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蔡維忠 上海文學 收錄於話題#2020年「新人場特輯」6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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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上海文學》2020年第12期「新人場特輯」
蔡維忠
本文作者
理科博士，哈佛博士後，新藥研發專家，現居紐約。作品發表於《當代》《散文》《光明日報》《讀者》等海內外報刊雜誌，曾在美國《僑報》和《北京晚報》闢有專欄，著有散文集《此水本來連彼岸》、隨筆集《美國故事》和對聯藝術專著《動人兩行字》。
01
病毒學家珀希拉·謝甫三十五歲時接到哈佛醫學院的聘書，聘她為副教授。
她原在南方的貝勒大學M教授手下做博士後，兩年後升助理教授，已經當了五年助理教授了。她是從內部直接提升上來的，不如經歷了層層淘汰競爭從外面招來的人腰板直。M教授是個重量級的病毒學家，珀希拉覺得他像山一樣，在他的蔭影下只配做個小丘。她不想一直做小丘。芝加哥大學的R教授從北方向她伸來橄欖枝。R教授也是重量級的病毒學家，也像山一樣。她不甘心從一座山旁邊挪到另一座山旁邊。
哈佛可以給她提供更好的研究環境，讓她招到更好的研究生和博士後，而且在她的研究領域沒有山壓著，她可以放開手腳大幹一番。所以，她接受哈佛的聘請，搬到波士頓。
哈佛其實指望她成為山。五年過去了，是檢驗的時候了，珀希拉晉升教授的事提上了議事日程。
在一般的研究型大學，助理教授如果在四五年後能獲得科研資金，發表研究論文，在研究領域站穩腳跟，就可以升到終身職位的副教授，再過幾年升教授是順理成章的事。如果招了副教授，一般一招來就是終身職位的。取得終身職位算是拿了鐵飯碗，對年輕科學家至關重要。
哈佛只給教授終身職位，不給副教授。從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到教授，大概十年時間。珀希拉從副教授起步，五年後面臨評教授的關卡。評上了教授，可以在哈佛留下，評不上得走人。很多科學家因為沒有評上教授只好離開哈佛。他們其實大多很優秀，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別的大學拿到終身教授的職位，但是哈佛不留人。
要評上哈佛教授，得有十個同行高人寫推薦信，承認此人在該領域排名前三。在十名同行科學家中，R教授名望最高，分量最重。這次，R教授沒有伸出橄欖枝，而是在背後捅了她一刀。他給評選委員會寫了一封「推薦信」，把珀希拉貶得一無是處。R教授為什麼這樣做？有人後來分析，他認為連自己都不是哈佛教授，作為後輩的珀希拉怎麼能當哈佛教授呢？R教授把話講得太過頭，讓評選委員會覺得離譜，不足採信。其他同行科學家都對她評價很高。珀希拉逃過一劫，當上了哈佛終身教授。
那時，珀希拉是哈佛醫學院第六個女教授。偌大的一個哈佛醫學院，只有六個女教授，其中有好幾個是諾貝爾獎得主的妻子，她則是草根。其他五位女教授跟她沒有密切往來。她說：「有些問題需要和同一級別的女同事才能交談，可是抬眼一看，沒有一個可以交談的人。」看來，人越往高處走越孤單。那時，她四十歲當上了哈佛教授，有點不適應，仿佛人生的終極目標達到了，不知下半輩子該怎麼辦。人越成功越彷徨。
如果說剛開始她覺得有些孤單和彷徨，後來便逐漸適應了。幾年以後，當我到她實驗室做博士後時，她講起當時的感覺，只是一種輕描淡寫的回憶。其實，科學界的同行已經把她當成山看待了。我的博士導師就對她敬重有加。當我快拿到博士學位時，他說：「你如果要待在這個領域，應當去珀希拉的實驗室。」一封推薦信把我送到她那兒。
02
珀希拉擁有典型北歐女性之美，五官典雅大方，皮膚白皙，雙眼皮下一雙大眼睛。她看人時眼睛閃著柔光，談話時唇角微翹，雙唇輕啟，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種知性美。她舉止優雅，剛柔相濟，恰到好處。當然，作為病毒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她有種叱吒風雲的氣場，不怒自威。這是我的第一眼印象。
我和她見面的第一天就選定了課題。我沿著既定的方向做研究，做得比較順利，和她一起發表了好幾篇研究論文。有時候我會跳出既定的範圍，探索新方向。其中有一篇論文算是意外的收穫。
人們一般把病毒看成兇狠的攻擊者，把人體細胞看成無助的受害者，一旦受感染便被摧毀。病毒學家的任務是了解病毒如何殺死細胞，期望在了解後研究出藥物，阻斷病毒對細胞的殘殺。從這個意義上講，研究者充當了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俠。世界上絕大多數病毒學家，包括珀希拉在內，都是沿著這個思路做研究，並且做出了很好的成果。
我的想法有些不同，我想看看細胞是不是有抵抗能力。我把細胞做了某種處理後，在不同的時間用病毒感染，想看看不同時間感染的病毒生長能力是否一樣。為此，每四個小時得做一次感染，每次花一個小時。因為半夜後還要起來做感染，我不回家，就睡在珀希拉辦公室的地毯上。早上她進入辦公室，看見地上躺著個大漢，嚇了一大跳。
這項研究算是計劃外的嘗試，事先並沒有告訴她。結果證實了我的猜想，病毒在不同的時間有不同的生長能力，也就是說，細胞在不同的時間對病毒有不同的耐受能力，或抵抗能力。她對這個結果非常興奮，比我還興奮，因為其他人從來沒有往這方面思考。十幾年後，我早就轉到其他領域，她還繼續這方面的研究。後來我逐漸明白，這個課題雖是我發起的，主要是我完成的，但是她看得更深更遠。明白了這層道理後，我看問題時便儘量往深處遠處看。從某種意義上講，導師的影響得在多年以後才體現出來。
她說，這個研究結果和以往不一樣，研究論文的開頭要加以突出。我寫了一篇論文稿子，列印出來交給她，然後走到電梯裡，準備下樓。她從後面跟過來，指著第一段說：「這是什麼玩意？我不懂。」
原來，研究論文有固定的格式，一般分成四大部分：引言、材料和方法、結果、討論。引言論述為什麼要做這項研究，開頭通常點明研究現狀，每一句話後面都要引一篇至數篇文獻，以示這些話不是主觀猜想，而是客觀事實。我為了寫得不一樣，在第一段發了一通議論，沒有引任何文獻。難怪她一看就覺得不對頭。
看到我要下樓，她不等我回答，加了一句：「你不用管了，我把這一段刪掉重寫。」
她平常改動我的稿子，我沒有異議。她帶過的研究生和博士後都知道她有一支令人生畏的紅筆。她一邊看一邊改，任何稿子經過她的手後，每頁都被塗得紅彤彤一大片。有位英國來的博士後師兄，自恃英國英語高人一等，每當看到自己的稿子被改得滿目瘡痍時便憤憤然。我的母語不是英語，自然沒有這種底氣和她計較。不過這一次，她要把我苦思冥想寫出來的一整段砍掉，我不能啥事都不做，引頸就戮。
我趕緊踏出電梯，跟她到辦公室。我說：「每次你交給我的文件，我總是從頭到尾看兩遍才開始改動。我只要求你把我的稿子整篇看一遍，看後如果覺得應該刪再刪，行嗎？」她默然，沒表示反對。結果，她沒改動那一段。這篇論文寄給一家病毒學雜誌，經同行評議，專業編輯審查，他們對那一段文字也無異議，準予發表。
這次也許是我和她之間最嚴肅的對話了。從此以後，她對我的寫作常加以肯定。我知道她不是客氣，因為她拿我和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師兄弟作比較。她知道怎樣發現人的長處，對我的研究也常加以肯定，營造一種舒適的研究環境。科學研究競爭性很強，研究人員得與外面的同行競爭，稍微做得慢一些，做出來的結果便不再是原創，不再是成果。哈佛是個競爭性很強的地方，在不少試驗室裡，與外部的競爭投射到內部來，使得同事之間、導師與博士後、研究生之間關係也很緊張。很幸運，珀希拉的實驗室不是這樣。多年以後，當我到公司工作後嘗到內部競爭的滋味時，倍加懷念當時與珀希拉同心協力的時光。她給我自信，我有種知遇之感。
03
我做完博士後，離開波士頓到紐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做新藥研究。剛開始研究病毒，後來研究糖尿病、腎病、肝病等等，漸行漸遠，與珀希拉的交集變得很少了。十五年後，我接到Z君和Y君邀請，到Y君家給珀希拉開送別晚會。Z君和Y君分別是她以前的博士生和博士後，和我同時在她的實驗室，因而成為朋友。
我從紐約開車四五個小時到達波士頓Y君家裡時，以前同一實驗室的博士後、研究生、技術員都到了。珀希拉也到了，坐在椅子上。那是自助餐式的聚會，大家隨意走動交談，只有她自始至終坐在主廳的椅子上，沒有走動過。她患了帕金森氏症，已經無法勝任哈佛教授的工作，準備搬到亞利桑那州圖森市。亞利桑那大學願意聘她當教授，而她早有到那裡退休的準備，並早在那裡買了一棟房子。
我給她挑了一盤菜，坐在她旁邊陪她用餐說話，第一次近距離和一個帕金森氏症患者相處了好幾個小時。她還是思維敏銳，對科學研究的興趣絲毫未減。只是，她用叉子挑食物時動作很慢，咀嚼食物時很小心，說話時聲音很輕。那些動作使她顯得越發優雅，當年叱吒風雲的風範卻是不見了。病魔正慢慢地吞噬她的神經元，侵蝕她的肌肉，不可阻止，不可逆轉。
後來我知道，她的朋友瑪德蘭幾天後開車八千裡路，橫跨美國，把她和她養的兩條狗從東北部的波士頓送到西南部的圖森。
瑪德蘭的年齡比珀希拉稍小几歲，生長於芝加哥，嫁到波士頓來。珀希拉在當上哈佛教授的時候把她招去當行政助理。瑪德蘭覺得自己是個蠢笨、迷茫的人（迷茫可能，蠢笨不是），對人生的走向懵懵懂懂，而且正和丈夫鬧離婚，要賣掉共同擁有的房子，買套個人用的小公寓，搞得焦頭爛額。珀希拉在大方向上為她指路，在具體的事情上親自動手幫忙，幫她渡過難關，使她走上生活的正軌。如果說珀希拉是我的科研導師，那麼她是瑪德蘭的人生導師。
瑪德蘭則為珀希拉的生活增添了許多色彩和樂趣。珀希拉沒有結婚，沒有子女，自己住在波士頓西邊郊區的一棟房子裡，養著兩條狗。只有瑪德蘭知道珀希拉在個人生活中很孤單。這個隨心率性的「野丫頭」帶著珀希拉走街串巷，飆車，看電影，逛商場。瑪德蘭還常常口無遮攔，引得珀希拉也禁不住學了些教授不宜的粗話。她們互相搞惡作劇，把塑料做的蟲子放進對方的飯盒裡，不亦樂乎。兩人一拍即合，瑪德蘭成為珀希拉的生活夥伴。
亞利桑那大學早就誠心誠意邀請珀希拉去當系主任，說服她動心答應了。她們兩人準備一起搬到圖森。瑪德蘭做好搬家的一切準備，珀希拉也在那裡買了房子。可是珀希拉反悔了，她擔心離開哈佛後科研會受到影響。科研從來是她的第一優先，生活其次。
在我到珀希拉實驗室前不久，瑪德蘭一個人搬到圖森，後來因為工作原因搬到屬於馬裡蘭州的華盛頓市郊區。在這以後的二十年中，珀希拉常利用假期去看望瑪德蘭，和她一起出遊度假。珀希拉在拒絕了許多大學的聘請後，還是到與哈佛同屬常青藤盟校的賓州大學當了四年系主任，然後回到哈佛繼續當教授。她在六十出頭時被診斷患了帕金森氏症，堅持以智力掩蓋體力上的不支，強撐了三四年，最後不得不從哈佛退下。
瑪德蘭把珀希拉在圖森安頓下來後，回到馬裡蘭工作。可是，珀希拉已經無法獨立生活了。有一次她洗澡時摔倒，無法站起來。瑪德蘭打了二十四小時電話沒人接，只好通知當地警察。警察破門而入，把她送進醫院。瑪德蘭毅然把薪金優渥的工作辭掉，把房子掛牌出售，搬到圖森。她在馬裡蘭的房子還沒有賣掉，還得掙錢供房，便一邊工作一邊照顧珀希拉。
珀希拉雖然體力虛弱不聽使喚，腦子卻依然活躍。她一邊指導研究，一邊建房子，參與設計，僱人施工，監督進程。新房子建成後，她搬進去只住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早上因為叫不醒便被送進醫院。她血壓下降，血氧降低，肺部感染，大腦出血，意識消失，呼吸越來越困難，最後停止了。
那時她六十八歲。一個聞名世界的病毒學家，窮盡一生想要找到治療一種疾病的方法，卻被另一種疾病過早地奪去了生命。
04
雖然我知道病魔正在吞噬著珀希拉，但是當她去世的消息傳來時，還是感受到極大的震動。畢竟，我們兩年前告別時，她是個活生生的人啊！六十八歲是哈佛教授的盛年。當年我們隔壁實驗室的P教授一直做到八九十歲才退下，而她這麼早就走了。從那以後，我不時想著一個問題：她給世界留下了什麼？
也許，陪珀希拉度過最後時光的瑪德蘭能給我提供一些答案。珀希拉生命中有一個如此特殊的朋友，我們都不知道。因為訃告中提到了她，身份是朋友和護理者，我們才知道她一定是和珀希拉關係非同尋常的人。在珀希拉逝世將近十年時，我查到了她的電話號碼，和她通了話。
我們談了大半個晚上。瑪德蘭向我敘述了她和珀希拉的交往過程，和珀希拉生命中最後兩年的經歷，如上文所述。珀希拉是個在事業上和生活上都非常獨立的單身女性，為自己治病不在她優先考慮之內。她為此付出了不少代價，瑪德蘭也為此付出了幾乎全部的精力和體力。珀希拉這樣獨立的女性，能贏得另一個人無怨無悔為她做出了極大的犧牲——這是個催人淚下的動人故事，需要另一篇文章才能講清楚——也算是一種莫大的成就。瑪德蘭告訴我，她現在住在珀希拉給她留下的舊房子裡。那棟新房子也留給了她，只是她對新房子並沒有好感。她在新房子裡比珀希拉多住了一個晚上，還是搬回舊房子。那段艱難歲月已淡忘了許多，只有思念不斷。我打電話的那天，她正想念著珀希拉，很高興聽說我也在想著珀希拉。
我們還談到了珀希拉最後幾年的研究重點。瑪德蘭雖然不做研究，還是知道珀希拉正研究用穀氨醯胺預防皰疹病毒復發。她嘆了口氣說，這項研究現在大概沒人繼續了。我告訴她，還有人在做，不久前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專門把論文獻給珀希拉。
記得在波士頓的送別晚會上，珀希拉很興奮地告訴我，穀氨醯胺可以預防皰疹病毒復發。穀氨醯胺是一種普通的胺基酸，是人體蛋白的構成成分，人體可以合成，食品中的含量也不少，只是在壓力、焦慮、受傷的情況下才需要額外補充。皰疹病毒一輩子潛伏在人體的神經細胞裡，無法根除，人在壓力、焦慮、受傷的情況下常常會復發。她告訴我，很多經常復發的朋友聽從她的建議，定期服用穀氨醯胺，竟然不再復發。穀氨醯胺很便宜，不需要處方很容易買到。這項成果如果能推廣，很多人將受益。她還告訴我，國家衛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對此很感興趣，表示要繼續做試驗。
她對我說：「這一切要歸功於你。」這句話把我說得一頭霧水，因為我脫離這個領域已經十幾年，從沒有想過穀氨醯胺。
原來，她對我那項計劃外的研究真的非常重視，一直在繼續研究。我的研究表明，細胞並不是一味受病毒屠宰，而是在某種情況下比較虛弱，在另外的情況下比較堅強，具有某種抵抗能力。那麼可以問，這種能力在什麼情況下增強，在什麼情況下削弱？我當時發現從細胞培養液裡除去一種胺基酸異亮氨酸後，細胞更容易受感染。她和後來的研究人員把研究擴大到二十種胺基酸，發現經過去除穀氨醯胺處理的細胞最容易受感染，因而推斷，給機體補充穀氨醯胺有利於抵抗病毒復發。
為此，珀希拉獲得了一個專利——我查看了那項專利，確實引用了我當時的數據。她除了告訴朋友熟人服用穀氨醯胺外，還把想法告訴國家衛生研究所的C研究員，C研究員很感興趣。
去年，C研究員和他的團隊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結論是，給小鼠服用穀氨醯胺能防止皰疹病毒復發。論文後面的致謝欄中說：「謹以這篇論文紀念珀希拉·謝甫，是她啟發了這項研究。」我讀過無數研究論文，不記得除這篇以外有哪篇論文是專門獻給一個人的。我把論文傳給了瑪德蘭，她覺得很欣慰。二十幾年前起了一個偶然的念頭，到現在還有人沿著這個思路做研究，我也覺得欣慰。
珀希拉給世界留下了寶貴的財富。她生前把自己建造的突變病毒毫無保留地送給其他科學家做研究，大半個皰疹病毒領域都受益無窮。她培養了幾十個博士和博士後，對他們的前途有過不可估量的影響。我的一位師兄，哈佛醫學院的C教授，認為她是傑出的病毒學家，她的研究方法對病毒界產生深遠的影響。華盛頓大學的L教授，就是那位對她的紅筆不服氣的師兄，認為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珀希拉是他的巨人。她去世時，哈佛醫學院為她降半旗。國際皰疹病毒大會每年以她的名義為年輕的科學家發獎。
我告訴瑪德蘭，只要人們記得珀希拉，她就還活著。人們確實記得她，我們都記得她。
瑪德蘭想得更遠。她告訴我，她相信有來生，她會在天堂和珀希拉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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