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萊達的成名作《邪惡之路》如今讀來，有「至今已覺不新鮮」之感。
這是一個陰鬱、糾結的關於陰謀與愛情的故事，而最後男女主角無可救贖的死局就像潘多拉的魔盒。或許永遠沒有打開的那一天，但一旦打開，結局或許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場。黛萊達在這裡留下的開放性結局就像一個巨大的問號，而從這本書的書名以及最後她欲言又止的句子來看，她的立場判斷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那種最終的命運審判的處罰遲早會有到來的一天。「因為終點只有一個，叫作懲罰，而他們終究要在那裡為他們的所作所為付出應有的代價。」這個光明的尾巴帶有一種因果關係的傳統色彩，善惡終會有報，只是命運的最終審判的時候還未到罷了。
小說的情節簡單明了，打個比方說的話，相當於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最後也終於吃到了天鵝肉這樣一個老套的故事，不過這其中的坎坷曲折呼應了書名——邪惡之路。而黛萊達恪守傳統的敘事手法使整部小說主體框架四平八穩，不緊不慢的推進節奏、張弛有度的線性結構，以及人與自然合而為一的敘事風格，使整個小說看上去更像庸常生活的本來面目。
故事發生在義大利撒丁島上的一個小城努奧羅——也是黛萊達的家鄉，小說中的男主人翁彼特羅是女主人翁瑪麗亞家的僱工，這個英俊的小夥子從本質上來說並非是一個十惡不赦的壞人，儘管與那個小酒館的老闆娘有過暗通款曲的插曲，而且一度迷戀著那個身份和階層與之差不多的薩碧娜，但卻在宿命般地遇見女主角瑪麗亞之後瘋狂地愛上了她，愛得卑微但卻深層而倔強。兩個跨越階層的年輕人之間的愛情的表面上看起來風平浪靜，但其實暗地裡潛流湧動，瑪麗亞在被動地接受著彼特羅的炙熱的愛的同時，就她所在的階層和出生來說，心有不甘其實也是人之常情。若沒有那一次朝聖途中與佛蘭切斯科的偶遇，接下來的彼特羅和瑪麗亞之間也許會生米煮成熟飯，但這次相遇卻讓橫生變故，瑪麗亞和佛蘭切斯科之間很快便喜結連理，此時的彼特羅的整個關於愛情的信仰就此坍塌。盛大的婚禮大概算是滿足了瑪麗亞心中關於愛情和幸福所有想像，而接下來兩人之間在農場上度蜜月時變故陡生，佛蘭切斯科被人殺害了。而守寡的瑪麗亞在七年之後終於又和彼特羅再續前緣，但兩人此時的愛情與婚姻註定是一鍋夾生飯，尤其是瑪麗亞最終確認佛蘭切斯科其實是死於彼特羅的謀殺，但此時她已經回不去了，而彼特羅又何嘗能夠回得去呢，只能把這個秘密永遠地塵封在心中，他們倆的今後註定是一場彼此都不願醒來的無盡的孤寂永夜。
讀完這個近乎花邊社會新聞類的小說，謎底最終揭曉，但結局並沒有立即水落石出。
這樣的一個故事使人想起當代英國文化學者特裡·伊格爾頓這句話：「最有力的悲劇是一個沒有答案的問句，刻意撕掉所有觀念形態上的安慰。」黛萊達的《邪惡之路》無疑正是這樣一個最有力的悲劇。
人性是自私的，瑪麗亞出於一種自我保護，只能戰戰兢兢假裝毫不知情地和彼特羅虛與委蛇地生活下去。這樣的結局不由使我想起這樣的一句詩：「不是你親手所殺的，活下去就毫無意義」。拿來張冠李戴地去概括這部小說的主題，似乎有一種陰差陽錯的詭異的貼切感，並不顯得過於突兀，反而歪打正著毫無違和感。正是這種彼此心知肚明的謀殺，使得他們餘生不得不扛著面具背著枷鎖，無望地如行屍走肉般地生活下去，這種如鯁在喉但卻無法一吐為快的感覺，賦予了他們彼此餘生帶有一種宗教意義上的原罪性質的印記，活下去的意義似乎就是永無止境的贖罪，但這種罪卻又是無法救贖的，正是這樣一種善與惡、罪與罰之間的脆弱平衡，使他們活下去但卻無法好好地活下去，從而使這樣的活下去的意義變得更具有一種哲學層面上的深度和人性角度上的張力。換句話說，假如佛蘭切斯科不是彼特羅所殺，那麼這個故事就明顯地如清湯寡水一般毫無思考與追問的價值。
在1926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中在談到這部小說時，稱黛萊達「的確是一個把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完美結合為一體的藝術家」，而且她自始至終都不是「那種圍繞主題探討問題的作家。」而從這部小說來看，黛萊達的創作不是提供一種解決之道，而是憑著一個女人獨有的敏感和感性，去原生態地描繪自己所生活的地區的自然人文社會環境，不加修飾地呈現出生活的多元面相和多重滋味，並本著人性的直覺而非理論的指引，坦然地將自己真摯淳樸的情感注入在小說的字裡行間。她這種「由理想主義激發出來的創作，清晰而明確地描繪了她過的島嶼生活，並且以深遠而憐憫的情感對待人類共同的問題」的風格，某種意義上說，重新發現了她的家鄉撒丁島，而這種發現當然不是地理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一種無形的加冕。這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是何等的榮幸之至。
一百多年前的撒丁島，是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孤島。這裡的一切存在有著自身固有的傳統文化邏輯，保持著仇殺的習俗和對強盜的寬容，於是《邪惡之路》中可以看到這種文化的蛛絲馬跡，彼特羅儘管是以做小偷而發家致富實現階層跨越，在黛萊達的敘說中並沒有過多的指責，但對彼特羅謀殺佛蘭切斯科這一事實，黛萊達似乎出於本能反應在小說的結尾安排了一個預判的正義必將彰顯的結局。
回過頭來審視這條邪惡之路，具有一明一暗雙重屬性，對彼特羅來說是顯性的主動的，對瑪麗亞來說是隱性的被動的。
其實無論是佛蘭切斯科還是彼特羅，都不是瑪麗亞內心深處最理想化的愛情對象，或者說他們都只具有瑪麗亞心目中的理想愛人的一半特性，佛蘭切斯科有地位多金但卻外貌醜陋，而彼特羅正好與之相反。在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形下，瑪麗亞世俗的一面或者說現實主義的一面最終佔據上風，果斷地選擇了佛蘭切斯科。而心有愧疚的瑪麗亞卻又不敢當面直截了當地拒絕彼特羅，畢竟她曾經回饋給彼特羅炙熱的愛以隱隱約約的依稀希望，但她這種避而不見的間接拒絕，對她自己脆弱的自尊是一種自我保護的同時，但在彼特羅看來這更是羞辱的玩弄了他的情感。也許連瑪麗亞自己都搞不明白，正是她這種自認為是最優的唯一選項的逃避態度，卻成為彼特羅主動走上這條邪惡之路的誘因，而她自己最終也被動地不知不覺地走上了這條邪惡之路，終於使兩人成為「綁在一根線上的螞蚱」， 冤有頭債有主，掙不開解不脫，暗無天日、永無出頭地帶著無法排遣的如影隨形的負罪感活下去。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會無聲無息地落下來，他倆在劫難逃的結局註定不可更改。
這樣的活著，是一場永久的折磨，是一種永恆的絕望，是一曲永遠的悲劇。
黛萊達下筆溫柔不肯都太狠，但卻極高明而道中庸，刻意營造了一個巨大的近乎虛無的想像空間，這條邪惡之路的終點，是一個不事張揚的陷阱，等著彼特羅和瑪麗亞自投羅網。也許直到他倆生命最終消失的那一天，他倆才會以整個人生的代價，去證得他倆餘生這樣活下去的最終意義到底究竟是什麼？而這個問題的答案沒那麼簡單，可以說這是一個沒有統一的標準答案的問題，什麼是是？什麼是非？什麼是愛？什麼是恨？什麼是罪？什麼是罰？……而這一切誰又能說得清楚明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