉辦的，相關廣告在 nature.com、施普林格·自然數字產品以及郵件中展示。調查語言涵蓋英語、中文、西班牙語、法語和葡萄牙語。完整數據可在 go.nature.com/3tmckuq 查閱。
「轉折點」
在調查的自由評論部分和後續訪談中，受訪者分享了他們所經歷的現實，博士後階段是科研之路的起點，但充滿了荊棘。他們的反饋涵蓋了一系列的問題，包括高壓、長時的工作和與科研圈之外同等研究職業相比更低的薪水，以及普遍存在的工作不穩定性。這些因素都會使博士後的科研道路變得曲折。
加拿大卡爾頓大學的健康心理學家 Renate Ysseldyk 是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R. Ysseldyk et al. Front. Psychol. 10, 1297; 2019）的主要作者，該研究採用訪談和調查的方式研究了女性博士後在學術界面臨的挑戰。她表示：「博士後是轉折點，這是職業的不確定性和私生活的壓力產生碰撞的時刻。你來到了這個時刻，必須捫心自問：值得嗎？我還能承受嗎？」
許多博士後確實向自己發出了這樣的問題：51% 的受訪者表示，因為和工作相關的心理健康問題，他們已經考慮離開學術界（見「存在危機」）。部分群體更有可能產生這樣的懷疑。55% 的女性受訪者表示她們曾考慮離開學術界，而男性中這個比例是 46%。而在自我報告有殘疾的受訪者中，三分之二的人因為精神問題考慮離開學術界。
這麼多博士後質疑自己留在學術界的能力，關於這一點，Ysseldyk 並不感到意外：「這就是我的感受。」她感到自己的博士後研究和母親的職責無法協調，「我覺得自己的事業很失敗，而且還是個不負責的母親。」在 2019 年的那項研究中，Ysseldyk 和同事發現，女性博士後在養育後代方面有普遍的憂慮。一些人擔心成家會讓她們的科研 「落後於人」。她說：「對女性來說這是一段非常難熬的日子，尤其是她們在請產假的時候。她們不能再進行研究，但她們的科研成果卻總要和同事相比較。」
即使是對於那些還沒有為人父母的博士後來說，這個職位也嚴重影響了他們的生活計劃。巴西裡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的地質學家 Kathryn Cutts 在今年 5 月開始了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為此她需要搬家。這是她第四輪博士後，也是在巴西的第二輪。來自澳洲的 Cutts 表示：「我很享受做博士後，我可以在全世界各地轉。」但是在多年居無定所，沒有固定職位的生活後，她感覺人生岌岌可危。她說，當你是博士後時，「有時你想要組建家庭安定下來，但是要拿到大學的永久職位，你必須得有漂亮的科研履歷。因此就有發論文的壓力。」
德克薩斯大學休士頓醫學中心的博士後癌症研究員 Natalie Sirisaengtaksin 表示，她理解為什麼那麼多博士後想要離開，「追根究底，還是和導師有關。如果不是我的導師，我可能已經離開學術界了。」據她的觀察，一些博士後被壓榨得太厲害，連自己的生活都顧不上了。她說：「我們有一個博士後支持群體，每個月都會聚一聚，討論我們的問題。」這個組織的一些前成員為了改善精神狀況選擇離開學術界。
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對於許多博士後來說，獲取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在調查中，只有十分之四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度感到滿意。但是對許多人來說，長時間的工作讓他們無法再顧慮其他事情。
31% 的受訪者指出，他們的合同規定一周工作至少 40 小時，但是合同不過是一張紙。31% 的受訪者表示每周的工作時間至少超出合同規定 10 小時。8% 的人表示他們每周要加班 20 小時甚至更久。幾乎所有（97%）受訪者都要在周末和節假日加班，49% 的人表示他們在職業生涯中已經這麼做至少 20 次了。
Anna Coussens 此前是德國的科研支持團體全球青年學會（Global Young Academy）的執行委員，現為澳大利亞沃爾特和伊麗莎·霍爾醫學研究所（WEHI）的免疫學家。她曾在英國從事博士後研究，在那兒工作的時候她必須要籤署一個棄權聲明，在聲明中她必須要同意合同之外的加班。即使沒有籤署這樣的棄權聲明，博士後們也必須得這麼做，「每個人都知道要無償加班。」
精神健康的代價
長時間的工作、壓力和不確定性對精神健康產生了嚴重危害（見「學術界毀了我的人生」）。差不多一半（49%）的受訪者因為工作相關的抑鬱和焦慮想要尋求幫助。大約四分之一（23%）的受訪者獲得了支持，更多的受訪者（26%）表示，他們曾想尋求援助，但沒有付諸行動。
某些群體遭遇的不幸更大。女性受訪者（27%）比男性受訪者（16%）更有可能尋求幫助。學科之間也有差異。生態和演化領域中 23% 的受訪者，以及生物醫學領域中 20% 的人稱他們已經獲得了精神健康方面的幫助。但是，在化學領域中只有 13% 的人得到了幫助，在工程學領域這個數字是 11%。
和其他調查中的某些群體相比，博士後似乎不願意因為精神健康問題求助。在 2019 年《自然》對博士群體的調查中，36%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為博士學業導致的焦慮和抑鬱問題尋求幫助。今年，學術通訊機構 Cactus Communications 曾對處於各個職業階段的 1.3 萬名研究者進行調查，其中 37%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為自己的心理健康問題求助。
「學術界毀了我的人生」
在首屆《自然》博士後調查的自由評論區，受訪者表露了他們的不滿和幻滅。
在巴西，博士生要在街上賣吃的才能養活自己，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沒有辦法獲得獎學金或工作。一位來自巴西的生物信息研究者
每次一個老年男性合作者過來，我都被要求出去和他吃飯喝酒，但是我的男性同事卻不需要這麼做。這個男人強迫我告訴他我住哪兒，還一直強求開車送我回家。一位來自英國的生物醫學工作者
作為在美國的拉美裔博士後，我常常從 PI 口中聽到種族歧視言論。我的研究從來沒有受到承認。這是我最糟糕的體驗。一位目前在歐洲工作的生物科技研究者
博士後工作缺乏穩定性，這是這個群體焦慮和抑鬱的主要來源。你無法為 2-3 年後的生活做安排，你總是在找新的住所。一位來自丹麥的物理學研究者
在中國同性戀博士後群體得不到什麼支持。一位來自中國的衛生保健研究者
我現在面對的性別歧視比我上學時候的任何階段都多。我擔心這會讓我處於比同時期來實驗室的男博士後更不利的位置。將來我們會同時找工作，我的產出看起來沒有他多。一位來自美國的生物醫學研究者
我的導師沒有給我什麼支持，還要求我拿著很低的工資幹很長時間的活，對此我很不開心。我非常積極參與本地的博士後協會的工作，我想要改變未來博士後的條件。一位來自加拿大的生物醫學研究者
學術界毀了我的人生。我的同齡人要麼都結婚有孩子了，要麼連本科畢業的都掙 6 位數的工資。我還是單身，沒孩子，但有抑鬱和焦慮，而且還很窮。一位來自美國的生物醫學研究者
博士後群體躊躇的一個可能原因在於，精神衛生援助並不總是容易獲取。在今年的調查中，只有 27% 的受訪者認同「我所在的大學/機構提供足夠的精神健康支持」。不到五分之一（18%）的受訪者認同「我的大學為博士後群體提供相襯的精神健康服務」。
Ysseldyk 指出，因為博士後常常處於教職員工和學生之間的灰色地帶，他們可能沒有資格享受其他人能獲得的服務，「這是博士後掉入的另一個體制的坑。」
Cazares 認為，他的精神狀況在博士後研究的高壓環境中遭受了打擊，最嚴重的時期發生在在利物浦大學的那段時光裡。該校並沒有對此作出評論。對於他來說，推特是焦慮的一大來源。關於經費、論文和獎項的無窮無盡的討論讓他感到不自在，讓他覺得落後於人，「每個人都在分享成功，但是很少有人[博士後]在討論競爭和失敗，實際上後者更加普遍。我們必須要思考自己的言論對別人的影響。」
在上一篇文章裡，受訪者形形色色，遍布全球，流動性強。61% 的受訪者在國外工作，近 20% 的受訪者稱自己屬於少數族裔。博士後群體的流動性有助於科研創新，但是也造成了摩擦。一位來自非洲的遺傳學家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知名科研院校裡做博士後研究，TA 在留言區表示：「作為少數族裔很難在學術界如魚得水。人們總是認為你很懶，不聰明，或是因為種族多樣性的目標才被僱傭的。」
四分之一（24%）的受訪者表示曾在目前的博士後研究中遭遇歧視或騷擾（見「騷擾和歧視」），這個比例略高於我們在去年對博士生的調查。國際博士後（25%）更有可能比本國博士後（21%）遭遇騷擾或歧視。34% 的受訪者稱自己是少數族裔（另有 22% 的人不是），他們表示自己曾經經歷歧視或騷擾。女性受訪者（30%）比男性（18%）更有可能報告歧視和騷擾的經歷。
權力的不平衡
在被問及所經歷的不公對待時，大多數人（65%）提到了權力的不平等或霸凌，40% 的人報告了性別歧視，24% 的人報告了種族歧視。和《自然》之前的調查結果類似的是，在報告了性別歧視的受訪者中，十分之一是男性。
少於一半的女性受訪者（47%）認為，她們所在機構在提高男女平等方面已經做得足夠多。有一個博士後在留言區寫道，她給學校提的關於改善工作環境的建議並沒有被採納，但是後來提了相同建議的男同事卻得到了稱讚。另一個人的留言強調，女性常常因為和工作質量無關的問題被嚴厲批判，「因為年齡和體型的問題無法得到晉升。」
令人不快的行為常是高層做出的。在曾遭遇歧視和騷擾的受訪者中，57% 的人表示迫害者是導師或 PI。一名來自法國、目前在美國東海岸某大學做博士後研究的細胞生物學家在評論區寫道：「沒有什麼能保護你免受 PI 的歧視和騷擾，這需要改變。」四分之一的人表示施暴者是組裡的其他博士後。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所在機構在支持性別平等方面做出了足夠的努力，在種族平等方面這個比例是 38%。
一些博士後在積極推進改革。瑞士弗裡堡大學下屬阿道夫·梅克爾研究所（Adolphe Merkle Institute）的化學家 Philip Scholten 加入了一個博士後組織，他們對該機構的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問題進行了評估。該機構的人數不多，但背景多樣。Scholten 表示：「這個機構裡有不同國籍的研究者，他們帶來了多樣性，但是歐洲還是存在種族不平等和種族主義，而在學術界這個問題常常被忽視。」他還補充道，我們應該和這些阻礙做出更多的鬥爭。
來自墨西哥的 Cazares 指出，他從未在英國感受到任何種族歧視或偏見，「利物浦和劍橋很開放。」他說他也在幫助其他博士後獲得舒心的感受，「如果我看見別人落伍了，或因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沮喪，如果他們也在做同樣的研究，我會和他們聯絡，建議合作而不是競爭。」
如本調查一再強調的那樣，許多博士後在苦苦掙扎。承認困境是前進的一大步。Cazares 說：「如果你告訴別人你也曾失敗，他們會感覺好很多。」
原文以 Postdocs under pressure: 『Can I even do this any more?』為標題發表在 2020 年 11 月 23 日的《自然》的職業版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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