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雙星
宋代繁榮的文化得益於宋代發達的教育，而宋代教育發達最明顯的表示就是書院的興盛。著名學者胡適在《書院制史略》中說「在一千年以來，書院實在佔教育上一個重要位置。國內的最高學府和思想的淵源，唯書院是賴，蓋書院為我國古時最高的教育機關。所可惜的，就是光緒政變，把一千年來書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學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國書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國的大學研究院」。
縱觀幾千年中國文化史，宋代書院可以稱得上是「史上最牛大學」。人們常說宋代四大書院，不過哪4個說法紛紜。就像今天講哪幾所學校是世界一流大學，肯定是說法不一。比較重要的說法有：
南宋大詩人範成大說徂徠、金山、嶽麓和石鼓是四大書院。
南宋大學者呂祖謙講嵩陽、嶽麓、睢陽和白鹿洞是四大書院。
宋元之際大學者馬端臨認為白鹿洞、嶽麓、石鼓和應天為四大書院。
到了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提出嵩陽、睢陽、嶽麓、白鹿洞是北宋四大書院;嶽麓、白鹿洞、麗澤和象山為南宋四大書院。
應該說，宋代有很多著名書院，像石鼓書院、徂徠書院、茅山書院、華林書院、麗澤書院、象山書院和白鷺洲書院等都是其中的翹楚。從兩宋數百所書院中挑出4所有名的出來很容易，但是要讓所有人達成共識卻很困難。不過關於四大書院流傳最廣的說法是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嶽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這4所書院對宋代文化以及宋以後的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儘管可能有所缺漏，但是這4所書院確實很有代表意義。
位於商丘的應天府書院和位於登封的嵩陽書院，是中原大地上兩顆耀眼的明星。在北宋文化史上，它們的地位不可撼動。
從人才培養來看，應天府書院無疑是北宋書院中首屈一指的。
分裂動蕩的五代十國時期，作為歷來兵家必爭之地的中原，官學遭受破壞進而庠序失教的狀況較全國各地更為嚴重。民間的文化力量卻極為堅韌，私人創辦書院和學舍之風便如雨後春筍般興起，作為應天書院前身的南都學舍就是在這個時期建立。
南都學舍由當時宋州熱心教育的知名人士楊愨創辦，並且得到了當地最高軍政長官將軍趙直的鼎力相助。楊愨悉心培養了一位傑出弟子，叫做「戚同文」。楊愨死後，戚同文為了報其教育之恩，在趙直的幫助下築室教書授徒，學生有百餘人。宋初的著名人物許讓、宗度和王礪等進士皆出其門，一時間聲震朝野。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歸德改稱「宋州」，北宋政權為選拔急需人才，實行開科取士。南都學舍的生徒參加科舉考試，登第者有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和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遠千裡而至宋州求學者絡繹不絕，出現了「遠近學者皆歸之」的盛況，南都學舍逐漸成為一個學術文化交流與教育的中心。
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公元976年)，戚同文去世。雖受贈禮部侍郎，但南都學舍的工作卻一度中斷。
宋仁宗初年，北宋著名文學家晏殊任應天知府。任職期間，晏殊對書院教育極為重視。他大力聘請名師任教，使應天書院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宋仁宗慶曆3年(公元1043年)，又將應天書院改為南京國子監，與東京(汴梁)國子監和西京(洛陽)國子監並列為全國最高學府。
範仲淹與應天書院有不解之緣，學成於應天書院的他，後又授學於這所書院。促成並見證了應天書院的最輝煌時期，使京東之學風一時大振。
那是在宋仁宗的時候，範仲淹因母親去世，遂辭去了興化縣令的職務在應天居喪。晏殊特聘服喪在家的範仲淹主講於應天書院，範仲淹欣然受命，「日於府學之中，觀書肄業，敦勸徒眾，講習藝文，不出戶庭」。
有一個故事足以成為教育史上的佳話，範仲淹主持應天書院的時候，有個姓孫的窮秀才乞討著前來拜謁他，範仲淹就給了他1000文錢。第2年，這位孫秀才又來了。範仲淹又給了他1000文錢，並問他為啥不安心讀書，而要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說：「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
範仲淹一聽，覺得他是塊讀書的好料，說：「我聽你說話，從言語之間覺得你不是乞客，這兩年匆匆忙忙風塵僕僕能得到什麼呢?嚴重地荒廢學業。我現在給你補一個學職，一個月可以得到3000文錢，你能安心學習嗎?」
這真是天上掉下來的好事，大喜過望的孫秀才從此就跟隨範仲淹學習《春秋》。孫秀才是一個吃過苦的人，學起習來那也是廢寢忘食，頗有範仲淹當年之風。又過了一年，範仲淹服喪期滿。離開睢陽到京城上任，孫秀才也辭去學職回家去了。
又過了10年，範仲淹聽說山東泰山腳下有一個叫「孫明復」的先生。道德高尚，以傳授《春秋》而聞名天下。原來，孫明復就是當年跟隨範仲淹學習《春秋》的孫秀才。不久，孫明復就被朝廷召到太學任教。對於這件事，範仲淹感慨道：「貧之為累亦大矣，徜因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汩沒而不見也。」
由於名師任教，整飭學風，四方學者紛紛慕名前來就學。範仲淹憑藉自己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精神和憂國憂民的言行，贏得了學生的擁護和愛戴。應天書院在全國的地位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一時「人樂名教，復鄒魯之盛」，儼然為中州一大學府。北宋中葉的政治與文化名流如孫復、胡瑗、石延年、韓琦、富弼、文彥博及蔡襄等都是從這裡走出，為這所書院贏得了無上的榮光。
《詩經》中說：「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嵩山少林，威震天下。不過嵩山不僅僅是佛教名山，三教均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少林寺、中嶽廟和嵩陽書院鼎立而三。
著名學府嵩陽書院坐落在氣勢磅礴的嵩山南面，書院是儒家文化的聖地，然而在五代之前它卻是佛教和道教文化場所。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8年(484年)，這裡就修建了嵩陽寺;而隋唐的時候，又改為嵩陽觀;到了五代後周的時候才建成了書院。宋朝崇尚文治，太宗至道3年(997年)賜名「太室書院」，還賜給《九經》;宋仁宗景祐2年(1035年)賜名「嵩陽書院」。
離嵩陽書院不遠的地方是在歷史上具有盛名的崇福宮，它是朝廷「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的場所。其實就是閒官，但這些閒官對嵩陽書院的發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因為能夠擔任此閒官的通常都是名臣大儒，是學術界的風雲人物，而領崇福宮的官職之後通常就會在嵩陽書院講學。
宋代到嵩陽書院講學的大師有範仲淹、司馬光、張載，以及楊時等，《資治通鑑》的一部分是司馬光在這裡編定的。在這些名師之中，對嵩陽書院的發展最具歷史意義的是二程兄弟的到來和講學。
如果說範仲淹是應天書院的靈魂人物，而二程則是嵩陽書院的核心人物。
二程曾經在嵩陽書院講學多年，當時各地的學者慕名而來。多的時候甚至有數百人，可見他們的學術號召力之強。治平3年(1066年)程頤在嵩陽書院用理學的觀點講授《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將這四書作為學生學習儒家思想和探尋孔子本意的基本教材，後來朱熹編輯的《四書集注》就是程朱理學最為著名的代表之作。
程顥講學循循善誘，後人說「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而程頤頗為嚴格，「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總而言之，名師出高徒。他們的弟子後來遍布全國各地，將他們的學術思想廣泛傳播。到了南宋，經過朱熹和張栻等人的努力，理學在南宋後期成為正統學說並統治後宋中國數百年。
靖康之變後，中原的書院風光不再。無法再擔當文化傳承的重任，但是它們曾經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一直為後世所銘記和頌揚。
嶽麓書院
五代戰亂，文教不興。然而民間卻孕育著文化的力量，那就是民間書院的萌芽。宋初天下走向太平，形成了興辦書院的熱潮，嶽麓書院應運而生。
不過要說起嶽麓書院的源頭，還得提到兩位和尚，一個叫智璿;另一個連名字都沒留下來。他倆雖說是和尚，但對儒學很推崇。於是就在嶽麓山下找了塊地方，建了幾所房子，購買了一些書籍。當地的讀書人有地方住，有書讀，然後就有了一個學校的雛形。
開寶9年(976年)的時候，潭州太守朱洞把這個僧人辦的學校擴建了一下，嶽麓書院誕生了。後來的潭州太守李允則在真宗朝繼續擴建，又請朝廷賜了很多書。大中祥符5年(1012年)，周式任嶽麓書院山長，他是見於嶽麓書院史志記載的第一位山長。
山長這名字聽起來就有一種高逸且位尊的味道，卻又顯得很親切。山長是書院的主持者，不是一個官職，這在官本位的中國實在是難得。山長一般由那些德高望重、學識淵博且熱心教育的人物來擔任，周式就是這樣一位人物。他是位很優秀的教育家，一下子就把嶽麓書院辦成了國內知名院校，自己也成了教育界的名人。
宋真宗一直很關注嶽麓書院，聽說周式學問好，辦學辦得不錯。於是召見了他，還讓他當國子監主簿，留在宮中講學。對於一般削尖腦袋往上爬的利祿之徒來說，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是周式不幹，他堅持要回嶽麓執教。
周式的堅持讓宋真宗大為感動，於是答應讓他回山，還賜給他一些書籍。並親筆題寫了「嶽麓書院」的匾額，這下嶽麓書院的名氣更大了。
不過，真正使嶽麓書院在教育領域有了不可撼動的地位還是在南宋，這是嶽麓書院的鼎盛時代。
乾道元年(1165年)，嶽麓書院也迎來了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張栻。張栻對於嶽麓書院的貢獻，就好比蔡元培之於北大，梅貽琦之於清華，張伯苓之於南開。張栻並沒有當山長，因為他認為自己的老師胡宏都沒有擔任這一職務，而自己又怎能輕易居於此位呢?於是他以教授的身份代行山長的職責。
張栻在上任伊始，就寫了一篇《嶽麓書院記》。指明教育宗旨不是為了科舉考試升官發財，也不是讓一幫閒人飽食終日言不及義，而是要「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這種精神恐怕也是今天所需要的大學精神。
張栻不主張學生為了應付科舉考試而死讀書，而是要讓學生到了這裡之後得以傳道授業解惑。他要把儒家經世濟民的大道傳播天下，要通過老師與學生相互問難論辯的方式來答疑解惑，類似於今天所講的以素質教育取代應試教育。
張栻還有一項貢獻就是他把嶽麓書院辦成研究型大學，把它建設成高水平的學術基地。所以他邀請很多學界名流前來講學交流，比如朱熹來與張栻會講，成為教育史上的盛事。湖湘學子聞風而來，潛心學術。最後以此為主要基地，著名的湖湘學派得以壯大。就像今天常說的哈佛學派、劍橋學派和清華學派一樣，在學術界有著極高的地位。
總而言之，張栻主持下的嶽麓書院充滿著現代教育精神，他是南宋嶽麓書院的首位功臣。
紹熙5年(1194年)，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的朱熹到了潭州。他以治教為重，關心書院的建設和發展。他在短暫的任期中還到嶽麓書院講學，並且為嶽麓書院制定了學規，即《朱子書院教條》。《朱子書院教條》為書院規定了教育方針、培養目標、修身治學準則，以及日常作息安排。這是嶽麓書院第1次有了正式的學規，朱熹是南宋嶽麓書院的第二功臣。
嶽麓書院在張栻和朱熹二人的悉心關照之下，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德高學碩之才和忠肝義膽之士。他們中的很多人選擇以教育為終生職業，到各地講學、主持書院並傳播理學。而在南宋即將滅亡的時刻，他們用自己的義舉上演了歷史上極為悲壯的一幕。
南宋末年，強悍的蒙古大軍揮師南下。德祐元年(1275年)，元猛將阿里海牙兵圍潭州城，卻遭到了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撫使李芾的頑強抵抗，嶽麓書院的老師尹谷擔任他的參謀。嶽麓書院的文弱學生毅然放下手中的書本，荷戈登城，與強悍的蒙古兵展開激烈的肉搏。
這固然是場以卵擊石的戰鬥，但是戰爭中南宋軍民，尤其是嶽麓師生表現出來的意志令人感動。在援兵久久不至的情況下，尹谷和家人訣別說：「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已耳。」然後全家縱火自焚。尹谷死後，「諸生數百人往哭之」。而城破之時，大批學生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南宋遺民詩人鄭思肖在詩中深情地吟道：
舉家自殺盡忠臣，仰面青天哭斷雲。
聽得北人歌裡唱，潭州城是鐵州城。
這種民族氣節和愛國精神是他們在嶽麓書院中薰染出來的，後人讚譽為「南軒先生(張栻)嶽麓之教，身後不衰」。
白鹿洞主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廬山五老峰的東南方向，景色清幽，風光秀麗，是一所花園式的頂級學府。
在有名的書院之中，白鹿洞的資歷應該算是最老的。唐德宗的時候，學者李勃在這裡隱居讀書，他養了一頭白鹿自娛。白鹿跟著他漸通人性，據說能夠到城裡面給主人買筆墨紙硯，很是神奇，李勃於是被稱為「白鹿先生」。由於書院地形奇特，像個山洞一樣，所以被稱為「白鹿洞」。後來李勃當了大官，就在這裡廣植花木。使得這裡成為風景名勝，學士文人紛紛來訪。
後來南唐先主李知誥創辦了白鹿洞國學，亦稱「廬山國子監」。從而成為高等學府，九經教授李善道為首任掌門人。因為是個洞，所以稱「洞主」，聽起來比山長更為野性，後來的詞人皇帝李璟和李煜都對廬山國學愛護有加。
宋開寶年間，宋軍攻佔江州(今九江)。太平興國2年(977年)，江州知州周述將白鹿洞的辦學情況向朝廷報告，並懇請賜書。宋太宗就把國子監刻本九經賜給書院，還讓人一直送到洞裡面去，這是白鹿洞書院歷史上的第1次皇帝賜書。由於得到皇帝的青睞，所以遂揚名天下。
不過，歷史真是難料。皇祐年間，由於兵火書院竟被毀掉了，從此荒廢了百餘年。直到一個偉大人物來到這裡，它才重現生機，並迅速地再次成為頂級學府。這個偉大人物就是朱熹。
那是南宋淳熙6年(1179年)，朱熹擔任知南康軍的職務。他親自到書院的遺址查看，山清水秀，四面環合，實在是個講學著述的好地方。熱心教育的朱老師追憶歷史，不勝感慨：「現在佛寺道觀不計其數，修得都是富麗堂皇。而儒者舊館就這麼一處，又是唐朝時候的名勝古蹟，並有太宗皇帝的欽賜經書。竟然一旦荒廢之後沒人管了，實在令人寒心。」於是他下定決心要把白鹿洞書院給恢復起來。
不過，這事進行起來可真不簡單。朱熹給朝廷上奏章打報告，竟然沒有人理他，還有好些人嘲笑他。不過朱熹不愧為大教育家，頗有辦事的魄力。一年不到就將書院修復完畢，並舉行了開學典禮。他自己擔任洞主，還親自授課。他當時賦詩一首：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群賢聽鹿鳴。
三爵何妨莫萍澡，一編詎敢議明誠。
深源定自閒中得，妙用元從樂處生。
莫問無窮庵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朱熹為白鹿洞書院付出了自己的心血，這個書院是他一生最成功的事業之一。他修建房屋，購買學田。聚集圖書，延聘師長。招收生徒，制定教規。事必躬親，無微不至，遂使得白鹿洞書院成就了不朽的聲名。
關於朱熹辦白鹿洞書院，還有兩件事不得不提。一是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學規，內容如下：
1.教之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2.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3.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篤敬，懲憤窒慾，遷善改過。
4.處事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5.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可不要小覷這個學規，《白鹿洞書院教條》不但體現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經典為基礎的教育思想，而且成為南宋以後中國社會700年書院辦學的基本精神，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規章制度之一。而至今在日本的一些學校還要誦讀這些學規，在中國反倒被人們淡忘了。
二是請陸九淵講學。陸九淵在學術上是朱熹的死對頭，但是朱熹以博大的胸襟，邀請陸九淵前來講學。時間是在淳熙8年(1181年)2月20日，二人相見，氣氛融洽。湖光山色，陶醉不已。陸九淵遂就《論語》中的「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
陸九淵是天才的演講家，加上他深厚的思想底蘊，講得口若懸河且滔滔不絕。沉鬱頓挫的音調迴蕩在聽講的學生心中，痛快人心的語句直逼人的心靈。聽得人汗出淚下，實在是太激動太感動太震撼了。二月份的時候南方的天氣還很寒冷，而朱熹也是聽得汗水湧動，最後竟然拿起扇子扇了起來。
演講完之後，朱熹當場起身離席說我應當和學生們一道堅守理念，不忘記陸先生的訓導。他後來請陸九淵把這講義寫下來，刻碑立在書院之中。又為講義寫了一篇跋，說這篇講義明白曉暢，懇切誠摯。而且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聽的人沒有不悚然動心的。
陸九淵到底講了什麼，讓朱熹和那麼多的學子激動和感動?下面就是陸九淵的講義：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君子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
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之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責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慾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
陸九淵在這裡其實是給走在科舉道路上的士子們指點迷津，為什麼這樣說呢?科舉制度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體制，名儒鉅公皆由這一途徑而產生。但是科舉考試的成敗取決於考生的考試技巧和考官的好惡，與考生的道德素質沒有關係。這樣一來，儒家經典不就只是敲門磚了嗎?既然如此，讀聖賢書的真正意義又在什麼地方呢?但倘若不參加科舉，又怎麼能夠完成治國平天下的使命呢?
宋代有很多大儒批評科舉，認為這種體制讓天下士子唯利是圖，敗壞風氣。因此處於這樣一種體制之下的學子很是苦惱，但是沒有解脫之道。
陸九淵說區分君子和小人，主要看一個人的志向。要是一個人通過參加科考而做官，為的是一展平生所學，從而安邦治國，拯斯民於水火之中。為天下蒼生盡心盡力，這就是君子，符合聖人之道;要是一個人總是想著俸祿高低，想著如何升官，那麼他雖然讀著聖賢書，志向和行為都是與聖賢背道而馳，是實實在在的小人。
陸九淵通過對「志」的強調，區分了君子和小人，這樣就把科舉與儒家的人生理想結合起來了。士子們平日的苦惱渙然冰釋，怎能不激動呢?而這一點也是朱熹平時沒有講到的地方，所以很是感動。
一個這樣偉大的洞主，一條著名的學規，再加上這樣一次絕無僅有的演講，白鹿洞書院名聲永遠不會磨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