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人類學家列維·史特勞斯這樣描寫加爾各答的卡裡女神廟：「每邊都有一排排的水泥平臺，不加粉刷即是床鋪。他們要我欣賞排水溝與水喉裝置。住在裡面的人堆一起床，就被送去進行種種崇敬膜拜，像請求治好其潰瘍、口癌、疥癬或癀爛等等以後，整座建築由水管衝洗乾淨、光鮮，等待另一批朝聖者來過夜。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或許除了集中營以外，人類與屠夫刀下的肉相像得如此徹底。」
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及他的著作《印度的發現》就連這位見多識廣的人類學家也無法忍受印度給予他的視覺與心理的雙重衝擊——隨處可見的骯髒與乞討，讓人喘不過氣來的擁擠與壓迫，面帶微笑的滿天神佛的腳下卻是衣食無著的遍地餓殍與牛鬼蛇神。「我很快就受不了，身體上受不了，道德上也受不了。」這是一個因為超負荷的人口密度而與所佔住的物質世界比例倒錯的國度，一個人對人正進行著有系統的貶值與奴役的國度，這令列維·史特勞斯感到不解，從那個曾經偉大的印度到眼前這個荒敗的印度，其間到底發生了怎樣的故事？奧克塔維奧·帕斯曾擔任過6年墨西哥駐印度大使，他說：「印度最先讓我感到訝異的一點，也是許多人覺得詫異的，就是兩極化的對照所造成的歧異：現代與古代、奢華與貧窮、縱慾與禁慾、草率與效率、溫和與粗暴;繁多的種姓制度與語言、神祇與儀式、風俗與理念、河流與沙漠、平原與高山、城市與村落、農村與工業化生活，在時間上相隔數世紀，在空間上毗鄰而居。」這種歧異，從表象上說，是各種格格不入的社會狀貌的混雜相交，但從根底上來看，卻是進入現代世界的印度與它拖帶著的古代印度之間的鬥爭與妥協。
這種複雜與矛盾，外國人當然大可將其視為錯亂之美的異域風情，但印度人自己心知肚明，如何處理古代印度留下的種種遺產與後患，是現代印度不容迴避的大問題。而這也正是尼赫魯於1944年5～9月在獄中撰寫《印度的發現》的旨趣所在。在書的開頭，尼赫魯寫道：「我們是『過去的產物，而且我們是沉浸於『過去中來生活的。不了解『過去，不感覺到『過去是我們心靈中一種活的東西，就是不了解現在。」也就是說，尼赫魯相信印度的過去存有某種能使今天的印度人獲益的東西。而這種益處的獲得需要我們深入歷史深處，需要我們在過去與自己之間設置距離，最終通過理性的智識去嘗試了解，而不是期待玄虛曖昧的靈性法則包治百病。
因此，真正重要的並非是「過去」，而是進入「過去」的方式。印度的發現，過去的發現，向有博學之譽的尼赫魯，在英國接受了完整的現代教育的尼赫魯，比誰都清楚一個只有歷史而沒有歷史觀的印度社會將會面臨怎樣的衰敗，就像奈保爾說的：「把自身削減成了巫術實踐和被禁錮的社會形態。」對印度的非常明確的愛，同時抱持一種基於理性主義與社會主義所產生的對西方文明的認同，使得尼赫魯並未流於對印度的過去大唱頌讚。恰恰相反，在表面對印度傳統諸多肯定的背後，他更著力思考的是為何印度的現代性來得如此遲緩與艱難，究竟是哪些印度傳統中的固有因子在阻礙著印度的現代化？
透過對印度歷史的考察，尼赫魯特別指出，其實自1000年之後，印度文明就走上了緩慢的衰敗之路，閉關主義的社會結構戕害了自我的創造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狹隘的、小集團的和地方性的眼光」，每個人都被冰封在自己所在的階層，進取與革新的力量無處發揮。不論是在政治、經濟、軍事，還是在關於外界的知識和接觸方面，印度都不可避免地全面衰敗了。因此，雖然尼赫魯口口聲聲宣稱現在是從過去中誕育的，但他很清楚「印度必須與它過去的許多東西斷絕關係」，「所有那些無生氣的和已經完成使命的東西都應當退出舞臺」。而在這些應當儘速退出舞臺的事物中，印度的宗教狂熱傾向與種姓制度是他特別加以舉出的。就前者而言，尼赫魯認為宗教誠然極其偉大，但它們也曾「企圖將真理束縛於一些固定的形式和教條之中」，在使人感到未知世界的神聖與神秘的同時，付出的代價卻是對好奇心與思維力的阻礙，是對現有權威和社會秩序的無條件服從，是可能造成社會變革的進步力量的無力生長，甚至連穿衣吃飯之類的日常問題也淪為宗教的施威之地。
就後者來說，作為世界上唯一一個階級-種姓的複合型社會，種姓制度本質上是一種以服務和職業為根據的集團制度，個人只是其中的一員，集體的安定與綿延才是種姓的目標，進步並不是種姓發展的第一要務。久而久之，強有力的既得利益阻止了任何根本的改革，尼赫魯指出以集體穩定為基礎的印度社會組織的根本弱點和缺點即在於「使一大群人的品格降低」，隨之引起社會全面的淪落，造成了印度社會尤其是經濟和文化方面顯著的「硬化現象」。而當現代世界體系逐漸形成，這種「硬化」所造成的印度社會與現代世界的扞格難通也就是顯而易見的了。加拿大社會學家、政治學家查爾斯·泰勒曾經指出，現代性的形成有賴於一套「現代道德秩序」的建立。而確立這一現代秩序的基礎，泰勒引進了一個詩學概念「偉大的抽離」——從各種魔法力量和神靈世界中抽離出來，從各種壓迫個人的權力結構中抽離出來。也就是說，現代性首先是一次「祛魅」的進程，將個人從各種頂著「偉大」的幌子的社會力量中解放出來，個人獨立是整個社會的共同理想，而自由和平等的權利與義務則成為現代道德秩序的核心價值。借用泰勒的觀點，那麼不妨說尼赫魯對印度的發現，恰恰是一次暗度陳倉式的印度祛魅，他同樣希望能將印度從它那看似輝煌實則衰憊的諸般「偉大」中抽離出來。
尼赫魯曾把印度比喻為一張可以刮除舊字重複書寫的羊皮紙：「一層在另一層之下，寫了許多事實、理念、夢想，而都無法完全蓋過底下那一層。」現在，經由對過去的發現，他也在這張羊皮紙上添上了自己的文字，寫下了自己關於印度現代秩序的設想。但重要的不是這些，而是進入過去的意願與方式。如奈保爾所說：「印度人對印度仍然所知無多。人民不掌握信息。歷史與社會調查以及與這種訓練相伴的分析習慣，與印度傳統相隔太遠。」這種綿延無期的歷史無知症，最終結出的惡果則是人們「對解決方式的了解多於他們對問題的了解，也多於他們對國家的了解」。到那時，任何的自救與為公理、正義的鬥爭，都很可能因為對歷史的無知，對過去的罔視，最終淪為一場「理想主義、無知和仿效的悲劇」——到處都是別人的東西，別人的槍，別人的口號，別人的藍圖，別人的信念。而只有憤怒與無奈，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