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有一陣，看了不少汪曾祺的書，有他寫的，有寫他的。但我最欣賞汪老（汪曾祺被聶華苓稱作汪老，汪1920年出生，聶1925年出生）寫的《遙寄愛荷華》，摘抄大部分。他的筆下，Paul、聶華苓等人，活靈活現，如沐春風。
於是，對聶華苓有一感性認識，但也奇怪：她嫁給一個外國人，在那個時代！
因緣際會，讀了她的《三生影像》，助我找到答案。
聶華苓
一
抗戰時期，華苓就讀於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王正路是她的同學。他生於長春，說一口流利的日語和英語。每天傍晚，坐在窗口，聽見窗外小聲叫喚，華苓就抓起講義，往外跑。嘉陵江的流水，沿江的鴛鴦路，松林坡，女生宿舍，圖書館。
抗戰勝利，學校遷回南京，兩人常到玄武湖划船。當時的華苓，青春洋溢，暢懷歡笑，戀愛中的女性最美。妹妹說正路比姐姐漂亮，長輩誇他一表人才。
1948年秋天，華苓大學畢業。正路家在北平，暑假畢業，回到北平。此時，南京到武漢的長江航線已截斷，華苓不能回家，留在南京一個中學教書。
11月底，平津戰役開始。北平和南京之間，仍有飛機往還。華苓決定去北平，那是南京飛往北平的最後一架航班，她是唯一的乘客。飛機抵達後，解放軍就佔領機場。
1948年12月14日，北平圍城開始。
突然間，華苓失落在一個北方大家庭中。圍城中，她突然成為正路的新娘。
王家四兄弟，上有老母，下有兒女，三代同堂，華苓學做新媳婦。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是去上房問候老太太，倒老太太的尿盆，伺候老太太從炕上起身，拿著臉盆到廚房盛熱水。
在北平，華苓深感自己「只是一個失落的異鄉人。」
從南京到北平，數月間，華苓與母親消息斷絕，關山阻隔。母親三十二歲守寡。1936年，農曆正月初三，任貴州平越專員的父親聶怒夫，殉難。正值紅軍長徵，遭殺害，屍首不全。華苓是長女，只有十歲。最小的弟弟華桐，只有三個月大，還沒見過父親。
1949年2月3日，華苓看著解放軍走進北平城。
——我一定要從圍城中，回到滔滔湧流的大江上。1949年4月，正路和老母抱頭泣別，都知道那也就是永別了。半個世紀以後，不但老母早已成灰，正路自己也只剩一把骨灰回鄉了。
從北平出來，華苓夫婦輾轉到了武漢，與親人會合。一大家子人，利用好友的眷屬票，擠上粵漢路最後一班火車，到達廣州。
一次，是南京飛北平的最後航班；這一次，是武漢開往廣州的最後列車。
幸運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1949年6月，一家人來到臺灣。到達臺北那天，碰上颱風，呼天搶地。
聶華苓與王正路在南京
二
來到臺北，先找工作養家。正巧，雷震需要一個管文稿的人，於是華苓加入了《自由中國》。
不久，華苓開始用本名寫散文和短篇小說。雷震看到：你做我們文藝編輯吧。過一陣子，他又說：你寫得不錯，參加我們編委會吧。
半個世紀以後，華苓寫下回憶，心中充滿了感激——
我是編委會裡最年輕，也是唯一的女性，旁聽編輯會議上保守派和開明派的辯論以及他們清明的思維方式，是我的樂趣，不知不覺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在《自由中國》十一年（1949—1960），如魚得水，我的個性受到尊重，我的創作興趣得以發揮，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為人的嶙峋風骨，和做人的尊嚴。
母親在父親去世以後，又逢戰亂，生活雖艱苦，也沒做過家務事。一到臺灣，她就對華苓說：你一心去工作，家裡事，我做！
母親燒飯，洗衣，擦地板，照顧孩子。女兒薇薇和藍藍在臺灣出生，都是她撫養的。
華苓開始寫作，身兼兩份工作，也做點翻譯賺稿費養家。
剛到臺灣那幾年，華苓很不快活——我要笑也笑不出來。憂鬱歲月，不說也罷。
1951年，大弟漢仲例行飛行失事，年僅二十五歲。華苓忍淚瞞著六個月，最後母親自己察覺。
華苓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也在現實生活中凸顯出來。
——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麼拖下去了。
華苓陷在糾結中。
1957年，正路赴美進修。華苓和兩個女兒（薇薇七歲，藍藍六歲）碼頭送別，從此分道揚鑣。
小女不知愁滋味，是華苓愁苦中最大的安慰。
1962年，病中的母親擔心華苓的婚姻——
你的心情，你以為我不曉得？你們結婚十三年，只有五年在一起，在一起就天天慪氣，如今正路去了美國，已有五年了，你還快活一些。他在家的時候，有天晚上，你從外面教課回來，還沒有吃飯，就聽見你們在房裡吵起來了。第二天，殷先生（殷海光，在松江路，與聶華苓是鄰居）說：他們吵，我氣得在房裡走來走去。聶華苓應該離婚呀！我說：那怎麼行呢？有兩個孩子呀！你這個婚姻，當初我就不贊成。現在你只好忍下去了……
1965年，華苓來到愛荷華。她和正路的婚姻已無挽回的餘地，分居七年後，離婚。
孩子成長期間，正路在外十一年——韓戰，曾在日本盟軍總部任翻譯，工作三年。母親和兩個女兒，是華苓在臺十五年生活的支柱。
聶華苓
三
1960年9月4日，上午九點鐘，有便衣來到聶家門口，抓走了對面的傅正。
——我和母親互望了一眼，沒有說話。我們明白那是怎麼一回事，用不著說什麼。我只知道我必須鎮靜，不要害怕。
我渾身無力，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他們是一個個下手。先擒傅正，再拿聶華苓。他們就要來了。我就坐在那兒等吧。
家中老中青三代，均為女性。華苓，是年邁母親和稚齡女兒的保護傘，可誰來保護華苓呢？
九歲的藍藍，用小鋼琴，彈起《我的媽媽》。華苓看著她，心裡想：但願下一代沒有這種恐懼了。
第二天，《聯合報》頭條新聞：雷震涉嫌叛亂。
《自由中國》的人全隔離了，成了一個個小孤島。聶家門外，日夜有人監視。
雷震、傅正先生等四人被捕，華苓惶惶孤立，那是她一生最黯淡的時候。與外界隔絕，自我放逐，心情極端虛無。只有與母親、兩個女兒在一起，才是踏實的。
就在那時，梁實秋先生常邀華苓去他家。打麻將，梁師母好飯好菜款待，梁先生說笑話逗趣——
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他知道我的沉默是因為恐懼。我在他家可以暢懷大笑，也只有在梁先生家，我才會那樣子笑。
1962年，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臺靜農，邀華苓教小說創作。
——我又重見天日，和學生們在一起是最自在的時候 。在臺大文學院走廊上，迎面碰到李渝，她說：「我們好喜歡你啊。」她那一聲，在我當時孤寂的心情中，如陽光燦爛。
接著，徐復觀請華苓去東海大學，教「現代小說」。學生陳少聰回憶——
她總是一身旗袍，看起來很傳統，很中國味道，氣質舉止優雅。看到她踏著細碎的步子走進教室，開始講解那奧秘又遼闊的西方文學，我總感到驚奇又有趣。
1962年11月15日，母親六十歲，肺癌逝世。華苓坐在母親墓前，不忍離去。從此，母親就孤孤單單躺在那兒了。最小的弟弟華桐，正在哈佛讀博士，華苓瞞著他。遠隔重洋，他卻自己感應到了。
1964年6月，《自由中國》事件後，華苓第一次出遊。
——在太平山上，就是笑，也是黯然。不笑，也是黯然。
白色恐懼，母親亡故，婚姻癌症無救。活著，只為了兩個孩子。
聶華苓與母親、兩個女兒在一起
四
1963年，是華苓人生的轉折點。
美國詩人安格爾來到臺北。此次亞洲之旅，是為他主持的「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尋訪作家。
這天，美國文化參贊舉辦的酒會，六點散場。
五點半了，華苓還在猶豫：去還是不去？勉強去了！
Paul在多年以後回憶——
我終於說話了：現在我不能和你談，有人請吃晚飯。現在回想起來，那簡直就是父親教訓淘氣孩子的口吻。
我也有人請吃晚飯，我不能和你談。華苓不屑地說。一個個字硬得像鐵似的打在我耳朵裡。
我結結巴巴說出很笨的話：明天我很忙很忙，要見很多人，也許我們在哪兒見一下面。
我也很忙很忙。仍然是堅定的聲音。我得送孩子上學，我得去大學教課，我得寫作。我的時間全滿了、
我被這個小女子美麗的個性怔住了。
後來的一次午飯約會，華苓談到她的生活，她教的創作課，她的寫作，她的翻譯。
——華苓微笑著離去。我可以聽見她急促的腳步聲打在地板上的聲音。腦中忽然閃過連我自己也吃驚的念頭——這一輩子都可聽那腳步聲該多好。
華苓說——第一次看到他，就喜歡他的眼睛，不停地變幻：溫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諷刺，調皮，咄咄逼人。非常好看的灰藍眼睛。
一眼萬年。華苓與安格爾就此相識。
聶華苓與Paul
五
1964年，華苓來到愛荷華，在作家工作坊從事教學、寫作和翻譯。兩個女兒留在臺灣，住在妹妹月珍家。
來美之前，華苓去看梁先生——
我到美國的路費，是梁先生借給我的。到美國後申請到一筆研究金，才還給了在西雅圖的文薔。
在美國，在蜿蜒的山路上，Paul對華苓談起往事——
我的生活，也是個空空的石架子。（Paul的妻子瑪麗患有精神病，跟Paul結婚時，瑪麗隱瞞了精神病史，這使得Paul整整三十年生活在不和諧的婚姻中。為給愛爭取希望，他頂著法律和輿論的壓力，開始了艱苦的離婚戰。）
1965年夏天，兩個女兒來美，那是華苓到愛荷華後最高興的一刻。此前的手續，頗費周折。正路不同意，籤證也困難。
Paul和華苓一同去飛機場接她們。
——我看著她們走下飛機，眼淚不住地流。Paul在我耳邊說：你們母女團聚，我很感動。從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會對我女兒很好。
Paul常帶著華苓母女去郊外，種花、遊泳、划船，教孩子們爆玉米花。
藍藍第一天去上學——初中三年級，哭哭啼啼，是Paul帶著她去的。他要老師特別照顧這個中國小女孩。
藍藍很快地適應了美國的生活。高中時，她領著足球賽的拉拉隊入場，Paul感動得一面流淚，一面說：藍藍適應到今天，真不容易！
藍藍有什麼問題，直接去找Paul談，從不找媽媽。
1971年5月，Paul和華苓結為連理。
——我倆在傷亡慘重的戰爭中終於打了一場勝仗。
結婚前，媽媽對兩個女兒談起。她們說：Mr.Engle是個好爸爸。姐妹倆開車送華苓去法院公證結婚，並笑說：我們送媽媽去出嫁。薇薇說：我們叫他老爹吧。
華苓收到遠在臺灣的雷震、宋英夫婦送的結婚禮物——鼎。
——這種東西外國人很喜歡，內子特別物色此物奉贈。鼎者重也，盛也。祝你們白頭偕老也。
1975年初，梁先生從西雅圖的來信——回臺灣認識了韓菁清，並已結不解之緣——我的友好幾乎都持反對或懷疑我的態度……
華苓夫婦立刻給梁先生回信——
我們十分高興你又找到幸福，不必為外間閒言閒語所擾。年齡的差別不是幸福的障礙，甚至文化的區別也不是，重要的彼此尊重，體諒，寬容和忠誠。我和Paul就是非常和諧的婚姻。
多年後，藍藍提到「我爸爸」，有人問：哪一個？她說：Paul Engle。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還用得著問嗎？
聶華苓與兩個女兒在美國，右邊薇薇，左邊藍藍
六
Paul朗誦詩或演講時的開場白總是：我是從玉米田來的。
——我在馬房裡長大的。我家很窮，但我不知道。我們有很好看的馬，但沒有錢。父親在養馬人的艱辛世界中，奮力拼搏。他為了一家六口，拼命工作。
Paul讀小學時就打工，一直到大學，都沒停止。他粗糙的手，是勞動人民的手。
上大學了，學費還沒著落。他打算讀一陣子書，工作一陣子，錢攢夠了再讀。
後來，得到一筆獎學金，是私人捐贈的。Paul滿心感激地接受了獎學金，但又不知道感謝誰。直到四年大學快結束了，才得知是中學時的英文老師蔻克小姐，不過此時，她已遭遇車禍去世了。
1937年，Paul應聘在愛荷華大學教學——
上第一堂課，我就有一個確切的思想：我要把愛荷華的文學創作，發展成美國的文學重鎮。
1943年，Paul主持「愛荷華作家工作坊」。那時，美國只有愛荷華大學有作家工作坊，許多有文採的年輕人，寫詩、寫小說，都湧向愛荷華。
1965年秋天，詹森總統聘他任美國第一屆「國家文學藝術委員會」委員（1965——1971），並任華盛頓甘迺迪中心顧問。
華苓來到愛荷華後，感慨——
在這兒，我可以清醒地看海峽兩岸的社會，可以讀各方面的報紙刊物和書籍，可以接觸世界各國的作家和作品，這使我的視野擴大多了，感情冷靜多了，看法客觀多了！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詩句來說明我的過去，大概是正確的。
一天，華苓突發奇想，對Paul說——
在愛荷華大學你那原有的作家工作坊之外，再創辦一個國際性的寫作計劃？Paul支吾了幾句，用手捂著嘴，示意我別作聲，指著一隻梅花鹿在岸邊，看著靜靜流去的愛荷華河。其實是他當時無法立刻回答。
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在1967年誕生了。每年邀請外國優秀作家到愛荷華訪問交流數個月，寫作、討論、朗讀、旅行。他們是駐校作家。
從此，Paul和華苓一同走過20世紀的人景——歡樂、災難、死亡，生存。
1968年，華苓夫婦邀請臺灣作家陳映真來愛荷華，但他被捕入獄了。
——我和Paul決定為陳映真辯護。明知那是枉然，早在1960年的雷案即是一例。但我們要對陳映真的被捕表示抗議，提醒當局尊重法治……
為了陳案，華苓夫婦全力營救——給蔣經國寫信，向香港和美國新聞界爭取輿論聲援，出資聘請美國律師為其辯護……
1975年，陳映真獲釋。
——我和Paul仍堅持邀請陳映真來愛荷華，一年又一年，一直到1983年，臺灣當局一再壓制，我們一再努力，還有海外作家學者的聲援，他終於來到愛荷華。
陳映真父親特來愛荷華，參加聚會，聲音哽咽——
十幾年前，映真出事，親戚朋友全不來了。那是我家最黑暗的時期。那時候，一個美國人，一個中國人，素不相識，卻給我們很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也不能忘記的。
聶華苓
七
1978年，華苓一家來到大陸——
愛荷華頭天晚上大風大雨。
鹿園一棵百年橡樹，發狂地呼嘯，愛荷華河水興奮地波動。紅樓也震動了。那正是我離鄉三十年後，次晨就要回鄉的心情，更何況Paul和兩個女兒同行。
那時我和Paul就十分希望邀請作家來愛荷華，在北京曾努力過，和夏衍先生也談過，根本不可能。1979年中美建交後，中國作家才能應邀到愛荷華來。他們對隔離了多年的世界，充滿渴望和好奇。
「國際寫作計劃」在華人世界享有極高的聲譽，是臺港大陸作家與國際文壇接軌的平臺。
1983年，茹志鵑應邀來到愛荷華，女兒王安憶同行。
——茹志鵑和我同年，但生活經歷完全不同。彼此好奇。我們常常談到不同的過去。你那時在哪兒？你那時在幹什麼？彼此常有這樣的問話。
我們有時也笑鬧。有天晚上，大家叫起歌來。有人唱起華苓小時的兒歌葡萄仙子——高高的雲兒罩著，淡淡的光兒耀著，短短的籬兒抱著，彎彎的道兒繞著……
華苓居然學兒時模樣牽著衣角跳舞。大家笑成一團。
第二天，茹志鵑告訴華苓——
昨晚我回去後，感觸很深。我們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音樂和詩了。我們從沒有像昨天晚上那樣歡笑唱歌。關閉，心靈的關閉。中國是有音樂和詩的民族呀！
安憶回上海後，寫信——
華苓阿姨：這次去美國，對於我的創作，對於我的人生，都是非常重要的。世界很大，而我們活動空間和時間都那麼有限。說真的，我實在從心裡感激您和安格爾伯伯給了我這麼一個機會……不僅是可以認識美國，還使我認識臺灣，認識香港，認識西歐、東歐、非洲。您為我安排的內容最多。……
1987年9月，汪曾祺來到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發是可以移動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時也可以拉過來，在小圓桌周圍圍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
客廳的一角散放著報紙、刊物、畫冊。這是一個舒適、隨便的環境，誰到這裡都會覺得無拘無束。美國有的人家過於整潔，進門就要脫鞋，又不能抽菸，真是彆扭。
安格爾和聶華苓都非常好客。他們家幾乎每個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
有時我去早了，安格爾在他自己屋裡，聶華苓在廚房忙著，我就自己動手，倒一杯先喝起來。他們家放酒和冰塊的地方我都知道。一邊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邊翻閱一大摞華文報紙，蠻愜意。
「國際寫作計劃」帶給華苓最大的滿足——
接觸面廣了，看的人多了，寫作視野變得廣闊，我不只看中國人的處境，而是人的處境。作家在一起，談的都是人的問題。
當然，也有矛盾。汪曾祺筆下——
「國際寫作計劃」會期三個月，聶華苓星期六大都要舉行晚宴，招待各國作家。分撥邀請。這一撥請哪些位，那一撥請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
她邀請中國作家（包括大陸的、臺灣的、香港的，和在美國的華人作家）次數最多。有些外國作家（主要是說西班牙語的南美作家）有點吃醋，說聶華苓對中國作家偏心。聶華苓聽到了，說「那是！」我跟她說：「我們是你的娘家人。」——「沒錯！」
汪老對華苓的評語——心血來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聶華苓與Paul
八
1974年以後， 華苓因翻譯《毛澤東詩詞》，有親共嫌疑，上了警總的黑名單，不能回臺灣，作品也不能在臺灣發表。
1987年，臺灣政局變化。1988年，餘紀忠先生在臺辛勞奔走遊說，終於邀請華苓夫婦訪臺——
這些年來，你在國際文化交流上的付出與收穫，沒有任何人可以比擬，大家都引以為榮。臺北，你好久沒回來了，現在它和以前不同了，變得相當大，相當廣闊，冰雪初融，另是一番景象。當年參與播種的一分子，應該在這時候回來看看……
數年來，此信一直在華苓案頭，每次看到就覺十分親切。
1988年5月，華苓夫婦盡情享受了臺灣「冰雪初融」的人文景觀，和老朋友聚會，和新朋友相識——
那晚，我喝了幾杯白蘭地，吞了兩顆分量很重的安眠藥，也不能睡覺。
華苓帶著白蘭地，去看臺靜農先生。一進門，她就說——
臺先生，二十六年了，今天才有機會謝謝您。1960年，雷先生被捕後，我閉門隔離親友。1962年，您竟親自到我家，邀我到臺大中文系教文學創作，從此我在臺灣又見天日了。
臺先生很懷鄉，他特別喜歡聽華苓談大陸。華苓說起沈從文——
1980年我初次見到沈從文是在宴席上，他沒吃什麼，他說只吃麵條，吃很多糖。我問為什麼。他說，我以前愛上一個糖坊姑娘，沒成，從此就愛吃糖。
臺先生聽得開心笑了。
華苓還記得，北京，一進宴會大廳，她恍惚了一下，只見一張發光的臉，微笑望著他們——
我立刻知道那是誰，跑過去不斷叫著：沈先生，沈先生，沒想到，沒想到！
他握著我的手，仍然微笑著。
沈從文，是華苓最佩服的小說家。50年代在臺灣，凡是留在大陸的作家的作品，都是禁書。一位好友忍痛割愛，送給華苓《湘行散記》。離開臺灣去美，華苓只帶了那本書。
1984年6月，北京，華苓再見沈先生。沒久留，也沒多說話，只是要沈先生知道，天涯海角有那麼一個人，在為人和寫作上，沈從文是她仰望的天空。
此次臺灣之行，已是在雷案發生二十八年之後。
《自由中國》的人終於重聚了。雷震和殷海光都在人格的光彩和生活的蒼涼中離世了。真箇是鬢髮各已蒼，世事兩茫茫。各有坎坷可訴，各有心情可吐，卻不知從何說起——
我坐在雷太太身旁，她握著我的手，望著我的眼神，仿佛說：不必說了，現在我們終於在一起，就很好。
雷先生於1979年3月逝世。華苓帶著鮮花，和朋友們去「自由墓園」看望雷先生。行禮時，華苓熱淚涔涔。
聶華苓與Paul
九
1980年，巴勒斯坦小說家颯哈來家。
——颯哈，Paul，過來和我們說說話嘛。我對他們說。
你知道我們談什麼嗎？颯哈問我。
不知道。
Paul在談你！我從來不知道有人像Paul那樣愛一個人。
——有朋友說，我有了你，人也變了。
我也變了。Paul，我要你記住，不論你多病，多老，我要守著你，照顧你，就在我們這個家裡。
在我見到你之前，我不敢再結婚了。婚姻太難對付了。糟糕的婚姻，什麼都不對勁，你半夜起來，一腳踩在老婆的鞋子上。
我倆哈哈大笑。
我從沒對一個人有這樣刻骨的感情。我一把抱住他。
1987年，汪曾祺記得——
安格爾是個心地善良、脾氣很好、快樂的老人，是個老天真，他愛大笑，大喊大叫，一邊叫著笑著，一邊還要用兩隻手拍著桌子。
一個書櫃裡放了一張安格爾的照片，坐在一塊石頭上，很英俊，一個典型的美國年輕紳士。聶華苓說：「我認識他的時候，他就是這個樣子！」
他很愛聶華苓，老是愛說他和聶華苓戀愛的經過。他大概忘了，他已經跟我說過一次他的羅曼史。我告訴蔣勳，我已經聽他說過了，蔣勳說：「我已經聽過五次！」他一說起這一段，聶華苓就制止他：「no more！no more！」
聶華苓從客廳走回她的臥室，安格爾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說：「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
——我真喜歡我們的生活。Paul說。
你說過無數遍了。你滿足就好。
不只滿足，很幸運。我們碰上了。
我和你在一起，每刻都很滿足。我整個人全給了你。
我整個人給了Mary，結果很糟。我也是整個人都給你了，這次很幸福。
黎爾克說得很好，愛情的意義是兩份孤獨，相護，相撫，喜相逢。
很對。
1988年，臺灣——
我和範英初次見面，她在酒吧望著我和Paul說：因為Paul愛你，他也愛我們每個人。我們倆對範英立刻奉為知音。
來到母親墓前。Paul和華苓同向母親行禮——
我淚流滿面，他也淚汪汪了。他說我們兩人的母親很相似：好看，聰明，幽默，堅強，他同時在向兩個母親行禮。
——Paul說：我正在構思一首長詩。要不要聽？
當然。
詩人要在詩裡表達一個信息，千山萬水，各種經驗，各種風景，到了目的地，卻忘了他的信息——那旅程本身就是信息。
好極了，Paul，好極了！寫！寫！
你說好，我很高興。他眼睛閃著點淚光。
我笑了：Paul！怎麼你要流淚了？
別人不懂的，你懂！我可以對你談，你完全了解，我就感動得要流淚。你和我這般通情達意，是別人不知道的。
1990年的除夕夜——
午夜，Paul為我斟了酒說：華苓，祝我們倆健康快活，我要再重複一次：和你一起的生活，真是好，沒有多少人有我這樣的生活。還有，Paul未說先笑，他那特有捉弄人的調皮的笑：有一天，你要記住我的話：你的腦子很性感，你的身子很聰明。
聶華苓與Paul的最後一張合影
十
1987年，在慶祝「國際寫作計劃」二十周年的宴會上，華苓和Paul宣布退休，結束生命中一個歷程。
——我倆每天下午在後園樹林中散步，有時在倒下的樹幹上坐下聊天，在小路上撿樹枝，拖著小樹回家，在壁爐裡燃起爐火，在爐前坐下喝酒聊天。
——1963年，我在臺灣看到你，沒想到我們會一起在這林中散步。Paul說。
命裡註定了。有個滿足的丈夫，實在好。
滿足？我很感激。我實在喜歡和你在一起的生活。你總是很有趣的，就是在你發脾氣的時候，也和人不同，也很有趣。
那我就天天發脾氣！
1991年3月22日，華苓夫婦從愛荷華飛芝加哥，轉機去法蘭克福，再去波蘭，接受波蘭文化部所頒國際文化貢獻獎。
芝加哥機場，Paul發現手中的愛爾蘭鴨舌帽不見了。他來來回回地找，終於找到了。
那頂帽子，是幾年前，華苓送他的聖誕禮物，是他一直想要的。赭紅墨綠灰藍交織的格子呢，Paul斜斜戴著，自以為瀟灑不減當年。
——我去買份《新聞周刊》，就在那轉角的小店。
登機時間到了，Paul還沒回來。華苓找到時，他已經倒在地上了——
我一眼看見那赭色鞋子和灰藍褲子，就知道那是我的Paul。
那一刻，晚上六點。愛荷華狂風暴雨。
華苓捧著透著Paul體溫的大衣，和愛爾蘭鴨舌帽，午夜獨自回到愛荷華。
那頂失而復得的愛爾蘭帽子，至今放在臥室床邊。
1991年12月20日，汪曾祺寫道——
安格爾去世後，我和聶華苓沒有通過信。她現在怎麼生活呢？前天給她寄去一張賀年卡，寫了幾句話，信封上寫的是她原來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Paul去後，朋友李歐梵（女兒藍藍的前夫）給了華苓很大支持——
他陪我去向Paul告別，我們同聲哭出。他幫我整理Paul成堆成堆的文件，編輯他的稿件出版。在我一生最痛苦的時候，他站在我身旁。
整理Paul的文稿，華苓以此寄託哀思。她把Paul的散文結集成冊——這是一本關於Paul童年的書——
我會常常想起他，既欣慰又難過。
Paul喜歡敲敲打打做木工，一張奶黃長條書桌，特為華苓做的。就在這長桌上，華苓寫下三生三世的回憶——
我這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臺灣、愛荷華，幾乎全是在水上度過的。長江，嘉陵江，愛荷華河。
可華苓不會遊泳，Paul想盡辦法逗她下水——
說什麼我也不肯。他拗不過我，不斷地說：你和我一道遊泳，該多好。
Paul愛狗，華苓怕狗。結婚前，Paul說要養一條狗。華苓說：你要狗？還是要我？
拒絕遊泳和養狗，是Paul對華苓的兩大憾事。
我和Paul一起生活二十七年，聽了很多故事。從他的故事中，有些我讀過的文學大家，變成了他生活中活生生的人，我更了解他為什麼走遍世界，要在這黑土地上建造他文學的夢土。他有一股助人的衝動，回報他年輕時代所享受的情義。
——在那二十七年之中，Paul給我空間保留這個我。他時時刻刻要我知道：我們在一起他是多麼心感心喜。24小時中，從來沒有一刻是沉悶的。我們有談不完的話，有共同做不完的事，有「大」事，有「小」事。「大」事，如我們自己的寫作，共同創辦的「國際寫作計劃」，小事如買菜。
——《三生影像》寫到1991年為止。
1991年Paul 突然在去歐洲的旅途中倒下。天翻地覆，我也倒下了。2003年，他去了十二年以後，我居然寫出了《三生三世》，也是死裡求生掙扎過來的。
生活似乎是老樣子，很生動，很豐富。但是，沒有了Paul的日子，回想起來，只是一片空白。不寫也罷。
《三生三世》和《三生影像》，分別於2004年和2008年，在大陸出版。
很可惜，汪老看不見了，他已於1997年5月過世。否則，我們會看到他的書評。一個遺憾。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臺灣，枝葉在愛荷華。
故鄉在回憶裡，我在美國生活比其他兩地久。愛荷華就是我的家。
汪曾祺說過，聶華苓在美國二十多年了，但從裡到外，都還是一個中國人。
華苓自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我幸運地遇到Paul，得以成全！
曾經，Paul與華苓聊起——
哪天我們去看看墓地，好不好？
我沒做聲。
你要我在哪兒？父母那兒？還是這兒？
在這兒。我和你在一起。
我們沉默了一會兒。
在安格爾的墓前，一面黑亮的大理石碑上刻著Paul Engle，還有華苓的。
墓碑背面，上面寫著安格爾的詩句——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發光。）
人對回憶有兩種態度，一種是埋怨和悔恨，一種是懷念和感恩。顯然，華苓的《三生影像》是後者。
匈牙利詩人戈艾姬說，我到今天，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喪失感。了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何活下去。
——她那幾句話，正點中我心坎。那也就是我的三生。
如今，華苓已九十一歲高齡，深深的祝福！
聶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