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義批判:「逆向官僚」組織的制度邏輯 | 理論志

2021-03-01 Political理論志

Amy Binder現為芝加哥-聖地牙哥大學社會學系主任與首席教授,也是社會學頂刊SE的副主編

Amy Binder 在2014-2015年ASA的教育社會學分會擔任主席,在組織學與教育社會學研究中頗具名望。詳見其自我介紹:

In other activities, Professor Binder served as the 2014-2015 Chair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 a member of the Scholars Strategy Network, and recently completed a three-year term as deputy editor of the journ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t UC San Diego, she has served as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for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was a founding member and organizer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workshop called The Workshop for the Study of Conservative Movements. She co-organized four UCSD Culture Conferences, resulting in a widely read special issue of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rofessor Binder served as a board member of The Preuss School, UC San Diego’s award-winning charter middle and high school for first-generation, low-income college-goers.

案例中的NPO組織叫做「Parent Community」,這個組織與其他支持性直接服務組織一樣,該組織也存在於外部環境中,越來越依賴聯邦資金。大多數研究該領域的學者認為,隨著聯邦政府撥款擴大以支付這些組織的服務費用,非營利組織將被迫變得越來越官僚化和合理化。但是,Binder發現,Parent Community的三個關鍵服務部門對這種外部環境有多種反應,這取決於每個部門成員對制度邏輯本地含義的創造性使用,這些源於部門成員的職業承諾個人興趣互動。通過仔細觀察組織中的三個部門對外部環境的不同反應,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人類代理如何將此子組織和其他組織整合到組織動態中。
Key questions then become: How and why would dramatic contrasts coexist amongst departments in the same organization, and are there any frictions that arise because of these difference?(1)舊制度主義-資源依賴理論(資源依賴理論簡直成為了組織學批評綜述的最愛。。)資源依賴理論是思考非營利組織如何適應增加的聯邦資金的有效起點。資源依賴理論認為,使構成組織的理性主義力量處於首要地位的幾種方法之一是,嚴重依賴外部參與者或組織獲取資源的組織(聯邦撥款辦公室,供應商等)將對這些外部參與者的需求做出響應。這樣做可以提高它們的生存能力(Pfeffer和Salancik 1978;Pfeffer 1982)。就非營利性聯邦制而言,論點是組織將戰略性地實施更加精細的「協調和控制結構」(編纂規則,指定職位或職務以及問責制),以滿足其新的聯邦恩人(Scott 1994)。然後,隨著參與者進行這些調整,他們的組織將在執行任務時變得更加高效。它忽略的是,增加官僚主義並不總是實際或有效的(例如,相反,可以實現其執行「禮儀」目的),並且它可能會受到組織成員的質疑和變數。權變理論通過關注不同的分析單位來推進我們的研究。權變理論沒有像資源依賴理論那樣將整個組織作為要研究的單元,而是將面向環境的行為分解為組織的組成部分,詢問子單元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專門針對其獨特的資源環境(Thompson 1967)。權變理論雖然仍然是一種以材料為導向的理性主義組織行為模型,但它卻建立了不同組織部門之間差異的可能性。然而,儘管採取了這些措施,權變理論最終還是將組織行為視為合理和戰略性的,旨在最大程度地提高環境中提供的商品。這種方法還錯過了所有部門的工作人員必須進行的工作,這些工作需要在實踐中發揮作用,並針對其資金環境做出混合反應。考察聯邦資金對直接支持服務的影響的第三種方式是通過新制度理論的視角來研究該制度,它指出了意義在組織實踐的產生和再生產中的作用,而不是理性主義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組織是「意義,價值和行為的模式」。By this model, supportive direct service organizations would bureaucratize their boards, professionalize their staff, and implement formal tracking systems not primarily to carry out their technical tasks more efficiently, but to participate in culturally legitimated action, or "rationalized myths" (Meyer and Rowan 1977).(Meyer、March、Powell被稱為組織學新制度主義三傑,March已故。後兩位長期執教於史丹福大學社會學系,前者執教於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儘管新的制度主義因擺脫了對資源依賴和權變理論的理性主義假設而值得讚揚,但新制度主義批評者發現這種方法在一些關鍵方面缺乏(Fine 1984;Hirsch and Lounsbury 1997;Scully and Segal 2002;Hallett和Ventresca 2006a,b)。通過優先考慮「腳本跟隨者」(Script-following actors)帶入組織的制度邏輯,新制度主義的行動觀剝奪了人們對環境的創造力在新制度主義中,組織成員是制度腳本的載體,不是活動的適配者或實踐的創造者。Amy Binder覺得強調組織中的子單位的抗爭與自主性是必要的,而組織的制度邏輯腳本應該是子單位創造的(組織的異質性)。Rather than finding a single organizational response to the environment, we should expect to find that there are "pockets of discretion and autonomy and local ecologies of power and influence" amongst organizational members across departments in the same organization (Ventresca 2006). This argument is not foreign to organizational theory; in fact, there are many reminders in the field that organizations are heterogeneous, not homogeneous (Gouldner 1954; Selznick 1953; Perrow 1972; Pfeffer 1978; Scott 1987; Morrill 1995).Binder提出了她的理論框架——「Inhabited Institutions」(我譯為人居性制度)人居性制度就是把制度想像為「有人居住的」(Hirsch and Lounsbury,1997;Scully and Creed,1997;Hallett and Ventresca,2006a,b)在特定的環境中,「意義是通過社會互動而產生的」(Hallett and Ventresca 2006b,p.213)。組織不僅是「外部」環境,制度邏輯(包括技術理性邏輯)的實例,工人可以無縫地制定在制度環境中具有價值的前意識腳本(Fine 1984;Lounsbury et al,2003)。制度邏輯與局部的、嵌入的含義相結合,以產生局部動作的特定變體(Binder 2000,2002)。以街頭官僚(Lipsky,1980)收集並解釋了有關其客戶的信息,並做出了有時偏離官方政策的決定的例子說明:They are places where local line staff, or "street-level bureaucrats" - ironically, Lipsky's (1980) indelible phrase from his ethnographic work on government agencies - gather and interpret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clients and make decisions that sometimes depart from official policy, but also sometimes embrace institutional logics for all variety of reasons, and in all variety of ways.Hallett 和 Ventresca(2006b)主張將組織中的個人和群體既本地又本地地嵌入意義系統,而不是任何單一的意義系統。由此可見,擁有多個子部門的組織可能是多個經過協商的當地意義系統的所在地,這意味著工作人員、管理人員、出資者和客戶對組織的目的,組織的預期結果的定義會有不同的解釋。此外,任何一個子單元中的個體本身都不是系統的或不一定是一維的解釋器:它們具有「競爭性規範系統」(Heimer 1999,第18頁),「可轉換的圖式」(Sewell 1992),「獨特的解釋」(Meyerson 1991)。或複雜的「劇目」(Swidler,2001)。放到案例之中,「Inhabited Institutions」In toto, become highly bureaucratized in response to the increased federal funding environment they now find themselves in. Organizations are complex places; their inhabitants' uses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local meanings; personal interests and professional commitments; and interactional, on-the-ground decision making must be taken under consideration. Human agency must be integrated into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to understand this and other empirical cases. Parents Community三個官僚化程度不同的子組織:為什麼 Family Support的官僚主義作風遠比前兩個子部門低?Family Support's work is the bread and butter of Parents Community's core identity, the」center of the program「Family Support也是該組織的子部門,其實踐很少受到聯邦資金的支持。在The Housing Department和The Discovery Center在結構上都與聯邦資金流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下,它們的大部分收入來自各種聯邦計劃,而Family Support則更不受聯邦資金需求的影響,大部分直接資金來自個人、公司、和基礎來源,而不是來自國家。此外,這個子部門Family Support可以使用影響職業社會工作實踐的有影響力的制度行動邏輯,該邏輯強調與客戶的特殊關係,這不同於The Housing Department(總監在其職務中幾乎沒有制度邏輯)和The Discovery Center,主管將機構邏輯與資金需求顯著結合在一起。就本文而言,有關該部門特別有趣的現象是:(1)該部門與其他兩個組織子部門以合理的和諧共存,儘管這三個部門與聯邦資助環境和制度邏輯有著顯著不同的關係(2)在這個聯邦政府對資助組織的限制日益增加的時代,作為整個組織的支持性直接服務提供商尋求了繼續在諸如家庭支持之類的自治部門中提供個性化服務的方法,即使整個組織吸收了數百個數千美元的聯邦款項。1. 輕鬆資金壓力和制度邏輯行動的關係:「輕官僚化」制度邏輯的形成迄今為止,資源依賴理論和權變理論一直是研究這類組織的首選方法(Gronbjerg 1993)。這些方法認為,組織和組織的子單位分別通過採用和適應可確保其生存的結構和形式來策略性地嘗試管理環境不確定性。正如我已經指出的那樣,這些理性主義者的模型不僅不能捕捉組織成員對環境的技術要求的創造性反應,而且不能捕捉對組織某些部分中存在的制度邏輯的反應。然而,新制度主義還不足以作為Parents Conummity組織實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因為它斷言組織行為者的利益和活動從根本上是「源自製度和文化」(Jepperson 2002)。相反,此案例研究清楚地表明,不同部門的員工具有創造力,他們的行為不僅受更廣泛的理性主義者和制度腳本的指導,而且還通過當地的意義系統來創造。新的居住機構方法(Creed et al,2002;Hallett and Ventresca,2006a,b)為我們指出了糾正這種短視的方向。這種充滿互動性的組織研究機構表明,組織學者必須重新聚焦自己的觀點,並強調組織中參與者的代理作用。請注意,這些行為者具有不同的,有時甚至跨領域的行動邏輯。Logics are not purely top-down: real people, in real contexts, with consequential past experiences of their own, play with them, question them, combine them with institutional logics from other domains, take what they can use from them, and make them fit their needs.Binder的這一項研究對新制度主義組織學的現實運用有著非常巨大的前瞻意義。案例中的三個關鍵服務部門對這種外部環境有多種反應,這取決於每個部門成員對制度邏輯本地含義的創造性使用,這些源於部門成員的職業承諾個人興趣互動。通過仔細觀察組織中的三個部門對外部環境的不同反應,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代理人如何將此子組織和其他組織整合到組織動態中。

-- 文末推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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