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中國抗戰史專家拉納·米特。 孫微 攝
【環球時報駐英國特約記者 孫微】「世界欠中國的戰爭債。」去年10月，牛津大學教授拉納·米特(Rana Mitter)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講述了一個在西方長期被忽視的話題——中國的抗戰史。拉納·米特是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被認為是西方新一代中國抗戰史研究權威。去年9月，他的英文版專著《被遺忘的盟友：中國的二戰》出版，如今簡體中文版的《中國，被遺忘的盟友》也已面世，該書詳述了整個抗日戰爭中的重大事件與人物鬥爭。本月19日，《環球時報》記者在倫敦對拉納·米特進行了專訪。談及中國的二戰經歷，拉納·米特表示西方對此知之甚少。他認為，隨著中國成為經濟強國，中國的歷史將會變得愈加重要。
西方對中國抗戰知之甚少
環球時報：您怎麼想到研究中國二戰貢獻這個話題？研究期間遇到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拉納·米特：主要原因是這是最後一個沒有被西方史學家充分討論的故事。稍加觀察會發現，有關英、美甚至日本在二戰中角色的書籍汗牛充棟，但討論中國二戰角色的書，尤其英文書相當少。這一發現令我震撼，因此我嘗試把有關中國抗戰故事的本土研究匯集起來，放在更宏大的歷史背景中來看待。
當然，做這種研究也非常有挑戰性。很多史料毀於戰火，一些毀於後來的政治鬥爭，還有一些材料沒有解密。另外，有些主題仍然很難觸及。例如，我的書中有一部分談論汪精衛，我想了解汪精衛當時主張與日本和談的動機，但由於他是漢奸，在中國仍然很難徹底地對他進行討論。類似於這樣一些歷史決定的背後，有著許多複雜因素，討論起來頗具挑戰性。
環球時報：您在「世界欠中國的戰爭債」一文中稱，「中國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講述的二戰偉大故事之一」。據您了解，西方媒體以及學者對這一觀點有沒有什麼反饋及反應？
拉納·米特：學界有兩方面的反應。一方面，西方對中國在二戰中扮演的角色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我寫的《被遺忘的盟友》受到大量積極好評，他們認同西方應該進一步了解中國在二戰中的角色。另一方面，這本書在翻譯之前，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就對一位外國教授寫中國二戰史表示不滿，當然這也展開了有關中國角色的討論。兩個月前，該書繁體中文版在臺灣和香港發行，簡體中文版本月面世。我很有興趣了解，國外對中國二戰角色的興趣是否會激發中國內部更多討論。
事實上西方對中國抗日戰爭知之甚少，除了一些學者，有關抗日戰爭的討論並沒有在西方公共討論中佔據一席之地。如今，像蘇聯在二戰中的貢獻都逐漸成為更主流的大眾文化。隨著中國在全球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世界其他地區的人會逐漸了解更多中國歷史，但這需要時間。
戰爭紀念有助於形成強大的公共文化
環球時報：西方輿論以及學界整體上對中國在二戰中的作用持什麼看法？
拉納·米特：讓我們首先來定義中國在二戰中做出了什麼貢獻，為什麼會被忽略。首先，1400萬中國人死於戰亂，8000萬-1億的人成為難民，75萬日本兵被拖住南下的腳步。如果中國在1938年投降，那麼整個亞洲的狀況將完全不同，日本帝國稱霸整個亞洲的可能性要高很多。所以中國的抵抗對於亞洲甚至全球歷史而言非常重要。
那麼為何如此巨大的貢獻卻被忽略了呢？原因一個在於西方，一個在於亞洲，而兩者都和冷戰有關。中國的戰時經歷跌入了冷戰帶來的「黑洞」中。二戰結束沒多久，在西方眼中，中國就從戰時同盟變成了冷戰中的對手。西方史學家本可以去中國找檔案、舉行會議與中國同行討論，然而冷戰讓這一切難以為繼。此外，冷戰使得中國關閉了通向西方的大門，中國的史學家無法與海外史學家互動，無法把中國戰時歷史放在全球史的框架中進行討論。
這種情況在過去二三十年裡發生了很大變化，對二戰歷史的看法已經經歷了全球化的歷程。人們了解到，如果只關注英、德、美或者中國，你將不能全面了解二戰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所有這些國家彼此都是盟友或敵人，如何理解它們之間的互動對於理解戰爭非常關鍵。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戰，中國對日軍的抵抗非常重要。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和英國的支持也對最終的勝利至關重要。抗日戰爭主要是中國對日本的勝利，但同時也是中國與盟國在全球範圍內的勝利，這兩方面都應當銘記。
環球時報：中國今年高規格紀念抗戰爆發77周年，明年據說也會有隆重的二戰紀念活動，您怎麼看這樣的紀念？
拉納·米特：這是戰爭紀念走向全球化的一部分。在美國、英國、法國，紀念戰爭的開始與結束已經形成非常強大的公共文化。在中國，直到最近幾年，對抗戰的紀念才多起來。可以說抗日戰爭在中國的文化紀念活動中並不那麼核心，除非是和共產黨興起相關的部分。但這並不是全部。
高規格紀念的積極意義在於，能幫助人們了解中國各個群體在抗戰中所做出的貢獻，包括共產黨，包括蔣介石領導的政府，也包括更廣大的人民群眾，比如那些難民，那些在艱苦年代仍然保持社會運轉的人。每個國家在紀念時都試圖學習並教育國民如何防止類似的戰爭再次發生。中國高規格紀念抗日戰爭的意義也在於，為和平解決亞洲當下的諸多問題做出貢獻。
環球時報：對於當今中國人的「反日情緒」，西方社會又是怎麼看待的？
拉納·米特：大部分西方人對中國抗日戰爭知之甚少，因此他們對此所掌握的知識不足以做出評論。在過去幾個月裡，倫敦公眾圍繞「一戰的爆發究竟應不應該歸咎於德國」進行了很多辯論。可見，在100年後的英國，這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而中日問題在西方則很少引發類似討論。當然這一局面在未來很有可能發生變化，因為隨著中國成為經濟強國，中國的重要性正在上升，中國的歷史也就更加重要。在英國的學校裡，中國歷史已經變得更加主流。在英國大學，學習中國歷史比10或15年前要容易。這些都需要時間來改變。
日本公眾對二戰史態度複雜
環球時報：能否總結一下當下日本政府的二戰歷史觀有哪些改變或新觀點？
拉納·米特：日本公眾對二戰史持有複雜態度。有些中國青年常在網際網路上抱怨日本尚未承認其戰爭罪行，他們需要做得更多。其實這種說法過於簡單。從戰後日本社會對戰時罪行的處理方式可以看出，他們邁出了很大步伐。舉例來說，「南京大屠殺」在冷戰時期第一次引起世界關注，並不是由中國或西方披露，而是左翼日本記者在中國採訪倖存者、發表報告之後帶來的。
此外，日本有一個活躍、民主的公共領域，學者、記者、作家、教師、教授都參與到辯論中來，各自有著不同觀點。日本主流社會對戰時日本嚴重侵犯他國主權、踐踏人權以及違背所有價值觀的做法有著深刻了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下的日本也存在對戰爭持修正主義態度的觀點，即刻意淡化戰爭期間日本在中國和亞洲的罪行，並拒絕承認日本需要進一步教育自身並對此負起責任。但這僅是眾多觀點中的一個，如果認為這是日本唯一的甚至主流的觀點，則具有誤導性。事實上，日本活躍的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也在對這種觀點進行抨擊。
安倍晉三和其他一些日本高層領導人過於粉飾日本戰時行徑，但在他所處的自民黨內部以及記者、市民都認為安倍在此問題上看法不正確。關注一下安倍的民意調查會發現，對於安倍的經濟政策，民調顯示支持度還是很高的，因為當下經濟確實還不錯，但是他的修正主義觀點，公眾支持度並不高。因此，日本不只有一種觀點，不能把一個領導者的觀點當做是全體人民的觀點。
環球時報：對於讓東北亞糾結的日本歷史問題，您覺得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麼？出路是什麼？
拉納·米特：東北亞長期糾結於歷史問題的根源是，二戰結束時，亞洲並沒有拿出一個全面、各方同意的和解方案。這和歐洲以及廣義上北大西洋的情況恰恰相反，當時美、法、(西)德以及其他大國達成共識，後來有了北約、歐盟等組織。而這從來沒在亞洲發生過。
二戰結束後，冷戰來得很快，結果把中國同美國、日本以及該地區的其他主要國家分離開來。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十年。現在是時候重拾「1945年未竟的事業」了。因為隨著經濟增長和相互依賴的程度增大，當下比任何時候都需要一個維護地區穩定的共識或者框架，這也是各方共同的責任。
如果說要從戰時吸取經驗教訓，我們應該牢記戰時領導人尤其是日本領導人犯下的錯誤：他們認為該區域的權力之爭是零和遊戲，一個權力的增強意味著另一權力的衰落。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權力關乎相互依存、共同實現目標的能力。如今，亞洲有兩個重要工具可以利用：經濟和文化。不論怎樣，任何強國都需要贏得人心，達成穩定、互惠的框架是最重要的區域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