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主要奠基者，也是具有世界眼光的大戰略家，他始終關注著國際風雲的變幻，並及時把握歷史機遇，對中國對外關係做出了新的戰略布局，並在為實現現代化努力奮鬥的歷史背景下，全面地推進了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
鄧小平對外戰略的理論與實踐，體現了一個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務實精神，成為指導當代中國外交的銳利武器。偉人已逝，思想長存。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認真回顧和體會鄧小平的對外戰略思想，對於處理當今錯綜複雜的中國對外關係，把握中國外交的方向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開創新時期中國對外關係的新局面早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鄧小平就在對蘇外交以及中蘇論戰中，積累了豐富的國際鬥爭和外交的經驗。
1973年3月，鄧小平在文革中艱難復出，並介入外事活動，成為周恩來在外交方面的有力助手。1974年，由於周恩來病重，鄧小平逐步擔負起中國對外高層會談的主要責任。此後，鄧小平注意分析和研究國際戰略格局的發展和變化，參與制定中國的對外政策。
他先後與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美國總統福特進行了重要會談，為促進中美關係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並積極促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進一步發展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合作關係，由此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思路，為後來制定中國外交新戰略打下了基礎。
粉碎「四人幫」後，鄧小平再次復出。他積極倡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重新審視國際局勢和中國對外關係，提出了一系列有關中國外交政策的新思想。
1978年，在他的極力倡導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上來，並且確立了改革開放基本路線。為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內在的動力。
在此背景下，鄧小平從世界格局和中國現代化需要的戰略高度出發，指導了中國的對美談判，加速完成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問美國，加固了中美關係之間的協調關係，並在中美關係中突出經濟因素，中美經貿關係開始加深並且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20世紀80年代初，美蘇角逐的戰略態勢出現了新的變化，蘇聯的對華政策開始出現某些積極的變化，長期緊張的中蘇關係出現了緩解的跡象。
1982年3月24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幹發表講話聲稱：「雖然中國現行政策中有許多不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東西，但蘇聯從不否認在中國存在著社會主義制度；蘇聯從未以任何形式支持『兩個中國』的概念，過去完全承認、現在仍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的主權；蘇聯從未威脅中國，從未對中國有過任何領土要求，並準備在任何時候就現存的邊界問題進行談判；蘇聯願意在不帶任何先決條件、不損害第三國利益的情況下改善蘇中關係。」
從勃列日涅夫的講話來看，雖然仍有對中國的無端指責，但他明確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突出強調中國對臺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同中國改善關係，從而把蘇方的意圖表達得明確和具體，在對華問題上的語氣上是歷年來最為緩和的。
鄧小平注意到了這個講話所傳遞的信息,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根據鄧小平的指示，錢其琛以外交部發言人的身份發表聲明，提出要「聽其言，觀其行」。此時僵持已久的中蘇關係開始出現了曙光。
在此過程中，鄧小平對國際形勢做出新的判斷，在中國外交思想方面實現了兩個重要轉變。一是改變了長期以來認為戰爭危險迫在眉睫的看法，二是抓住中蘇關係有所緩和的機遇，適時調整了對美政策，在1982年正式改變了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實行真正的「不結盟」、「不打牌」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政策。
1982年至1989年，鄧小平提出了系統的對外關係理論，在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下確定了中國外交的戰略目標、基本指導原則，並突出了對外關係中的經濟因素，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關係的穩定發展。
在此期間，鄧小平逐步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的論斷，提出了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主張，揭示了科技、經濟因素在國際競爭中的作用，提出了對外開放是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來處理國際爭端的新思路，以及一國兩制的方針等。這些重要的論斷對中國對外關係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89年6月，美國在西方國家中帶頭對中國實行制裁使中美關係發生逆轉，中國同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跌入低谷。進入90年代，原蘇聯以及東歐發生劇變，使美國等西方國家關係受到鼓舞，由此加大了對中國的壓力，企圖以壓促變。
為應對「北京風波」和冷戰後的國際風雲變化，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等一系列戰略策略方針，中國外交指明了方向，並逐步穩定了國內的政局。
在此期間，鄧小平為了不使中美雙邊關係完全破裂，還提出了「中美儘管有一些糾葛、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和分歧，但歸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來才行。這是世界和平和穩定的需要」的戰略思路，並與美國總統布希特使斯考克羅夫特和國務卿貝克進行了重要會談。
與此同時，為排除美國國會以繼續延長中國貿易最惠國待遇的幹擾，中國方面在鄧小平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戰略方針的指導下，陸續採取了一些緩和中美關係的措施。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在對美關係方面提出了增加信任，減少麻煩，加強合作，不搞對抗的方針，使中美關係逐步走出僵局。
到了1992年，中國外交面臨的態勢和國內的經濟形勢已有好轉。鄧小平從形勢的發展變化中看到了新的機遇，他決心運用其巨大的威望把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再向前大大推進一步。
然而，前進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正以很快的速度向前發展，給中國帶來一定的壓力，而國內長期以來「左」的積習仍在束縛著人們的思想，由此影響到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改革開放前進的步伐。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鄧小平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南方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並做了重要談話，尖銳批評了風行一時的「左」的和保守的思想，並從戰略的高度，回答了人們所關心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因此，他提出：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他還提出，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他特別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 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鄧小平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為此，他提出「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是他多年以來改革開放思想新的發展，對於中國的發展走向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1992年3月9日，江澤民主持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對鄧小平的南方談話表示完全贊同。中國由此形成了又一輪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大潮。
鄧小平晚年發出的振聾發聵的南方談話，為中國同世界各國的關係尋找到了一個現實的共同利益的匯合點，使世界各國更加重視中國這個大市場，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關係越來越緊密，由此為中國對外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現實的基礎。
隨著對共同的現實經濟利益認識的不斷加深，中國對外關係漸漸擺脫了被動局面。而中國對外關係的好轉和國際環境的改善又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有了更多的機遇。正是由於這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使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基礎，更加寬闊了。
透過冷戰的重重迷霧指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對於時代主題的認識，是最高層次上的戰略判斷，也是一個國家制定和調整國際戰略的重要依據。世界局勢在經歷了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的緊張和動蕩之後，開始出現了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為緩和的趨向。
鄧小平及時、敏銳地注意到這種重大變化，對戰爭與和平的問題，特別是長期困擾人們思想的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問題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思考，並且提出了與眾不同的精闢論斷。
1983年3月2日，他在同幾位中央領導人談話中指出：「現在的問題是要注意爭取時間，該上的要上。大戰打不起來，不要怕，不存在什麼冒險的問題。以前總是擔心打仗，每年總要說一次。現在看，擔心得過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來。」
1984年2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柴契爾時，公開對中國過去關於戰爭與和平的看法作了修正，他說：前幾年毛主席在世時和整個70年代、80年代的頭一、二年，我們強調戰爭的危險。現在我們感覺到和平力量在壯大。
經過進一步的觀察和思考，鄧小平於1985年6月4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詳盡地闡明了他對國際形勢的新判斷。他指出：「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們好多的決策，包括一、二、三線的建設布局，『山、散、洞』的方針在內，都是從這個觀點出發的。這幾年我們仔細地觀察了形勢，認為就打世界大戰來說，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一個蘇聯，一個美國，而這兩家都還不敢打。」
他認為：「世界很大，複雜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戰爭的沒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還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發展，經濟、科技在世界競爭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這種形勢，無論美國、蘇聯、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不能不認真對待。由此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鄧小平的分析和結論，為中國樹立和平外交的新形象，並在一個相當的歷史時期內，排除幹擾，一心一意地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首先把經濟搞上去，分三步走，使中國在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戰略目標，提供了有力的依據。
在此基礎上，他經過慎密的思考，又逐步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大問題的新論斷。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轉變，是新形勢下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理論依據。在此基礎上，中國對外關係有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1984年5月，鄧小平在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提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他說：「
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爭取世界和平。在爭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發展自己的國家，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1984年10月31日，鄧小平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山友時，進一步指出，和平問題和南北問題「關係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
1985年3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的談話中又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有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
1987年5月11日，他又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說：「我們關心的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解決這兩個問題，聯合國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中國的政策與閣下一樣，是把戰爭與和平問題、南北的經濟發展問題，以及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問題，作為主要任務。這就抓住了要害。」
據此，同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將和平與發展概括為「當代世界的主題」。這些科學的論斷成為中國決策層認清世界大局的有力武器。
鄧小平提出的上述論點，對中國的國際戰略具有深遠影響。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中國在處理國家之間關係問題上，更加成熟，並公開宣布，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來決定親疏好惡，對一切國際事務都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態度和立場，並把反對霸權主義同發展國家間的正常關係區分開來，堅定不移地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這對於中國對外關係相對平穩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進入21世紀，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複雜的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鄧小平的科學論斷仍然是認清當今世界大局的基本依據。
從總體上看，國際局勢仍然趨向緩和，世界上維護和平，制約戰爭，牽制霸權的力量仍在增長，爭取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和平國際環境和良好的周邊環境是完全有可能的。新世紀以來發生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是局部戰爭，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主流。
當前，重視發展戰略已成為世界各國的主要政策取向。當前對每個國家來說，悠悠萬事，唯經濟發展為大。發展不但關係國計民生，國家長治久安，也關係到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經濟的確越來越成為當今國際關係中最首要的、關鍵的因素。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國家都希望在一個相對和平的環境下儘快發展本國的經濟，並通過對話、談判來解決各種矛盾和爭端，儘可能地尋求合作，避免對抗。和平與發展已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要求和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在這種局面下，世界和平以及中國的安全環境要比冷戰時期好得多。
當然，「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領土、民族、宗教、資源等因素引發的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連綿出現。但總體而言，世界將趨向和平與穩定。
由於各國特別是各大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戰略重點放在振興本國經濟之上，大國之間嚴重對抗的局面不會重現，世界大戰的危險尚不存在。 因此，中國還要抓住機遇，增強判斷國際形勢的戰略性、前瞻性、指導性，儘快發展自己。
終結中國結盟的歷史，實行不結盟的、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在20世紀70年代，中國領導人從反對霸權主義和捍衛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實行了「一條線」的聯美抗蘇的國際戰略，組成了包括美國在內的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
關於這一點，鄧小平在1985年9月14日會見奧地利總統基希施萊格時說：「1969年發生了珍寶島事件。我們當時面臨的形勢是，從美蘇力量對比來看，蘇佔優勢，而且張牙舞爪，威脅中國。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的判斷是，蘇聯處於進攻性態勢，全球性進攻。毛主席當時從力量對比中作出了這樣的判斷。為了制止戰爭的危險，當時毛主席提出了建立從日本到歐洲到美國的『一條線』戰略，以對付蘇聯的挑戰。這有個好處，促進了美國和歐洲的聯合。美國和歐洲在軍備上趕上來了。美國同中國的關係改善了，日本、歐洲同中國的關係也趕上來了。」
而進入20世紀80年代之後，國際局勢逐漸發生了變化。美國由於擺脫了越戰的包袱，實力有所恢復和增強，特別是裡根政府上臺之後，提出了「重振國威」的口號，增加軍費開支，實行強硬的對蘇政策，志在從蘇聯手中奪回爭霸的主動權，為此不惜在地區「熱點」搞「低熱度戰爭」，從而加劇了國際間的緊張局勢。
而蘇聯由於陷入阿富汗泥潭，四處伸手，又力不從心，逐漸從擴張的頂點衰落下來，失去了戰略優勢，由此形成了美蘇對峙轉入僵持、互有攻守的局面，美國在某些方面甚至重新佔了上風。
由於美蘇角逐的戰略態勢出現了新的變化，長期緊張的中蘇關係也出現了緩解的跡象，一方面使中國方面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迴旋餘地；另一方面，也使鄧小平感到，中國作為國際格局中獨立於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塊頭大，分量重，如果加在美蘇任何一方，都會使國際戰略力量失去平衡，而不利於國際局勢的穩定，而且對中國也不利。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做出新的戰略決斷，及時改變了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與美國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與蘇聯緩和關係，實行真正的「不結盟」 不打牌的政策。
1982年8月21日，鄧小平會見來中國訪問的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說：「
中國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中國理解自己的責任。有兩條大家是信得過的，一條是堅持原則，一條是講話算數。我們不搞政治遊戲，不搞語言遊戲。我個人愛好打橋牌，但中國在政治上不愛好打牌。」
此後，中國在同蘇聯舉行副外長級磋商的同時，聲稱不與兩個超級大國中的任何一個結盟。1982年8月22日，中國外長黃華進一步表示：中國不會依附於任何一個超級大國，中國不會打「美國牌」去對付蘇聯，不會打「蘇聯牌」去對付美，也決不允許任何人玩「中國牌」。
20世紀80年代中國對外戰略的轉變終結了中國外交結盟的歷史，在改善了對蘇關係的同時，與美國也保持了正常的關係，從而成功地在美蘇爭霸兩極格局下採取了一種相對超脫的姿態，由此拓展了自己的外交空間，增強了自身的外交地位，增加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
此後，中國的對外戰略處於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可以說，這是中國對外戰略最具深遠意義、最為成功的一次轉變。
全面對外開放，溶入國際體系鄧小平1977年復出後，十分關注意世界發展的大趨向，著眼於對世界經濟與政治形勢的觀察，尤其是關注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並在此過程中逐步形成了對外開放的戰略思路。
隨著對國外情況調研的深入，鄧小平深切感受到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差距太大了。1978年9月8日－13日，鄧小平率中國黨政代表團赴朝鮮參加朝鮮國慶三十周年活動。他對金日成指出：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們落後。什麼叫現代化？五十年代一個樣，六十年代不一樣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樣了。
另一方面，國際上也出現了一個有利於中國發展的時機，許多工業國家正期待著中國打開巨大的市場。20世紀70年代末正是美國等發達國家再次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期，這就為中國吸納發達國家的技術和資金提供了歷史機遇。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進一步號召要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開拓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在鄧小平對外開放思想指導下，中國終於抓住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習仲勳向鄧小平匯報，談了廣東經濟的現狀，以及廣東省開放、搞活的設想。其中著重提到，省委要求允許在深圳、珠海、汕頭劃出一定地區，單獨進行管理，作為華僑、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資場所，按照國際市場的需要組織生產，「類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區」。
鄧小平對廣東省委提出的舉辦出口加工區的設想表示支持，並說：「還是叫特區好。陝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
1979年7月15日，中央在中發「1979」50號文件中，明確提出「出口特區」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1980年3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將出口特區改為辦經濟特區。1980年8月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正式批准了國務院提出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從法律上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頭設立經濟特區。
1981年11月，第五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定授權廣東、福建兩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所屬經濟特區「單行」法規，實際上也批准了廈門經濟特區的設立。中國的對外開放，在中國南方毗鄰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打開了突破口。
1984年1至2月，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廈門的特區。回到北京後，他強調：「我們建立經濟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他總結說：「特區是個窗口，是技術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識的窗口，也是對外政策的窗口。」
鄧小平的重要談話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展。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北京召開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會議最後形成了《紀要》，提出了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14個沿海港口城市，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新的重要步驟的意見。5月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會議的《紀要》。這樣，進一步開放沿海14個港口城市的重大舉措正式啟動。
隨後，進一步開放開發海南島的設想也提上了中央的議事日程。1987年6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中央主席團委員科羅舍茨時，正式對外透露了中國要建立海南經濟特區的消息。
他說：「我們正在搞一個更大的特區，這就是海南島經濟特區。海南島和臺灣的面積差不多，那裡有許多資源、有富鐵礦、有石油天然氣，還有橡膠和別的熱帶亞熱帶作物。海南島好好發展起來，是很了不起的。」
1988年4月，海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31個省，同時作為中國最大的一個經濟特區終於出現在世人的面前。海南經濟特區的建立，使沿海地區的對外開放，最終形成了從南到北連接在一起的廣闊地帶。中國的對外開放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進入1991年，中國在抵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制裁的較量中逐漸穩住了陣腳。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逐步形成了以開發上海帶動長江流域發展，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戰略思路。
1991年1月28日，鄧小平同志在上海進行視察的過程中，同上海市負責人談話時指出：「
浦東如果像深圳經濟特區那 樣，早幾年開發就好了。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係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國際慣例辦事，人家首先會把資金投到上海，競爭就要靠這個競爭。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後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後，但現在就要做起。」
在鄧小平的直接關切下，開發浦東的戰略開始實施。1992年，中國正式以上海浦東為龍頭，開放五個沿江城市，同時開放哈爾濱等四個邊境、沿海區省會城市及十一個內陸省會城市。由此形成了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
由於鄧小平的對外開放戰略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同各世界大國之間的戰略需求和經濟互補已成為一個不能否認的基本事實，從而使中國全面溶入國際體系，與世界接軌，並將中國對外關係置於一個更加堅實的基礎之上。
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1989年6月，美國在西方國家中帶頭對中國實行制裁使中美關係發生逆轉。中美雙方在人權、對華貿易最惠國待遇、武器擴散等問題上出現一系列的磨擦和爭鬥。鄧小平及時提出了應對政策的基調和鬥爭策略。
他指出：「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否則，人家就要打我們的主意」，要「不信邪，不怕鬼」。在1989年7月召開的中國駐外使節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言簡意賅的重要指示：對美國採取什麼態勢很重要。不要怕，要立場堅定，禮貌周到。用軟弱態度不能穩定關係。硬一點，反而能促使它轉彎子。
中國方面據此重新估量了中美關係，並適時調整了對美方針。外交部長錢其琛指出：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經過這次震蕩之後，不會很快恢復，也不會一直惡化下去。由於中國在國際上的重要戰略地位，和西方在中國的巨大經濟利益，他們還不敢把文章做絕。隨著中國國內局勢的進一步穩定，估計美方遲早要轉彎子。據此，中國方面沉著應對，堅決頂住西方的壓力，在撲面而來的驚濤駭浪中站穩了腳跟。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外交戰略層面賦予「韜光養晦」這一中國歷史典故以新的涵義。1989年底，中國外交部在一份全年形勢分析報告中引用鄧小平的「二十四字令」對外政策方針，就是後來廣為流傳的「冷靜觀察，韜光養晦，站穩腳跟、沉著應付，朋友要交，心中有數」。
鄧小平的意圖是，面對黑雲壓城的不利局勢，中國不要驚惶失措，盲目行事，而要穩定情緒，冷靜觀察形勢的變化，對外要儘量低調，收斂鋒芒，避免成為焦點，先穩定國內局勢，等待形勢改善後，再圖發展，要以此為準繩，沉著應付國際上的各種挑戰，要儘量多交朋友，少樹敵人。由此避免引火燒身，避免因大國對抗而導致局面失控、影響國內現代化建設大局的不利情況的出現。在此基礎上，鄧小平還提出，中國在國際舞臺上不是無足輕重，能夠並且應該有所作為的。
此外，鄧小平還提出了「決不當頭」的重要思想。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中指出：「
現在國際形勢不可測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來越突出。過去兩霸爭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要複雜得多，亂得多。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失掉了。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為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為。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
「決不當頭」思想貫徹實施，避免了把國際鬥爭的鋒芒集中到中國身上，減輕中國當時面臨的壓力。
鄧小平的上述戰略思想，使人們透過紛繁表面現象，看到了事物的本質，看到了事物將要起變化的內在因素和長遠發展趨向，使中國外交能夠以冷靜沉著的姿態面對世界。
進入21世紀後,國際形勢有了新的變化，但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一方面，中國既然要和平發展就需要儘量減少阻力，避免過分張揚，避免把目標引向自己。特別是在當前中國的迅速崛起已引起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甚至引起一些國家不安的情況下更應如此。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已經處在一個迅猛崛起的過程之中，但從中國的基本國情和國際力量的對比的現實來看，仍然是西強東弱，因此，我們既要有雄心壯志，又要善於守拙，決不當頭，埋頭苦幹，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避免引火燒身，分散精力，成為國際鬥爭的焦點，捲入衝突對抗的漩渦。
堅持韜光養晦並不意味著中國外交將是無所作為，而是有所為、有所不為，量力而行，要把發揮中國獨特作用的重心，放在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上，放在通過合作共羸，增強自身實力上，放在減少和化解前進阻力上。
在直接涉及我國國家主權、安全和重大經濟利益等問題上，中國不能沒有聲音，沒有影響。關鍵是要區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分清輕重緩急，要善於把握形勢和利用機遇，順勢而為，這樣才能在韜光養晦的基礎上有所作為。
這說明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是消極的方針而是積極的方針，不是權宜之計而是長期的戰略方針。
值得指出的是，當今的國際秩序仍然是以西方為主導的，確有許多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但中國在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地位已呈逐步上升之勢。在此情況下，中國應低調行事，不應挑戰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而應以負責任的大國身份參與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建設與變革，以漸進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改革現有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不合理的方面。應確立中國在國際社會中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和平形象，建設性而不是造反者的形象。
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作為後起的大國要在激烈的國際鬥爭和競爭中站穩腳跟，正確應對國際風雲變幻，實現和平崛起的戰略目標，就要順應時代潮流，繼續高舉和平、發展、合作的旗幟，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發展道路，以代價最小、阻力最小、最能為國際社會接受的方式到達勝利的彼岸。
因此，中國要努力尋求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同所有國家開展平等互利友好合作，以合作謀和平，以合作促發展。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發展模式多樣化，維護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倡導以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為核心的新安全觀，推動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方向發展。
在新世紀的關鍵時期，我們要抓住機遇，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儘快把經濟搞上去，提高我們的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爭取在本世紀中葉實現中國的和平崛起：即綜合國力站在世界前列，基本上實現現代化，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為此，中國要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同時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堅持不爭霸，也不稱霸的戰略選擇，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和周邊環境，爭取在21世紀的世界舞臺上有所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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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2007年2月《東方早報》「鄧小平逝世十周年」特刊。「澎湃」於偉人誕辰114周年之際重發此文，以紀念。(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