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時期的青年社團（下）

新潮社

受《新青年》雜誌影響，1918年11月19日，北京大學文科學生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等人創辦了新潮社，以出版《新潮》雜誌為主要任務，經費由學校撥款支持，社址設在北大紅樓一層22號。

新潮社共有社員40餘人，絕大多數是北大學生。1919年1月，《新潮》正式創刊面世。它以《新青年》為榜樣，積極參加反對封建文化思想的鬥爭，抨擊封建禮教，宣傳新文學，提倡白話文，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對新文化運動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當時曾得到蔡元培、胡適、李大釗、魯迅等人的支持。

五四運動後，由於受到胡適的影響，新潮社具有明顯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傾向，對群眾運動有牴觸情緒，對民族文化遺產採取虛無主義態度，對西方文明十分崇尚，很多社員相繼出國留學。所以，儘管後來陸續出版了一些宣傳新文化的叢書，但實際上它已成為傳播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團體。

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

在「教育救國」思想影響下，1919年3月7日，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黃日葵、許德珩等發起創立了「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並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出《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徵集團員啟事》和《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簡章》，申明講演團的宗旨是「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

剛成立時只有團員39人，後來發展到六七十人。講演團主要是對北京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市民做宣傳，所以活動最初局限於城內。為進一步擴大宣傳，經過交涉，講演團利用京師學務局設在珠市口的京師公立第一講演所、東安門外的京師公立第四講演所、西單的京師公立第五講演所、地安門外的京師公立第十講演所（簡稱「四所」），在北京城內東、西、南、北各設了一個固定講演點。

在五四運動期間，「四所」於1919年5月11日、18日、25日和6月1日進行講演，發表了許多激勵人民愛國奮鬥的演說，揭露帝國主義列強的侵華罪行，激發了民眾的愛國熱情，有力地配合了五四運動和六三罷工運動。從1920年春起，講演團到豐臺、海澱、長辛店等地的農村和工廠去講演，開始了接近工農群眾的初步嘗試。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的活動，一直持續到1925年。

工學會

1919年5月3日，在五四運動爆發的前一天，由北京高等師範學校一部分在校學生和一部分畢業生發起組成，以研究、實踐工學主義為宗旨的工學會正式成立。在五四運動中，工學會是事先討論決定發動遊行示威並積極參加的北京重要社團之一。特別是到曹汝霖住宅示威抗議時，工學會成員匡互生是衝進曹宅和火燒趙家樓的第一人，表現出了強烈的愛國精神和堅決的鬥爭意志。

工學會的主要活動是利用課餘時間分組從事石印、雕刻、照相和販賣書報、文具等，並於1919年11月創辦了自己的刊物《工學》月刊，專門研究和宣傳工學主義。工學會主張通過做工與求學的結合，促進教育的普及和改革，打破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界限，從而打破社會等級制度，實現個性的全面豐富發展與人格的獨立完善；主張發展生產和發展實業，以解決國計民生，促進社會改良，實現國家富強。工學會成立時有會員55人，到1922年5月發展到80餘人，其會員後來大部分成為信奉改良主義的教學和科學工作者。

文學研究會

1921年1月4日，文學研究會在北京中央公園的來今雨軒正式成立。成立時，在宣言上簽字的發起人有：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郭紹虞、朱希祖、瞿世英、蔣百裡、孫伏園、耿濟之、王統照、葉紹鈞、許地山，共計12人。文學研究會在成立宣言中鮮明提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相信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治文學的人也當以這事為他終身的事業，正同勞農一樣。」

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後來發展到170餘人，並在上海、廣州、寧波、鄭州等地設立了分會。許多成員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大量作品，包括文學的主張、新文學創作方法、文學創作的語體、文學遺產的繼承、外國文學的翻譯、文學的流派介紹和小說創作等。《小說月報》實際上成了文學研究會的會刊，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份大型文藝專刊。文學研究會雖然是一個較為鬆散的文學團體，但其進步的文學主張和創新的文學作品，對於改造舊文學、建設新文學，以及發揚民主、科學精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為現代文學史增添了絢爛的光芒。

此外，這一時期在北京成立的社團還有平民教育社、曙光社、少年學會、覺社、奮鬥社、進化社、人道社、國故月刊社、國民外交協會、救國十人團以及北京大學哲學研究會、社會主義研究會等。

五四時期的北京社團，規模大小不一，持續時間有長有短，作用也不盡相同，但之所以說它們是新型社團，是因為這些社團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和革命精神。

一是從宗旨綱領看，五四時期的北京社團大都受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以宣揚民主、科學為己任，以改造社會為旨趣，積極翻譯介紹和闡釋宣傳國外新思想，具有鮮明的思想性，充分體現了當時北京民眾敢於追求真理的堅定信念和救國救民的愛國情懷。

二是從成員構成看，五四時期的北京社團成員成分比較單一，絕大多數是北京高等院校中理想相同、志趣相投和關心社會改造、力圖救國救民的青年學生，也有一部分中學生和大學教員參加，因而隊伍的純潔性和社團的凝聚力、戰鬥力較強。這些社團成員大都參加了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有的社團發起人或負責人還是五四運動的骨幹和領袖，實際上起到了革命先鋒的作用。

三是從組織形式看，五四時期的北京社團不同於中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成立的傳統會黨，沒有封建愚昧和宗教色彩，也沒有嚴格的制度，而是靠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聚集在一起，會員的加入和退出都比較自由，是一種鬆散的聯合體。

四是從社會影響看，五四時期的北京社團通過辦刊物、做講演、辦平民學校，走進普通市民和工農群眾之中，廣泛宣傳新思想和科學知識，幫助廣大群眾深刻認識封建禮教的落後愚昧和帝國主義的剝削本質。同時，青年學生通過社團走向社會，親眼看到和切身體會了底層民眾的苦難生活，對中國國情有了更真實的了解。這對社團中的一些成員在五四運動後迅速成長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先進分子，產生了巨大和深遠的影響。

五是從實踐活動看，部分社團運用學到的新思想，在中國社會進行了大膽的實驗。儘管他們的理想很美好，熱情亦可嘉，但實踐的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種種實踐證明，改良主義、泛勞動主義、工讀主義、新村主義、互助論等，並不符合中國的特殊國情，是不可能實行的。這促使人們開始思考如何運用俄國十月革命已經證明成功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進行根本改造。此後，以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為宗旨的社團，如「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俄羅斯問題研究會」等紛紛湧現，影響力不斷擴大。

在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中，北京的社團聚集了一批具有先進思想和組織能力的知識青年，他們在追求民族獨立、爭取人民民主的思想鼓舞下，在五四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骨幹作用。

從全國範圍看，毛澤東五四前後曾兩次來北京，並在湖南組織新民學會，領導了驅張運動。周恩來是天津青年的進步組織——覺悟社的領袖，五四期間他帶領青年學生團結商界共同鬥爭。張國燾、何叔衡、包惠僧、劉仁靜等人直接領導和參加了北京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王盡美、鄧恩銘、陳潭秋分別在山東、湖北等地組織學生社團的愛國運動。李達、李漢俊在日本以文章支持國內的愛國運動。

可以說，經過五四運動的鬥爭和社團活動的組織鍛鍊，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先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信仰，投身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力量，從而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做了幹部上的準備。

( 本文選自北京市委宣傳部、市委黨史研究室組織編寫，劉曉寶：《北京的紅色覺醒》，北京出版集團 北京出版社2020年4月版，第74-8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