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中國歷史學研究十大熱點
熱點一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歷史學的回顧與反思
熱點介紹：新中國成立七十年的歷史學發展，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不斷繁榮進步的縮影。系統梳理新中國史學發展歷程，全面總結其成就與不足，對於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在新的時期新的起點上發展繁榮中國史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19年，史學界對本領域作了全面深入的回顧與反思：（1）對史學理論的發展進行總體性回顧與總結，包括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五朵金花」的大討論、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事求是」思想的重新確立帶來的影響、國家對史學研究的重視與推動、史學的學科及團隊建設、各種新的史學研究方法的引進與吸收，以及中國特色現代化史學理論體系的構建等；（2）對七十年來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專門史、世界史、考古學等學科發展進行回顧與梳理；（3）對新興史學領域進行述論與評價，如區域社會史、海洋史、絲綢之路史、環境史、口述史等；（4）對新形勢下新的研究方法進行探索與思考，如大數據背景下的史學研究、量化歷史研究、人工智慧發展對歷史研究的影響、交叉學科研究方法的融合，以及史學研究「碎片化」與「系統化」的關係等。
1.《中國歷史學的再出發——改革開放40年歷史學的回顧與展望》（王學典，《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9第1期） 2.《40年中西古史比較研究的進展》(劉家和，《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3.《新中國七十年的史學發展道路》（卜憲群，《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3期） 4.《批判與建構：新中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於沛，《歷史研究》2019年第4期） 5.《新中國70年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龐卓恆、陳啟能、陳其泰、張峰、張廣智，《史學理論研究》2019年第4期） 6.《傳播·反思·新的前景——新中國70年史學的三大跨越》（瞿林東，《中國史研究動態》2019年第4期） 專家點評：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中國歷史學界始終堅持唯物史觀開展研究，道路曲折，成就輝煌。新中國初期，史學界在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漢民族形成以及史料發掘與整理方面，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改革開放以後，隨著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與國際史學界的交流日益頻繁，史學界更為關注與現實息息相關的課題，新興領域如社會史、環境史、災害史、全球史、區域史、制度轉型史、改革開放史等方興未艾；新資料發掘、整理與出版呈井噴之勢，建成了大量資料庫，成果發表與出版數量驟增；學科交叉之勢蔚然成風，新的研究領域不斷湧現；學科建設受到重視，人才梯隊漸趨合理。然而，在前進中需要反思的是，宏觀著作特別是通古今之變的論著較少，具有全球視野、國際影響的論著不多，總結歷史教訓的研究需要加強，史學評論尤其批評性論著鳳毛麟角，近現代檔案資料公布嚴重滯後，這些還需要歷史學界共同努力。
（點評人：魏明孔，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資深學科帶頭人、中國經濟史學會會長）
熱點二 歷史研究領域的「三大體系」建設
熱點介紹：2019年，是歷史學領域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年。年初，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緊接著，《歷史評論》《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創刊，預示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將會開創新局面。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致信祝賀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時強調，「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要「繼承優良傳統，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信中提出的「三大體系」建設，是新時代學術發展賦予歷史研究工作者的重大使命；圍繞「三大體系」建設，學界有不少文章探討，匯總起來看：(1)堅持唯物史觀，豐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重新審視西方漢學家構建的「中國近代史」，實現史學理論和史學概念的「中國化」，建設並逐步完善中國歷史學的「三大體系」；(2)重視中國古代史的敘述結構以及歷史書寫的新視角，完善中國古代史譜系；(3)回顧和梳理改革開放以來歷史學科體系的演進，把脈史學發展趨勢；(4)以全球史和亞洲史的大視野，重新解讀明清史，把中國史納入世界史體系，研究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往來交流史。
1.《歷史現象學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比較分析——以結構與生成問題為中心》(潘建屯，《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2.《「科學」與中國上古史重建——以20世紀初陳漢章的中國上古史研究為例》(劉洪強，《史學理論研究》2019年第2期) 3.《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現代化史理論體系——新中國史學發展70年的一個側面》(馬敏，《歷史研究》2019年第4期) 4.《國族重構與中國現代歷史學》(趙軼峰，《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 5.《時勢、史觀與西人對早期中國近代史的論述》(吳義雄，《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6.《歷史科學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於沛，《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0期）專家點評：歷史學是一門古老的學科，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也已有百年的歷史，故「三大體系」建設在史學界有其特殊性。它不是體現在怎樣起步的問題上，而是體現於在原本深厚的基礎上如何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實現新舊體系的銜接與轉換，做出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新貢獻。因此，在2019年，史學界依然以古今、中西關係之辨這一傳統議題為基本範疇展開探討。一是在新時代怎樣高水平地堅持唯物史觀，特別是堅持以面向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問題，以此來突出當代中國史學的主體性。二是怎樣解決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的問題，亦即在學術命題、學術思想、學術觀點、學術標準、學術話語的能力和水平上與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稱的問題。三是怎樣體現原創性的問題。總起來看，史學界「三大體系」建設尚需形成合力，理論水平、系統性、整體性等都需要進一步提升。
(點評人：李紅巖，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副總編輯)
熱點三 中國歷史上政治治理經驗的當代價值
熱點介紹：當今中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是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結果。中國國家治理的獨特性，恰恰體現於複雜歷史機制中的多種可能性，啟發史學界深入思考歷史脈絡中政治治理道路的發展演進。在近年國家提出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研究梳理中國歷史上的政治治理經驗，對當前中國政治體制建設與國家治理能起到重要的啟示與借鑑作用。2019年度，史學界圍繞該議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系統性闡釋歷史上的國家治理經驗，從政治體系、制度安排、權力結構、決策機制以及治理能力等層面，對不同歷史時期國家治理方式深入研討，探尋政治化治理的線索與脈絡；(2)分析國家治理結構體系在地方層面的貫徹落實及地方政治治理的形式，涉及省制的形成與發展、政區分等與政治資源配置、府縣官制與政治行為等；(3)探討民族地區的特殊治理方式，如土司與流官制、多民族的分類管理、禮儀教化與文化治理等，為當今中國對邊疆與民族治理提供了歷史經驗。
1.《尋找中國國家治理的歷史線索》(周雪光，《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2.《明代後期國家決策機制研究》(李伯重，《中華文史論叢》2019年第1期) 3.《禮儀與政治：清朝禮部與理藩院對非漢族群的文化治理》(張永江，《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 4.《清前中期的大國治理能力芻議》(倪玉平，《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2期) 5.《明清時期府縣官政治行為之考察》(柏樺，《南國學術》2019年第3期) 6.《從分藩到分省——清初省制的形成和規範》(傅林祥，《歷史研究》2019年第5期)專家點評：《禮記·文王世子》說：「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眾鄉方矣。」鄭玄註：「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眾皆知其所鄉之方矣。」古代治理既有國家政治制度的導向，也有人為的因素，與現代治理寓服務於管制之中的政府行為有根本的區別，但也有一脈相通之處。從2019年及此前所涉及的相關研究來看，既有國家治理經驗與理論方面的探索，又有中央決策機制方面的論述，還有地方各級行政區劃治理的經驗教訓，更有探討少數民族地區治理方針與策略，其成績是顯著的。但也存在有待深入的問題。首先，歷代國家治理乃是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調整策略的，其順應歷史發展的經驗應予以高度關注。其次，在遼闊的疆域之內，並不是採用一種政治治理模式，對多種治理形式進行對比分析，其經驗價值更高。再次，歷代一直強調「有治人，無治法」，在政治治理過程中重視人所發揮的作用，也直接關係到治理的效果；因此，對各級官吏群體行為研究顯得尤為重要。最後，政治治理必須要落實到民眾身上，故基層社會治理的過程與成效更值得深入研究。
(點評人：柏樺，安徽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雙聘教授，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訪問教授)
熱點四 全球視野下「絲綢之路史」研究的縱深發展
熱點介紹：「絲綢之路」概念，發軔於西方漢學家對中古時期中外關係史的研究與重構，一開始就帶有全球史性質。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問世和發展，為「絲綢之路史」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斷的推動力，相關研究也由原先的專門史、區域史領域，逐步向全球史、世界史方向延伸。這一發展趨勢，反映了研究者正在通過世界範圍的文獻和考古史料來重新審視中國歷史, 描繪出立體的、全方位的中外貿易與文化交流史，進而嘗試構建新的中國歷史觀。2019年度，史學界立足於全球史視野，對相關議題展開持續深入的研究，重點圍繞以下方面進行討論：(1)對「絲綢之路」的概念傳播與功能特徵進行深入剖析與全面呈現，特別是揭示中外貿易與文化交流決非是單向的從東到西或從西到東，而是具有「雙向」的功能特徵；(2)通過個案研究，如澳門與巴西、絲路葉爾羌-拉達克段、絲路與西南歷史交通地理等，探討不同區域間的中外經貿、交通、文化往來，呈現中外關係的多元化形成與發展；(3)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持續深入，如對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進行考辨，利用中外古地圖來呈現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演變及貿易往來，進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1.《明清絲綢之路與世界貿易網絡——重視明清時代的中國與世界》(魚宏亮，《歷史檔案》2019年第1期) 2.《絲路交流的功能和特徵：雙向交流與轉輸貿易》(劉進寶，《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1期) 3.《菸草與茶葉：17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澳門與巴西的商業貿易》(湯開建、郭姝伶，《中國經濟史研究》2019年第1期) 4.《中外古地圖與海上絲綢之路》(李孝聰，《思想戰線》2019年第3期) 5.《「絲綢之路」名稱概念傳播的歷史考察》(鄔國義，《學術月刊》2019年第5期) 6.《琅琊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起點之一?》(孟玉華，《海洋史研究》2019年第13輯)專家點評：絲綢之路是古代人類文明交流的主要通道，是歷史上沿線國家不同族群共同經營的結果，沿線國家各族群均為之做出了重要貢獻。儘管2019年對「絲綢之路」的研究取得了多方面進展和成果，但未來的「絲綢之路史」研究還是應注意體現「以人為本」的理念，把握人地(海洋)關係，既要在全球史視野下挖掘沿線各國不同族群文明互鑑、交流、共享的歷史積澱和人文意蘊，又要深化沿線區域/海域史、國別史、專題史研究，不斷拓寬充實研究新領域和新內容，建構中國「絲綢之路史」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以海上絲綢之路研究為例，不僅要重視沿線區域海洋社會經濟史、海上交通與貿易史、海上軍事史、海洋環境史、海洋信仰與海洋文化等專題研究，推進與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息息相關的自然環境與地理空間研究，拓展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史研究，還應加強與國際海洋史學界的對話交流，推進與親緣學科領域(如海洋史、海疆史、海關史、海圖史、華僑華人史、海洋考古等)合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提供厚實的學術基礎和支撐。
(點評人：李慶新，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熱點五 宋代文官政治的特徵與影響
熱點介紹：趙匡胤建立宋朝以後，通過「杯酒釋兵權」解決了統兵將領的兵權問題，同時限制地方政府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大力推行「抑武崇文」，促進了宋朝文官政治的產生和發展。朝廷通過科舉制度大量選拔文人擔任官職，使得文官在朝廷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中央以及地方重要官職多由文人擔任，以科舉出身的士大夫為主體的文官政治體系逐漸成熟，文官成為宋朝政治的中堅力量。文官政治提升了官僚集團的整體素質，培育了獨樹一幟的政治文化，從而加強了朝廷的中央集權，促進了宋朝社會的高度發展。2019年，史學界圍繞宋代文官政治作了如下探討：(1)深入研究宋朝職官制度的建立過程和運行機制，及其對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重點關注知州制、贈官制、臺諫制等方面；(2)探討宋朝中央政權結構、關係及政務處理等問題，對三司與宰相的職權關係、派系黨爭、御殿聽政等進行細緻分析；(3)關注官員選拔和素質培養，分析宋代科舉考試制度，審視王安石變法中的選舉制度，並通過「官箴」考察官員的理學政治實踐；(4)對宋朝文官冠服給予特別關注，試圖通過考察冠服的安排，探索宋代官僚等級秩序的構建方式。
1.《信息渠道的通塞：從宋代「言路」看制度文化》(鄧小南，《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2.《宋代理學的政治實踐：以「官箴」為中心的考察》(劉欣、呂亞軍，《思想戰線》2019年第1期) 3.《專職言事官的設立——北宋前期對臺諫制度的整頓》(楊光，《中華文史論叢》2019年第2期) 4.《宋代文官的冠服等級——兼談公服制度中侍從身份的凸顯》(任石，《文史》2019年第4期) 5.《北宋前期贈官制度考論》(陳文龍，《史學月刊》2019年第9期) 6.《北宋熙寧改革選舉制度之再認識》(曹家齊，《學術研究》2019年第9期) 7.《宋代薦舉改官研究》（胡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專家點評：中國古代官僚制度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性課題，近年來鄧小南倡導「活」的制度史、閻步克闡釋「制度史觀」、侯旭東提倡「日常統治」研究等，都對制度史研究起了重要推動作用。2019年，宋代文官政治的研究成果令人矚目，既有對宋代「言路」信息通塞與制度文化、國家治理關係的論述，也有對影響臺諫制度、知州制度建立與調整過程中各種複雜因素的梳理，還有對過去關注甚少的宋代官員等級秩序構建原則與方式的探索、對三司在政務處置中的多重角色及其成因的分析、對北宋前期贈官制度政治導向及其時代特點的研究等，都凸顯了路徑和視角的新特點。這些研究，在深化「過程」的制度史、「關係」的制度史、「空間」的制度史等理路的基礎上，更多關注各種人的行為與思想活動、特殊時間環節、政治文化傳統、政治生態環境等各種因素對制度實施和演變的影響，而不是條文本身，使得制度不再是冷冰冰的文本規定，而是「活」的、具有張力。由於宋代文官政治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獨特地位，因此，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無論是制度上宏觀性概念的提煉，還是具體問題的辨析，都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點評人：苗書梅，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史學月刊》主編)
熱點六 明清以來的身體、疾病與衛生研究
熱點介紹：「人是萬物的尺度」，近年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學術界經過持續的探索和積累，從社會史角度對中國疾病、醫療、身體、衛生的研究已有相當的規模和成就。同時，因為相關研究關注個體生命，在人類社會和醫療衛生高度發展的今天，越來越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尤其是全球範圍爆發的各種流行病不僅對人民生命安全帶來了嚴重危害，更對世界公共衛生體系和機制提出了巨大挑戰，所以，對歷史上的身體、疾病、衛生進行社會史的梳理和研究，對當代人類社會的意義不言而喻。2019年，相關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成為熱點，尤其是明清以來的身體史、疾病史、公共衛生史方面，誕生了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和專著，具體關注以下重要問題：(1)對近代醫學史的主要元素如醫生、病人、疾病、醫案、醫院等開展深入細緻的微觀研究；(2)對明清以來西醫逐漸傳入中國及其與中醫之間的角力與合作展開研究，對比中西醫對疾病認識的異同，探討西醫入華對中國醫學近代化的影響；(3)對傳統中醫體系、中醫名家和醫療案件糾紛的研究。(4)公共衛生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內容，相關成果從傳染病防治、戰時防疫、環境治理等角度，對近代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進行觀察和反思。
1.《明清時期醫學「四大家」的建構歷程及其演變》(朱紹祖，《安徽史學》2019年第1期) 2.《從走方醫看前近代中國官民互動與民間醫療世界——以雍正、嘉慶朝兩起案件為中心》(王靜，《清史研究》2019年第1期) 3.《在政府與教會之間：民國雲南的麻風病防治》(劉少航，《民國研究》2019年第1期) 4.《以「衛生」之名的擴張——上海公共租界近代衛生體系的形成》 (嚴娜，《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5.《晚清疾疫理解的更新與世界的祛魅》(張洪彬，《學術月刊》2019年第10期) 6.《明清醫患互動中的人文關懷》(餘新忠，《人民論壇》2019年第36期)專家點評：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界在疾病、身體、公共衛生的歷史性研究相關領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果，在世界上擁有不可忽視的學術話語權。2019年的醫療社會史研究，圍繞醫生與病人、醫學知識論、公共衛生三大主題展開。例如，研究者利用清宮檔案，講述了一批另類醫生——走方醫的行為，並闡述他們與政府的關係，令人耳目一新。關於病人，研究者以文獻綜述的方式，提醒人們注意這一研究領域現狀與可能的發展空間。「金元四大家」本來一直是醫學史研究者的馳騁之域，歷史學者的介入能否實現知識增量，值得期待。晚清疾疫的研究者朝此方向努力，整體上值得肯定。利用地方檔案討論上海、雲南等地城市近代公共衛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是對這一主題的擴展與深化。關於清代醫患關係的研究，也是一個亮點。總體上看，學者們利用各種檔案、報紙、日記及其他資料研究明清至近代醫療社會史已蔚然成風；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對於資料本身不加鑑別與批判的採信和接受，應在研究中加以避免。
(點評人：曹樹基，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
熱點七 區域社會史研究的轉型與重構
熱點介紹：20世紀90年代以來，區域史研究引入了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研究理論與方法，逐漸形成了以民眾為研究主體，注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在一定領域和區域進行中觀層面的區域社會史研究。與人類學聯繫緊密的區域社會史注重「走向田野」收集資料，華南和華北的農村變遷被重新解讀。而社會學的研究取向發展出「新社會史」，注重社會學意義上複雜的「現代性」對近代中國的影響，主要呈現出近代以來中國城市的多樣性。近年來，以共生地域為研究視域的區域社會史日益成為社會史學科的主流，2019年這一趨勢更為明顯，同時區域社會研究也顯示一些新趨向。(1)對中國社會史本身的發展進行回顧及討論，對區域社會史的研究理路進行反思，試圖「重構」區域社會史研究理論與方法；(2)著力於人口問題、災荒問題、流民問題、社會犯罪等專題研究，試圖為現實社會問題的化解提供歷史借鑑，強化史學的社會功能；(3)採用如交通史、法律史、科舉史、水利史、經貿史及疆域史等專門史視角對地方歷史與社會進行再探討。(4)開掘各種民間文獻，對近代社會變遷中一些社會觀念、心態、情感進行研究。
1.《日常生活中的江南：交通史視野下的一個解讀》(丁賢勇，《浙江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2.《從本能到特權：明清淮北兩性關係的階層異化》(馬俊亞，《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3.《清代到日治時代臺灣統治理性的演變：以生命刑為中心的地方法律社會史考察》(林文凱，《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9年第2分冊) 4.《中國史學近代轉型視閾下的「社會史」書寫及其演變》(李政君，《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5.《「小地方」的科舉社會史:明代祁門科舉盛衰考論》(丁修真，《史學集刊》2019年第5期) 6.《傳統延承與近代轉型：民國江西泰和縣槎灘陂水利社會的演變》(廖豔彬，《學術研究》2019年第11期)專家點評：近年來，專史的區域化研究是一個顯著現象。制度史、法律史、科舉史、交通史、經貿史等專史走向區域化研究，使這些以往在國家視角下全域通史的大線條、籠統性描述，下沉到地方基層社會實際狀況的具體展現，國家層面的制度、體系具體化為地方民眾的實際生活，使讀者更細緻地觀察國家制度、舉措在基層社會運作的狀況、效應以及地域差異。區域社會綜合性研究是另一個顯著趨向，體現為研究視角和方法的交叉性、靈活性、綜合化，注重地域社會內部諸元素的多維度聯繫及互動機制，以及地方社會生態的綜合效應。如科舉在地方社會生活、村社網絡、家族關係中的實際效應；水利空間的地域生態、地理、經濟、社會、生活等多維度互動關係。由一個問題節點聯結地域社會網絡的綜合研究，還原了地域社會的原生態及其特性，彌補了國家視角下掩蓋的地域差異及偏於制度設計而缺乏實際社會效能評估的缺陷。這些新趨向，大致預示著區域史研究的某種「轉型與重構」。但研究趨向的深化，需避免個案重複、異地同質，應注重考察區域社會的特性，探求地方經驗與中國社會普遍問題的關聯；畢竟深入解析基層民間社會的目的，是要探求中國社會發展內在生命力基因的密碼。
(點評人：李長莉，南昌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熱點八 清末新政與中國近代化
熱點介紹：清末新政產生於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全面轉型之初，涉及領域廣、改革力度大、程度較深入，許多改革措施和做法至今仍有借鑑意義和參考價值，長期為史學界所關注。20世紀90年代以來，清末新政研究迅速升溫，研究範圍明顯擴大，除了傳統的政治領域之外，經濟、教育、法制、傳媒、軍事等新政多方面內容日益引起廣泛的注意，出現頗具規模的研究熱潮，一批新成果、新觀點脫穎而出，並呈現若干新的發展趨勢。2019年，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又有不少新進展：(1)政治制度改革研究依然是熱點，在內閣制度改革、省級官制改革、廢除科舉制度、人才選拔新制等方面新成果迭出；(2)人物研究是研究晚清新政的重要領域，對張之洞、載灃、袁世凱、趙爾巽等關鍵人物對於新政的態度及其在新政中的作為的研究有新進展；(3)繼續拓寬清末新政與地方建設的研究領域，尤其是地方官制的改革與調適，地方議會設置和議員選舉，地方治理與自治等議題成果豐碩；(4)社會各界對於新政的認知和反應，如知識界與華僑界的態度向背，成為清末新政與中國近代化研究的突破點。
1.《科舉廢除與新知識階層的興起》(左玉河，《江海學刊》2019年第1期) 2.《論清末內閣協理大臣的增設及朝野之反應》(熊元彬，《史學集刊》2019年第1期) 3.《地方對鐵路中央專管體制的權力消解——以清末廣九鐵路交涉為例》(馬陵合，《廣東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 4.《「不科舉之科舉」——清末浙江優拔考及其制度性困境》(張仲民，《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 5.《也談張之洞對立憲的態度》(彭劍，《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4期) 6.《世襲特權與國家治理：宣統朝攝政王載灃的權力觀偏差及其成因》(劉瓊，《史林》2019年第5期)專家點評：清末新政作為晚清史研究的一門「顯學」，成果十分豐碩，要想取得新的突破，殊屬不易。但縱觀2019年的新政研究，還是有不少新的進展：（1）出版的相關著作和史料集有17種，相關論文約40篇，體現了這一學術領域仍保持著「熱點」地位；（2）研究領域有新拓展，不僅有對新政中制度變革的全面研究，而且擴展到林業管理、鐵路管理、醫療衛生政策、華僑史等過去較少涉及的領域；（3）研究重心下移，涉及市鎮紳商與教育近代化轉型、地方議員選舉中的司法訴訟、地方優拔考的制度性困境、地方警政、地方行政、地方自治經費等新政的地域化研究；（4）人物研究有新突破，如對張之洞、袁世凱、載灃、趙爾巽等在新政中的態度和作為，從不同側面進行了具有新意的探索，對若干成說提出了質疑；（5）研究方法上有新嘗試，如依據《北洋官報》《商務報》所載資料，分析新政中官員和知識界的近代「知識轉型」。接下來的工作，一是應繼續開發地方資料，深入研究新政在基層的實施情況及其對基層社會的影響；二是應從國家治理的角度，深入探討新政對中國早期政治現代化的具體影響；三是應進一步從理論上說明新政各項改革之間的內在聯繫，繪製出清末新政的全息圖像。
(點評人：馬敏，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教授)
熱點九 五四運動與現代化道路的探索
熱點介紹：五四運動是一場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拯救民族危亡、探索現代中國建設之路的社會革命運動，又是一場各種新觀念新思潮新文化相互碰撞、衝擊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傳播新思想新文化的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更是中國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在近代中華民族追求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方面具有裡程碑式意義。201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學者們站在新時代的高點，反思、審視「五四精神」，深入探討五四運動與中國現代發展的關係。(1)深入分析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新思想、新觀念的傳播方式及其傳播對象，試圖構建「新文化」傳播的多維路徑；(2)以「五四」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為線索，深入研究他們在五四運動中的行為和思想，探究他們與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關係；(3)梳理五四運動後「新文化」對中國社會和個人發展以及中國現代化道路探索的影響，涉及社會政治和文化、個人觀念和價值等；(4)立足新時代，審視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現實意義。
1.《五四運動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閆志民，《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2.《五四：現代中國的新起點》(耿雲志，《歷史研究》2019年第2期) 3.《五四前後「個人主義」興衰史——兼論其與「社會主義」「團體主義」的關係》(楊念群，《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 4.《新文化運動時期「費小姐」的爭得、護持與「出讓」——以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為線索》(賀昌盛，《南國學術》2019年第2期) 5.《傳媒、政爭、工商業與五四運動的形成》(江沛，《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9期) 6.《<紐約時報>中的五四運動》(郭永虎、宋建欣，《中國檔案》2019年第11期)專家點評：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事件，歷來受到研究者重視，常說常新，成果繁富。儘管如此，2019年適逢五四運動百年，研究成果還是比平常豐富許多。縱覽所發表論文，可以發現，以長時段、全球化、多維視野解讀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本年度研究鮮明的特點。眾多論文述及，五四運動在中華民族復興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自此時期開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和研究馬克思主義，並用它來解決中國問題，找到了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科學指導思想，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幹部上的準備；中國人民表現出高度的愛國精神、文明活力與創新精神，成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精神動力。諸多論文還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等方面，重新審視五四運動的歷史地位和現實意義。同時，也有學者述及以往較少涉及的一些領域。例如，美國《紐約時報》關於五四運動的報導，內容相當豐富，視角也很獨特，將親歷事件的西方人眼中的五四運動介紹給世界，對於讀者了解事件原委有「他山之石」之功用，體現了五四運動研究的世界視野。
(點評人：熊月之，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熱點十 回歸以來的澳門歷史研究
熱點介紹：1999年12月20日，澳門回到祖國懷抱，開啟了歷史新紀元。回歸二十年來，澳門開創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局面，譜寫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華彩篇章——經濟實現跨越發展，社會保持和諧穩定，中華文化傳承光大，多元文化異彩紛呈。回歸以來，澳門歷史研究取得的長足進步，不僅體現在發表、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支結構合理的專業研究隊伍，成立了不少專門的研究和教學機構，更體現在澳門史研究主體性的確立以及與此相連的問題意識、學術範式的調適。2019年，以中國史、澳門史為方向的首個歷史學博士課程正式招生的同時，對澳門史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化：（1）持續研究澳門學相關領域，如探討澳門學學科構建，審視和總結澳門學取得的成果和面臨的挑戰，探究澳門學與澳門當代乃至未來發展的關係；（2）從當代史視角關注「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經驗，包括深化對「一國兩制」與國家治理體系關係的認識、把握「一國」與「兩制」的辯證關係、探討「一國兩制」新實踐等；（3）從歷史研究出發，倡導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涉及「一帶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中心，一平臺，一基地」建設等議題；（4）相關專題史研究有所拓展，如澳門抗戰史、澳門口述史、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澳門旅遊博彩史、澳門海洋社會史等。
1.《澳門學與澳門發展道路》（吳志良，《南國學術》2019年第1期） 2.《議題、視角與歷史意識——近三十年澳門地區澳門史研究的演變和趨勢》（張中鵬，《澳門研究》2019年第2期） 3.《中國道路的又一偉大實踐——從經濟特區到粵港澳大灣區》（陶一桃，《澳門理工學報》2019年第4期） 4.《回歸以來澳門高等教育發展的成就與經驗》（龐川、林廣志、胡雅婷，《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5.《「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與發展》（孫翠萍，《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5期） 6.《習近平與新時代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述論》（齊鵬飛，《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2期）專家點評：從20世紀80年代起，伴隨著中葡兩國就澳門問題展開談判，澳門歷史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興趣，至回歸前後，澳門歷史研究出現空前繁榮的景象。回歸二十年來，相關研究更增添了默默耕耘的平實、追求真相的執著。近年來，澳門歷史研究中的民族國家史觀、全球史觀、現代史觀等視角與方法漸成主流，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基本成型，新史料發掘層出不窮，中外學界通過研究成果開展「文本對話」，澳門史學的學術話語權隨之悄然回歸，以澳門學為引領的本土知識體系正在加快建構。在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國內外再次掀起一股關注澳門發展、總結澳門經驗、研究澳門模式的熱潮，相關論文和著作大量湧現，雖然應景文章與實力之作雜陳，但亦不乏具創新性的佳作。尤其是以當代史的視角，將「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實踐進行經驗性的總結，探尋回歸以來澳門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意蘊，以及從深處、細處觀察澳門與世界、與國家及與周邊地區的互動關係，在新的時代對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進行理論層面的提煉與闡釋。
(點評人：林發欽，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代校長、教授)
研製發布：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
澳門大學《南國學術》編輯部
項目策劃：林廣志 田衛平 趙殿紅
項目成員：何寧宇 李涵聞 盧嘉諾 袁 琴
賓睦新 趙 龍 陳康寧 黎敏菁
[責任編輯、校對：田衛平]
編者註：此文刊發於《南國學術》2020年第2期第345—352頁，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請發郵件到下面信箱索取文章的PDF版：
wptian@um.edu.mo
圖文排版、設計：田衛平
「社會服務國家」發展論綱(180)
◇林閩鋼
現代主流經濟學的貧困(189)
◇ 宋小川
廣州工商學院 客座教授
推進中國的城市史研究之省思(198)
◇ 吳松弟
復旦大學 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教授
·東西文明對話·
中、西、印思想的本體論比較
——以「道」「Being」「Brahmam」為例(206)
◇ 張 法
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浙江師範大學 人文學院 教授
中西書寫倫理的差異與衝突
——以宋代為中心的考察(216)
◇ 江寶釵
中正大學 中文系 教授
走向「我-他-你」：文化認同新模式(230)
◇ 沈湘平
北京師範大學 哲學學院 教授
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深層邏輯(240)
◇ 陳贇
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
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教授
·時代問題論爭·
何為「元哲學」？(261)
◇ 袁祖社
陝西師範大學 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 教授
「發生學」「譜系學」的由來與關聯(273)
◇ 王曉朝
中山大學 哲學系(珠海) 講座教授
·述往思來·
中國「比興」美學的源與流(281)
◇ 張節末
重塑西方哲學之「根」
——對西方哲學譜系和邏輯導致的現象之考察(290)
◇ 強以華
湖北大學 哲學學院 教授
「記憶之場」與國族認同
——以中山陵為案例的探討(300)
◇ 李恭忠
南京大學 歷史學院暨學衡研究院 教授
·中國歷史文化論壇·
「郡縣制」「封建制」的歷史糾纏與鬥爭
——以關係疊加為視角(313)
◇ 徐 勇
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華中師範大學 政治科學高等研究院 教授
「立言」：中國古代的一種文化(326)
◇ 胡大雷
廣西師範大學 文學院教授
明清時期府縣衙門的政治構成(335)
◇ 柏 樺
安徽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教授
·信息速遞·
「複印報刊資料(2019)轉載率排名」對外發布(289)
◇ 田衛平
《南國學術》編輯部 編審
「2019年度中國歷史學研究十大熱點」評選揭曉(345)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和文化研究所
編者註：《南國學術》第二期頁碼接續第一期，已開通微信公眾號，除了每日推出一篇簡體字版文章外，創刊以來的全部文章均可以通過手機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