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視角中的中國文明
——《中國文明：農業與禮制的考古學》述評
宋殷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建立在準確的發掘資料、可靠的分析技術方法基礎之上的「宏大敘事」是考古學家的普遍追求。然而，在組織「宏大敘事」的過程中，由於不同學者的研究路徑和價值取向不同，研究的最終結果往往呈現出不同的圖景。
中國文明起源和中國早期國家形成這兩個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界和公眾關注的熱點，可以列舉出的專著就包括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陳星燦和劉莉的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China、韓建業《早期中國：中國文化圈的形成和發展》、許宏《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編《聚落演變與早期文明》等，此外還有關注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中國文明的發展與社會複雜化過程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08年日本出版了京都大學教授岡村秀典的著作『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中國文明：農業與禮制的考古學》），從一個日本學者的視角和理解來探討了中國文明。
岡村秀典（おかむら ひでのり, Okamura Hidenori），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考古學、中國學。岡村秀典1957年出生於奈良縣，1980年畢業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考古學專業，1985年京都大學研究生院博士課程中途退學，歷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助手、九州大學文學部助教授、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教授，2005年起擔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教授。他的學術研究始於受樋口隆康和林巳奈夫教授指導的漢鏡研究，並曾留學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受到宿白、鄒衡、俞偉超等教授的薰陶。岡村教授研究興趣廣泛，主要著作有『夏王朝——中國文明の原像』、『中國古代王権と祭祀』、『三角縁神獣鏡の時代』、『雲岡石窟の考古學：遊牧國家の巨石仏をさぐる』等。
岡村秀典和中村慎一（なかむら しんいち, Nakamura Shinichi）、大貫靜夫（おおぬき しずお, Onuki Shizuo）、宮本一夫（みやもと かずお, Miyamoto Kazuo）、西江清高（にしえ きよたか, Nishie Kiyotaka）等同樣生於1950年代，雖然他們在研究興趣和領域上略有差異，但無疑都屬於出色的研究中國先秦考古學的日本學者。
正如此書的書名所示，作者岡村秀典認為「農業」和「禮制」是理解中國文明的兩把鑰匙。作者在開篇語中概要介紹了本書的內容，即「本書不是至今依舊在中國盛行的作為『古史研究』的文化史考古學，而是在批判性地繼承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農業生產和社會分工論、宮崎市定和松丸道雄的都市國家論和邑制國家論、張光直的都市文明論的基礎上，使用最新考古資料對公元前三千年紀到公元前兩千年紀之間中國文明的形成過程進行論述。這裡的關鍵詞是屬於社會下部構造的『生業』與『生活』和屬於社會上部構造的『王權』與『禮制』，以及包括這些全體的『社會』和『國家』。」
全書分為五章，分別為「中國文明是什麼」、「文明的胎動——公元前三千年紀的龍山時代」、「文明的誕生——公元前兩千年紀前半的二里頭文化」、 「初期國家的成立——公元前兩千年紀後半的殷周時代」、「文明·王朝·國家的形成」。
岡村教授認為狹義的「中國」是指「成為中心的地域」或「王都」，依據何尊銘文，周代的「中國」位於洛陽，應該是為了表示對中國最初王朝的敬意，並宣告周王室是「中國」正統的繼承者，而到了漢代，「中國」指漢帝國全境，具有了和近代相近似的領土觀念。「禮」是理解中國文明的關鍵，自《尚書》開始，《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等儒家經典不斷傳承了「禮」。禮制與傳統是理解中國文明的關鍵詞。從《周禮》、《禮記》、《儀禮》到鄭玄《三禮圖》、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呂大臨《考古圖》，禮學傳統綿延不絕。1920年代出現的中國考古學與這種傳統不無關係。考古學的方法主要用來研究出土文物的編年與分布，然而對於殷周時代的社會和文化中起到關鍵作用的青銅器和玉器是何時以怎樣的組合使用的研究，則超出了考古學方法的界限。儒家經典是統治者意識形態的產物，並不一定正確地傳達了事實。只有正確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正確地理解中國文明。
岡村教授首先援引日本學者甲元真之對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生業經濟的研究，認為存在以稻作、漁撈和狩獵為生計的長江流域，以粟為中心的雜谷農業以及多種家畜飼養和狩獵為生業特徵的黃河流域，以狩獵、漁撈、採集為基盤並輔助以雜谷栽培和家畜飼養的東北亞地區三個生業模式的劃分，而這一划分與嚴文明先生通過陶器形制劃分的「中國文化的三系統」的分布暗暗相合。
中國新石器文化的三系統
『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圖3
在比較了西江清高對南北稻作粟作農業的關注、宮本一夫對於農耕文明和牧畜文明的關注之後，岡村教授認為東西方向間的交流是更為主要的，並最終形成了被傅斯年所關注到的殷周東西權力對立的現象。岡村教授以新石器時代玉器的傳播為例論述這種交流，如山東地區的玉牙璧和玉錐形器向遼東半島的傳播；良渚文化的玉璧和玉琮向西北方向傳播，在山西地區出現將玉璧切割、穿孔使用的「複合玉璧」，玉璧、無紋玉琮、複合玉璧最終出現在甘肅一帶的齊家文化；陝西北部的石峁遺址發現源自山東地區的玉牙璧、源自後石家河文化的玉鷹形笄和虎頭玉飾，山西的陶寺墓地和清涼寺墓地發現玉牙璧；源自薛家崗文化的奇數多孔玉刀發現於清涼寺墓地，蘆山峁、下靳墓地、上孫家寨遺址也發現有多孔玉刀，部分玉刀的孔為偶數，可能為當地仿製。
玉牙璧與玉錐形器的分布
『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圖12
隨葬豬下頜骨的習俗是另一個東西之間交流的例子。岡村教授指出，山東大汶口文化中隨葬豬下頜骨的習俗於公元前三千紀前半出現於薛家崗文化和屈家嶺文化，而到了公元前三千紀後半的山東龍山文化之時隨葬豬下頜骨已不再於山東地區流行，山西清涼寺墓地和陶寺墓地也出現隨葬豬下頜骨，再往西，甘肅省的大何莊墓地和秦魏家墓地也出有豬下頜骨，內蒙古自治區的朱開溝墓地公元前兩千年紀前半也在壁龕內放置豬、羊的下頜骨，做法同於陶寺墓地。此外，從西向東傳播的有麥類作物、羊和卜骨習俗。
岡村教授認為，在二里頭遺址，二里頭文化三期出現長方形宮城，並內部分化為一號宮殿（外朝）與執行王室行政和儀禮的二號宮殿（內朝）。二里頭文化時期出現了宮廷儀禮用的瑞玉，這與最早作為裝飾品出現的玉，以及良渚文化時期的玉琮、玉璧等祭玉有所區別，岡村教授認為二里頭文化時期的玉牙璋、玉刀、玉戈、玉斧即文獻中所說的瑞玉「圭」或「笏」。此外以鬹、爵和盉的使用為代表，飲酒禮也得到了發展。他將二里頭文化的墓葬分為四類：第一類墓葬隨葬銅爵、以及各種銅器和瑞玉；第二類墓葬隨葬飲酒用陶器、食器、儲藏用陶器以及柄形玉器等祭玉、銅鈴和綠松石獸面銅牌飾，墓葬寬度不足一米；第三類墓葬隨葬酒器以外的陶器；第四類墓葬沒有隨葬品。二里頭文化三期出現的第一類墓葬只發現於二里頭遺址，墓主應是王朝中樞的貴族。二里頭文化二期出現第二類和第三類墓葬，在二里頭周邊的遺址也有發現，如西史村一號墓、洛陽東馬溝遺址發掘的十一座墓和洛陽南寨發掘的二十五座墓中的大多數。岡村秀典教授認為二里頭文化沒有所謂的「大墓」，即沒有「王」，而是由貴族共同統治。
岡村教授檢討了陶酒器的傳播，他認為大甸子墓地出的陶爵、陶盉、陶鬹應該是本地仿製二里頭文化的陶酒器，飲酒禮儀來自二里頭文化並被社會上層壟斷；長江下遊的馬橋文化只有來自二里頭文化的觚被當地所接受；長江中遊地區出土的只有陶鬹、陶盉，而且是在人類活動過的生活層出土，數量很少；長江上遊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陶盉從形狀上看繼承自湖北省西部，也在人類活動過的生活層出土。
二里頭系陶器的擴散
『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圖20
岡村教授指出玉牙璋的傳播不是直接傳播，而是採取了和新石器時代的區域之間的交流相似的模式進行傳播。
根據平尾良光的鉛同位素比的研究，二里頭遺址出現部分L型鉛，應來自於山東和遼寧地區，聯繫到大甸子遺址所在區域附近存在礦山，以及大甸子墓地裡出土的銅、鉛器，岡村教授認為大甸子與二里頭之間存在金屬礦料的流通。此外，產自南中國海的子安貝、江南地區的鴨形尊和灰釉陶器在二里頭遺址的出土也顯示了地域間的交流。
岡村教授不贊成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出的殷、周傳統不同的觀點，而是認為殷、周之間存在一脈相承的國家體制。岡村教授稱其為「初期國家」。
從農業生產的角度來看，河南省皂角樹遺址的植物浮選結果顯示，二里頭文化時期粟、黍、大豆、小麥、水稻、大麥均有出土。岡村教授認為當地輪作種植本地的粟黍、南方的水稻、西方的麥類作物、本地栽培馴化的大豆等多樣作物，得以分散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提升了黃河中遊地區的農業生產效率。此外，河南王城崗遺址從龍山文化到二裡崗文化再到殷墟文化的植物浮選結果顯示，小麥所佔比例逐漸上升，大豆佔比下降，黍亞科和雜草類所佔比例在二裡崗文化階段升高，並在殷墟文化階段降低至低於龍山文化階段。陝西周原遺址從龍山文化到先周文化的植物浮選結果顯示，小麥、黍、大豆類佔比上升，黍亞科和雜草類佔比下降。黍亞科和雜草比例的變動顯示了品種的選擇和除草等集約化農耕的出現。同時，進入公元前兩千年紀，畜牧業也發生了變革。黃河中下遊地區的動物骨骼出土情況大體同於同地域的新石器時代的情況，都是以豬和鹿為主。鹿等森林系動物的比重和同地域的新石器時代相比變化不大，可見生態環境未發生劇烈變化。黃河上遊和黃土高原地帶，隨著氣候的變化，牛羊佔比提高。上海市馬橋遺址和湖北省周梁玉橋遺址的動物考古研究顯示：長江流域的水稻農耕地帶進入公元前兩千年紀則由豬佔較高比例向著鹿佔較高比例的動物組成變化。這與《周禮·職方氏》、《史記·貨殖列傳》、《漢書·王莽傳》等文獻的相關記載相符。而黃河中遊地區殷墟遺址的「牛優位」的情況顯示消費型都市的形成。春秋戰國時代的楚墓和湖北省鳳凰山M168出土的牛、羊、豬骨則顯示貴族階層和平民階層的動物消費情況完全不同。
《周禮·職方氏》中家畜與農作物的分布
『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圖24
岡村教授接下來論述了與飲酒食肉相關的禮儀的形成。酒的釀造需要避開高溫的夏季，同時秋收後是農閒時節，一般釀酒在秋季。由於在發酵和儲藏過程中存在雜菌，酒會變酸，喝之前必須要加熱滅菌，因此酒的品嘗期限很短。豬和羊春季產仔，在生長到一歲的時候殺掉不用於繁殖的幼仔是最經濟的。因此出現了《詩經·豳風·七月》裡十月宴饗、《四民月令》裡十二月臘祭的記載。根據對山西省天馬·曲村遺址J3·J4區祭祀坑內出土的動物牙齒萌出情況的研究，大部分動物死於冬春季節，正好是冬至祭祀或臘祭的時節。
河北省臺西遺址製酒作坊及出土陶器
『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圖25
岡村教授認為佔卜用的卜骨存在從二裡崗文化之前的主要用豬、羊的肩胛骨轉向二裡崗文化之後主要用牛肩胛骨的變化。這一佔卜需求的變化是導致殷墟遺址出現「牛優位」的原因。由此誕生了王朝用於軍事和祭祀的大規模牛馬畜牧。如同藉田禮一樣，農耕儀禮產生自為了祭祀而貢納和付出勞動的共同體，並逐漸轉化為國家租稅和勞役。
通過分析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的結構，岡村教授認為偃師商城的宮城結構延續了二里頭遺址「內朝」與「外朝」區分的宮殿配置，同時出現了獨特的「回」字形宮殿，偃師商城和鄭州商城同樣擁有儲水池，應該是共同設計的結果。殷墟文化時期存在小屯所見王室的宮殿宗廟區、北徐家橋的貴族宅邸和孝民屯的下層民眾居住的半地穴房子這樣三個社會階層的居住址。通過對令方彝、虢仲盨、兮甲盤、師曳簋、頌壺、史牆盤、晉侯蘇鍾等銅器銘文的分析，岡村教授認為西周時代的王都內有多個分散分布的王宮或政務場所，被稱為「百工」的侍奉王權的手工業者在王都居住，王都內存在存放貢納物的倉庫群，侍奉王權的「族」在王畿外居住，存在再生產與再分配，有軍隊的駐屯。因此西周時期的王都集政治、經濟、軍事的機能與一身，經濟需通過政治和祭儀來系統運作，其從禮制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要到戰國時期。通過將周原遺蹟群的考古發現與從金文中得到的信息相印證，岡村教授認為分散的宮殿、手工業作坊、族眾的居住這三點得到了證明，而倉庫群和軍隊駐紮這兩點有待未來工作的驗證。
河南鄭州商城遺址
『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圖26
岡村教授又介紹了商周時期建立的地方性據點。康侯簋、宜侯夨簋以及《左傳》裡都有西周早期周天子授土授民、分封諸侯的記載。關於早商時期的地方城市湖北省盤龍城遺址的性質，岡村教授認為不同於在王朝北邊設置的東下馮、垣曲商城、焦作府城商城的軍事性，盤龍城更多的是獲得銅資源和灰釉陶器的經濟性據點。垣曲商城二裡崗下層期的袋狀坑H353出土七具人骨，一具人骨的左足上還有銅鏃，從城郭所處位置和形態來看，可能是一座軍事據點。東下馮城郭內西南部發現密集的直徑九米前後的圓形建築40～50座，推測是穀物倉庫。假設不考慮牆壁厚度，每個建築內堆積兩米的糧食，一座倉庫儲存100立方米，50座就有5000立方米的穀物儲存。如果按照一戶一年消費2立方米的穀物，這些倉庫裡的糧食可以滿足2500戶的人口的需求，但城內顯然無法同時生活這麼人，這應該是存儲從周邊村落徵收上來的租稅的糧倉。東下馮遺址從二里頭文化時期至二裡崗下層時期卜骨以豬骨佔過半數，而進入二裡崗上層時期牛骨卜骨佔到八成以上。東下馮附近的村落東陰遺址出土大量有銅鋸切割痕的牛骨以及圓鑽的牛肩胛骨，銅鋸的出現也是在二裡崗上層時期。因此新的卜骨習俗從中央傳播到了東陰這樣的村落級聚落。山西南部地區進入公元前兩千年紀，氣候逐漸乾燥寒冷化，適應畜牧業發展。山西省天馬·曲村遺址西周早中期的牛羊佔比超過50%。從二裡崗文化的東下馮、東陰遺址的動物骨骼出土情況可以看到這種從畜牧業的變革，因此東下馮據點的建立可能與獲得畜牧資源有關。岡村教授認為這一對廣大地域的支配力是與殷周國家濃厚的軍事色彩有關。
從二里頭文化和二裡崗文化的深腹罐以及二裡崗文化的陶鬲的容積來看，深腹罐存在從二里頭文化至二裡崗文化逐漸小型化的趨勢，陶鬲的容積也小於深腹罐的容積。陶容器容積的變化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變化，二裡崗上層時期商人的生活方式深深地浸透在人們的生活中。
通過梳理花園莊東地的非王卜辭，岡村教授發現祭祀的主要是近祖。如花園莊東地的甲骨的佔卜主體是第十五代的沃甲（羌甲）的後裔「子」，祭祀第十三代祖乙的有六十四件，祭祀祖甲（即沃甲）的有三十八件，除此以外的先王祭祀只有三件。然而小屯等地的「子組卜辭」祭祀第十八代到第二十一代的陽甲·盤庚·小辛·小乙，這種現象不見於花園莊東地甲骨。因此，商王族的不同支系，祭祀的祖先也有所不同。有學者已經指出晚商和西周早期青銅器多是為了器主的亡父而鑄。到了西周中期後半，以史牆盤和逨盤的銘文為代表，記錄了西周早期以來的歷代祖先，這與商代卜辭的情況不同，說明諸侯這一級出現了追溯始祖家系的意識。戰國時代公元前316年的湖北省包山二號墓（墓主是楚王的旁系）出土的「卜筮祭禱記錄」竹簡，記錄了祭祀對象分為祖先神與自然神。祭祀的祖先從老僮·祝融等傳說中的遠祖到周王封的楚熊繹，自立稱王的楚武王，分出邵氏支系的楚昭王，邵氏直系以及墓主的母親、叔父。因此，岡村教授認為戰國時期貴族階層已經擁有宗族、血統意識。而這種宗族觀念擴散到庶民階層則要到西漢後期。殷周時代的統治者通過葬儀和祖先祭祀來確認權威與權力，這中間包括以君主為中心的祭祀共同體的共同儀禮和以「家」為單位的個別的祖先祭祀。
殷墟西北岡王陵區及祭祀坑
『中國文明：農業と禮制の考古學』圖39
進入新世紀，中國學界在討論文明起源和國家起源的問題上普遍存在一種內在張力，包括針對傳世文獻的信古與疑古之間的爭論，美國的人類學的酋邦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之間的爭論，傳統考古與科技考古之間的爭論。而在這種情況之下，岡村秀典教授的著作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思考空間。作為一名日本學者，岡村教授的著作充分體現了日本文化的「和」的精神以及纖細入微的觀察特點。面對西方的文明、國家起源理論，中國的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與考古材料、科技考古的檢測與分析數據，岡村教授並沒有材料選擇上的傾向性，這固然包含日本人特有的「曖昧」，也是尋求不同類別材料背後所反映的「真實」的一種努力。下部構造的生業經濟與上部構造的禮制是理解本書的關鍵，這很容易讓讀者聯想起馬克思理論裡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本書涉及動植物考古、聚落考古、墓葬研究、禮制研究等多個維度，充分體現了作者廣博的興趣與寬闊的視野，表現出對考古材料紮實的構架能力、精湛的歷史解釋深度。
依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趙輝教授的說法，考古學研究存在歸納法和演繹法兩種取向。歸納法務求資料搜集之詳盡，分析之徹底；而演繹法則由理論預設和基本的邏輯推理出發，有目的的去搜集資料。實際的研究過程中往往是兩種方法穿插交替進行。然而每個研究者的時間和精力有限，搜集材料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同時還要面對資料可靠性不統一的情況，設計理論預設則容易陷入以偏概全的困境。岡村秀典教授用他的行動證明了坐而論道、一味搬運外國理論不是研究的正途。中國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是一個異常複雜的過程，涉及的材料來源多種多樣，只有對每一類來源的材料進行細緻地分析與檢討，同時遵循著正確的思考路徑，才能得到相對可靠的結論。冷靜思考當下的「文明起源」、「國家起源」熱，有多少結論是得自於切實可靠的資料和分析，又有多少結論是來自於片面材料、失真的信息和簡單的比附，這才是我們在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
附記：本文經過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信息中心方笑天老師和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芬教授審校，在此表示感謝！另外，筆者從復旦大學秦小麗老師處得知該書的中文版即將於2020年8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本文發表於《江漢考古》2020年第1期，作者授權「紙上考古」微信公眾號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