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艇、依經立論，經在劉艇、心目中有著崇高的地位，他宗經以論文，構建出道一聖一經一緯一騷的綱領，「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矢」（《序志》），由最根本的道至《楚辭》，中間無不貫徹宗經的思想。
《原道》之「道」為何渭？諸家所說不一，或主儒，或主道，或主佛，甚至三家合一的。本文認為，劉規所論乃儒家之道，天文地文皆是道之文的顯現，人文亦不例外，乃自然之道，人文的代表是儒家經典，突出儒家文以載道的內涵，他推崇的孔子之文，「至若夫子繼聖，獨秀前哲，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性情，組織辭令，木鋒啟而千裡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原道》）。
在他看來，儒家之道最合自然之道。「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故有《徵聖》篇，以聖人周公孔子為徵，聖人之文「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為文當以之為模範，因此「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從「政化」、「事跡」、「修身」三點說明聖人「貴文」的觀念，後人亦當學習這種典範，在此基礎上他提出「銜華佩實」的原則。「論文必徵於聖，窺聖必宗於經」，故有《宗經》篇，他認為《五經》是文章的淵裝，＂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贊，則《詩》立其本；銘誅箴祝，則《禮》總其端：記傳盟撤，則《春秋》為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啟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作文宜依經，文章也是經典的衍生，其本源於經典。＂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序志》）氣正如清譚獻所評「立言宏旨，在於述聖宗經，此所以群言就治，眾妙朝宗者也」。此後論者多以《宗經》為總論之樞紐，如王更生、葉長青、詹福瑞等先生皆有論說，葉長青說：「原道之要，在於徵聖，徵聖之要，在於宗經。不宗經，何由徵聖？不徵聖，何由原道？緯既應正，騷亦宜辨，正緯辨騷，宗經事也。舍經而言道，言聖、言緯、言騷，皆為無庸。然則《宗經》其樞紐之樞紐軟？」誠然。
以宗經為原則，劉巍論文體、創作皆體現出儒家正統文論觀。文體論《史傳》篇稱《史記》「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捧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此承班彪對《史記》評價，「沒有正確指出《史記》在文學方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這顯然是受了以儒家為正宗的思想影響的緣故」氣稱《漢書》「《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漢書》「儒雅彬彬」與《史記》「愛奇反經」形成對比，劉提高度肯定《漢書》，正因《漢書》合於儒家正宗。他還以為著史「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誡與奪，必附聖以居宗」，此也是他「徵聖」、「宗經」觀的體現。
創作論《榕裁》篇以為「規範本體謂之錘，剪截浮詞謂之裁」，即寫文章要兼顧情與辭，這樣才有可能達於他所說的風骨，其方法是「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此仿《左傳·文公元年》「先王之在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敘述，作文先設情、次酌事、再撮辭，立論適中合宜。
黃侃曰：「淘令多寡得直，修短合度，酌中以立體，循實以敷文，斯絡裁之要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