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多崎作》，從某個特定角度去看，其實不妨視為主人公不斷地構築、喪失、再構築社會關係的過程再現。
村上春樹
「從讀『大二』那年的7月起，直到次年的1月，多崎作幾乎只想著死這一件事。」村上春樹最新的長篇小說《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就這樣開始了。
故事講述了主人公多崎作在名古屋上高中時，有四個非常要好的朋友，兩男兩女，姓氏都帶有色彩：「赤」、「青」、「白」、「黑」，唯獨多崎作沒有。「大二」假期返鄉之際，多崎作突然被四位朋友告知要絕交，且沒有任何人向他說明原因。他深受打擊，幾至形銷骨立，許久才恢復正常生活。16年間，他和曾經四位好友組成「小團體」的成員們始終沒有見面。在女朋友的勸說下，36歲的多崎作才終於決心去拜訪拋棄自己的四個朋友，尋找真相，由此開始他的「巡禮之年」。
「這是繼《挪威的森林》之後的第一部反映現實的作品。我感到必須寫百分之百的現實，才能再上一個臺階。」村上春樹在一次公開場合談起這本書時如是說。這已經是村上春樹的第十三部長篇小說，2013年春天在日本出版，同年底中文版上市。距離《挪威的森林》——曾被村上春樹稱作最後一部現實作品的小說，已經有26年時間。此間，村上春樹創作的長篇小說，從《尋羊冒險記》到《1Q84》，總是會將非現實的因素融入其中。
翻譯了村上春樹的《1Q84》、《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麼》、《無比蕪雜的心緒》等作品，同時也是《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中文譯者的施小煒說：「就像畢卡索的繪畫一樣，很多人看了之後，覺得他的繪畫作品連三年級的小學生都可以畫出來，認為他作為藝術家的素描功底或者寫實的功底不夠，於是畢卡索有意創作了一些純寫實的作品，讓大家看到後了解，即便他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也可以成為第一流的藝術家。《挪威的森林》對於村上春樹來說，意義就和畢卡索的那些現實主義作品有相近之處。」
至於《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施小煒說：「有人說是村上回歸之作，我覺得也未必，其實村上春樹對自己的寫實主義的作品評價並不是很高。不知道是出於什麼樣的心態，他又重新回到寫實的這條路上去。」
三聯生活周刊：很多評論認為，村上春樹並不是典型的日本作家，他的作品也不是典型的日本文學。你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施小煒：可能跟「很多評論」所認為的不一樣，我不覺得「村上春樹並不是典型的日本作家」。他的作品或許不是我們中國讀者心目中認定的某種典型的日本文學，但是他的作品毋庸置疑，構成了日本文學的一種典型。
如果說村上的作品和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前輩小說家有所不同的話——有所不同其實是理所當然，即便同為日本作家——一個顯然易見之處就是他筆下的主人公不穿和服、不喝日本酒、少吃日本料理，而是身穿洋裝、愛喝洋酒、吃的是「無國籍料理」，一句話，是生活方式徹底變了的當代日本人。畢竟，他們是生活於迥然不同的時代的日本小說家。
村上春樹喜愛在其作品中有意識地導入音樂以及飲食、時尚等當代亞文化符碼，並將自己小說創作的目標規定為將「pop-culture」的「structure」與「純文學的內容」融會結合，這似乎都是其不同於他的獨特之處。
三聯生活周刊：大眾文化對於文學的影響，在村上春樹的創作中具體是如何體現的？
施小煒：村上本人多次親口言及「jazzmusic」和「hardboiled」對其小說創作的影響，並多次明確表明自己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借用「波普－卡魯恰」（「pop-culture」的日文訛音。他自己給這個外來語加注的漢字就是「大眾文化」四字，而他舉的所謂「波普－卡魯恰」的例子就是美國硬漢派推理小說）的「斯特拉庫恰」（「structure」一詞的日語訛音），往裡面塞進「純文學的內容」。這就是影響，只不過，這影響不是「我認為」的，而是村上自己坦白的。
三聯生活周刊：這部小說呈現的寫實主義，相對於村上春樹的多數作品的創作風格、手法而言，有何意味？
施小煒：純粹的寫實，似乎不是村上的強項。對此，他自己也曾有言及（可參看雜誌《大方》第一輯所刊松家仁之氏的村上春樹長篇採訪錄，張樂風譯）。就思想性而言，表現出更高深度的文本，無疑是村上的非純寫實作品。對於那樣一種表現形式，他似乎駕馭得得心應手。但是從寫實技巧的純熟度來看，村上顯然也並不輸於任何以寫實見長的小說家。這部作品與另一部寫實主義的長篇《挪威的森林》一道，向我們展示了村上作為一個職業小說家功底的深厚、全面。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談到《沒有色彩的多崎作》這本書中一個很大的突破，是村上給多崎作安排了一個固定的工作，你認為這種突破，其背後的意義在哪兒？
施小煒：此前村上作品的主人公，大抵都被設定為不隸屬於任何組織、團體的「獨行俠」——這其實是承襲了自夏目漱石筆下的「高等遊民」以來的日本「私文學」的傳統。他們游離於組織之外，處於社會邊緣，在享受精神獨立的同時，也犧牲了來自組織的保障，得獨力承擔一個自由人必須負荷的一切。
此次的多崎作，則始終被小說家放進了或小或大的組織之內，起初是名古屋的小小五人幫，後來是東京的大型私鐵會社。他自始至終纏繞在各類人際關係之中，卻猶自是個孤獨的存在。群體之中的孤獨，在當今之世恐怕更有普遍性。
而哪怕是游離於組織、群體之外的自由人，當主人公由靜態轉入動態時，就勢必在所難免地要催生出某種社會關係來。一部《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從某個特定角度去看，其實不妨視為主人公不斷地構築、喪失、再構築社會關係的過程再現。
在這層意義上，給主人公安排一份固定工作，就是將主人公放置於群體、組織之內去思考、表現「我」與他、個與群、人與社會的關係。這在村上文學系列中，或當視為深化此種探索的嘗試。
三聯生活周刊：多崎作這份具體到建造火車站的工作，使得火車站這個意象頻繁地在故事中出現，評論中各有不同解讀，你認為「火車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涵義？
施小煒：多崎作是做車站的，我們一般說建造車站，但是日本說是做車站。一般日本的評論家在解讀文學作品的時候很少做政治性的解讀，可能「3·11」大地震以及後來的核電站事故，給他們的印象太深刻了，打擊太沉重了，所以好幾位評論家認為這個小說背景中有「3·11」大地震和阪神大地震。有人就這部作品的時間做過分析，村上寫這部作品的時間，他的巡禮之年可能發生在2012年，16年前是1995年，而那個時間多崎作應該是經歷過那樣一個災難。
關於車站的寓意是什麼，我覺得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有一種解釋，認為是日本地震之後復興的一個象徵。另外，火車站往往是一個終點，同時也是一個起點。我從前住在日本鄉下，千葉縣一個叫野田的地方，離我家最近的車站叫梅香，這個車站非常小，只有一條鐵路線通過，而且是單線。每次在這個車站等車的時候，腦子裡就會浮想聯翩，覺得這個地方也許會有什麼故事發生，以前可能也發生過很多故事。我覺得車站也好，空港也好，都是人生中很可能有許許多多故事、許許多多記憶發生的場所，濃縮了人生中一些場面的地方。
日本人作品裡面寫車站的蠻多，早年的明星高倉健演了一部電影叫《車站》，後來小說《鐵道員》裡也有車站場面出現，日本人好像比較喜歡車站，比較喜歡鐵道。車站在日本的生活當中，有人們能夠感受到的某些獨特的意義，所以選擇造車站，恐怕也有村上本人的一些想法寄托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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