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高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走上朝鮮戰場時，16歲的蔣振娟可能沒有想到，僅僅1年半後，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亂語，亂解小便，反覆把棉被掀起一個角又放下折平。
摘自：《時間開始了》 作者：看歷史 出版社：先鋒國家歷史
60年前，數百萬中國軍人先後跨過鴨綠江，投身於抗美援朝的戰場。十餘萬中國軍人埋骨他鄉，20餘萬傷員回國治療，2萬餘人被俘。
60年後，即使是那些聲名赫赫的英雄，邱少雲、黃繼光、楊根思、羅盛教，都已經淡出了不少人的視線，何況還有另外一群老兵，已經更早地被人們所遺忘。
在今天的浙江省湖州市第三人民醫院老年精神病區，75歲的蔣振娟，思維仍然停留在56年前，醫生護士都叫她「小蔣」，問到年齡，她永遠的回答都是「17歲」。而她的病友，87歲的胡久昌，已經臥床不起。他們在醫學上被稱為「戰爭應激反應」患者，當年共有417名志願軍人來到這裡，其中146人長期留在這裡休養終老，而現在，只有蔣、胡二人尚在，在混沌中走到一生的末段。
他們的戰友，80歲的原志願軍第60軍180師戰士趙英魁，卻長期留在了臺灣。作為1.4萬名被脅迫到此的志願軍戰俘，他的人生下半場，更加充滿了曲折和艱辛。
直到近年來，這些特殊的原志願軍戰士的命運，才得以被公開關注。也許他們從來沒有獲得過勳章和鮮花，但他們同樣曾經是戰士，也曾經為自己的祖國慷慨赴死，流汗流血。
60年後，讓我們重訪他們的故事，追憶他們永不再回的青春。
高唱「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走上朝鮮戰場時，16歲的蔣振娟可能沒有想到，僅僅1年半後，自己就成了精神病人：胡言亂語，亂解小便，反覆把棉被掀起一個角又放下折平。繼而連續數日不眠不休，並且拒絕與任何人交談。
3年後，她因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轉入浙江第五康復醫院、也就是如今的湖州第三人民醫院。
年僅19歲的蔣振娟，就此開始她漫長而混沌的餘生。
2010年2月下旬，湖州第三人民醫院老年精神病區裡，滿頭白髮的蔣振娟坐在床邊的的靠背椅上，低頭擺弄衣角，一絲口水從歪斜的嘴角慢慢滑下。間或抬起頭來，眼神空洞發直，沒有聚焦點，沒有一絲情感波動。
從56年前入院起到現在，醫生護士們一直叫她「小蔣」。 「問她多少歲？十七」，護士長俞靜如說。75歲的「小蔣」，記憶永久停留在了發病前。
在蔣振娟的隔壁，另一位87歲的志願軍精神病人胡久昌，鼻孔插著氧氣管，頸窩插著營養液管，已經臥床不起。
「戰爭應激反應」
韓戰，陸續參戰的300萬中國軍人中，有近20萬人傷殘。其中還有為數不多的精神病患者，有普通士兵，有戰鬥英雄，也有中高級軍官。
特等戰鬥英雄趙桐風就是一位。在張家口沙嶺子療養院裡，他一天到晚只重複一件事，聲稱設計「威力無比」的大炮。間或對著天空大吼，有如衝鋒陷陣。
戰後，這些病人由東北陸軍醫院陸續轉到大後方休養治療。華東軍區、華東野戰醫院也接收了一批。其中417名志願軍精神病人，陸續轉到了1955年在諸暨成立的精神病防治所，這就是湖州第三人民醫院的前身。
這417名病人，除部分康復出院，或是轉回原籍繼續休養治療外，最後剩下146人長期留院休養直至終老。
和當時國內其他醫院的收治情況大體相似，他們入院時，大多年齡只有20多歲，最大的不超過35歲，有的甚至還不到20歲。
這些「最可愛的人」，就此早早開始了連過去與現在、生存與死亡都模糊不清的人生後半場。
50年來，他們陸續離世，到現在只剩下蔣振娟和胡久昌兩人，也已處於生理機能整體衰退狀態。
護理了老兵們30多年的俞靜如說，在此之前，他們就已喪失記憶，喪失語言能力，喪失生活自理能力，不同類型的病症還伴隨不同的怪異行為，「千奇百怪，匪夷所思」。
沉默型的如蔣振娟終日枯坐不語，狂躁型的如胡久昌動輒無故打人。偏執型的如已去世的譚才生，固定在每天凌晨2點起床一遍遍掃地、重複擦桌子。只有護士聲稱「不準凌晨兩點起床，這是軍令」時，他才會停止強迫性勞動。
不同類型的病人，也有相似的刺激反應。他們大多對電視裡的戰爭場面反應強烈。每當槍炮聲響起，有的老兵就會高唱解放軍軍歌、志願軍軍歌，站起來向電視裡的毛主席敬禮。
他們的病症，被美國著名精神病學家Rache稱為「戰爭應激反應」。他說，軍人可能會在戰爭結束後的數周、數月、數年間，都一直處於戰場上才會有的特殊亢奮狀態，最後會到達」崩潰點」，然後出現嚴重精神萎靡不振、反應遲緩，甚至記憶、語言功能退化、戰爭噩夢、終日獨處脫離群體，以及其他輕重不等的抑鬱症狀。
這或許能解釋，蔣振娟等人的病情，在走下戰場之後才慢慢發作。
恐戰自傷
與趙桐風等人的亢奮、狂躁截然相反，志願軍20軍58師174團三連副班長馬玉堂，卻是因恐戰而成了精神病人。
1951年，剛從第20軍後勤部抽調到一線戰鬥部隊，馬玉堂就流露出了強烈的恐戰情緒。某次高地阻擊戰時，敵軍炮火猛烈傾瀉，身為副班長的馬玉堂竟躲到了防空洞裡，直到被副排長強行拖出。
從那以後，馬玉堂一直情緒低落。「我身體不行了，但現在還沒有復員條件。」他時常和戰友念叨。部隊也注意到他回國訓練時，「工作不起勁，拒絕參加政治學習」，進而拒絕進食、聲稱「班長要拿衝鋒鎗打死他」、「班長說我是特務」。
當人們開始覺得馬玉堂「似有神經錯亂」時，他已經在反覆念叨「要死，自殺」之類的字眼。幾天後，馬玉堂支開看護他的兩名戰友，以「身體直立、兩腳平行」的古怪姿勢從樓上跳下。
送醫院救治時，馬玉堂咬緊牙關，顯得很痛苦。但軍醫檢查後認為並無大礙。因此，組織鑑定結果認為，馬玉堂並非真的想死，而是「想通過自傷的方式儘快脫離現役」。
1955年5月，馬玉堂終於退役，原因是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經「不適合服役」。退役後，馬玉堂轉到湖州三院長期休養。
因「戰爭應激反應」產生的心理、精神異常，往往會被視為貪生怕死。士兵也可能因此受到嚴厲處罰，如關監獄，強迫加入「突擊隊」，送上軍事法庭，甚至處決。
然而，至今仍有很多軍事人員堅持認為那是違反軍紀。因為「真正的違紀行為，與心理應激性違紀行為之間的界限不易確定」
軍醫院事後對馬玉堂跳樓事件的分析報告也認為，馬玉堂所在部隊的基層領導及身邊戰友，都存在認識不當的失誤。即不應該表露出強烈鄙視其「貪生怕死」的態度，「這個態度進一步刺激了馬玉堂，導致其精神失常加重，最後選擇跳樓」。
但當時部隊的組織結論仍然強調馬玉堂「貪生怕死、思想落後」。
美國精神病學家Rache認為，正確的態度，應該是將戰時心理、精神異常視為「應激」。因為「當戰鬥激烈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任何人都可能出現精神異常。若能及時開展心理疏導和治療，將能大大減少軍隊的精神病減員。」
事實上，韓戰中，志願軍的對手美軍早已經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在這場戰爭及此後的越南戰爭中，美軍精神疾病退役人員均佔總數的10%。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有7830名精神症患者被解除兵役，佔解除兵役總人數的25%；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因患精神疾病退役的官兵為312354人，佔減員總數的33.6%。
浸透硝煙血色的青春殘片
並不是每個志願軍精神病人都象馬玉堂一樣，保存下了較詳細的病案記錄。隨著醫護人員一代代更替，他們的生平事跡漸漸湮沒無聞，甚至連籍貫、部隊番號、年齡等基本信息也變得模糊。
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從檔案裡，從老醫護人員口中，從他們故鄉的親友述說中，試著去完成一幅浸透硝煙血色的青春殘片拼圖。
湖州三院院辦主任馬瓊芳說，三院早年多次搬遷，檔案也有部分散失。如今病案室裡「或許還有一些」。
醫院病案室裡，確實還保存著一個敞開著的舊紙板箱，裝著100來份牛皮紙檔案袋，有的紙袋上註明著「犧牲」或是「死亡」。還有10來本鮮紅封面的軍人退役證，無法歸入任何一個檔案袋。
每個檔案袋裡的材料多寡不一，大多只有一份軍人登記表或是退役證明。僅有個別袋裡存放有病歷，或是審查材料、詢問筆錄。
隨手打開一本軍人退役證，發黃的相片和紙張粘在了一起。顯然，已經很多年沒有人翻動、注目過這些曾充滿英武氣息的青春面容。
這些老兵中，絕大多數是一線戰鬥人員。其中一位已去世的湖北籍老兵王明德，隸屬12軍34師102團。12軍是上甘嶺戰役的志願軍預備隊，34師106團則是在戰役後期接替傷亡慘重的15軍45師一部，固守了陣地28天。
上甘嶺戰役之慘烈，一直被公認為韓戰之最。此役前後歷時43天，「聯合國軍」炮兵和航空兵，對志願軍固守的兩山頭髮射炮彈共190餘萬發，投炸彈5000餘枚。總面積不足4平方公裡的兩高地頂部，竟被炸彈生生削去了1～2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有學者指出，槍、炮、地雷等武器，即便沒有直接造成殺傷，形成的震波、高分貝噪聲、燃燒等因素也會對士兵的身心健康造成極大影響。他們把「戰爭應激反應」稱為「炮彈休克」。
幾乎所有的志願軍老兵都會在回憶中提及，韓戰中美軍炮火格外猛烈：敵人「像撒胡椒麵一樣扔炮彈。以前扔汽油彈也就一顆兩顆，看準了來這麼一下，那天的汽油彈扔得不斷點。在營指揮所裡看著那個山頭就像一個大火炬。整整一天燒得如同火焰山。」
那個環境裡，很多人當場就精神錯亂了，「前方有，後方也不少。一個個目光呆滯。胡言亂語。動不動就在那裡』打炮了，打炮了！』或是『臥倒臥倒』的亂叫。那樣子，沒有人見了不發怵。」
歸俘洪朝林
志願軍第40軍119師355團二營機炮連彈藥手洪朝林，就是在戰場上激發出的精神分裂。
1950年10月19日，志願軍第40軍率先入朝作戰，收復平壤、越過三八線、徒涉臨津江，一路殺去，勢不可擋。
然而在「不到漢城的一個半山腰上」，洪朝林被美軍俘虜了。「碰到了大批敵人，我跑得慢，掉隊了」。
在戰俘營裡，洪朝林先是被拉去「聽講耶穌」，而後又有美軍心理戰部隊、臺灣國民黨軍政人員聯合志願軍叛徒，在戰俘營裡成立了準武裝性質的「戰俘警備隊」，在志願軍戰俘的胸口和雙臂等處強行刺上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徽，或是「反共抗俄」等政治宣傳口號，洪朝林也未曾倖免。
1953年8月，作為6000多名被遺返戰俘之一洪朝林帶著手臂上洗不掉的「反共抗俄」刺青，回到了國內，安頓在遼寧省第十康復醫院裡。在這裡，洪朝林開始整天「亂跑亂鬧」，在理髮館理了發不給錢，嫌棄鞋小穿不進去亂發脾氣，還在牛奶碗裡小便。
院方最初懷疑洪朝林是「胡說裝瘋」，理由是「初入院不說話，有一次打麻藥痛得受不了就開口了」。
「反動刺字」及國民黨舊軍人履歷，使得洪朝林在此後的4年間，經歷了至少4次極為詳盡的政治審查，留下了30多頁文字材料。包括浙江與遼寧方面的往來協查公函、組織上對洪朝林的審查記錄，以及洪朝林自述材料。
這些審查記錄和詢問筆錄條理清晰、完全看不出患精神病的痕跡，洪朝林自稱「在戰爭中嚇出了精神病」，但「在被俘那時是清醒的」。
洪朝林的檔案袋，最後落在了湖州市第三人民醫院。這至少證明，洪朝林在1957年後在這裡休養過，甚至可能是終老。
浙江中部浦江縣潘宅鎮洪田畈，一個僅有一條機耕路出入的浙中小山村，洪氏家族世代聚居於此。
洪朝林這個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以致於我們道明來意後，和他年紀相仿的鄰居洪才水也大感驚詫。
「他們一家人已經死絕了。」洪才水說，洪朝林最後在世的親人、有智障的弟弟，也在20年前走失了。
和絕大多數鄉親一樣，洪朝林念了三年小學勉強識字後，就輟學回家了。他家出身中農，有幾畝水田。如無意外，春種秋收、娶妻生子，然後盼個兒孫滿堂，順理成章地奔向千百年來中國農民心目中理想的人生結局。
只是，大時代的巨浪中，小人物始終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一切都在1946年6月的一天裡改變：母親漸漸遠去的哭喊聲中，19歲的洪朝林被國民黨軍抓了壯丁。
兩年零三個月後，洪朝林以國民黨軍93軍「解放官兵」的身份，在遼西會戰後被編入了解放軍第40軍，然後跟隨四野大部隊南下，從華北一直打到海南島。
洪才水說，1950年代，洪朝林曾經回到過老家一趟。那時，洪朝林的父親已經去世。
「他有時神經兮兮的，有時又很正常。」洪才水說，洪朝林只在家裡呆了半個多月，原因是「病情時好時壞，痛苦難耐」，據說「又回部隊治病了」。他已記不起洪朝林那一趟回家的確切時間，也從來不知道洪朝林參加過韓戰。
那以後，洪朝林再也沒有回過老家，就此下落不明。洪朝林的母親情知「兒子多半死在外面了」，無奈認了村裡一個孤兒作義子，為自己養老送終。如今，洪家養子也已到垂暮之年，賣掉了洪家祖宅後，住進了浦江縣敬老院。
「他家收乾兒子、賣房的契約都是我執筆的。」洪才水說。
兩天後，馬瓊芳向記者發來簡訊：確認洪朝林已於1959年1月在我院病故。
「膽小怯生」的學生兵
在湖州三院裡保存著檔案的志願軍精神病人中，像洪朝林、馬玉堂這樣的「國民黨被解放官兵」並非個案，他們都是被國民黨方面強抓壯丁入伍的農民。
並且，無論有沒有舊軍人經歷，這批病人中絕大多數軍齡不超過5年，除去發病到久治不愈退役休養的2-3年，正常服兵役時間往往也只有2-3年甚至更少。
Rache比較了新兵與老兵、未受過軍訓者與受過軍訓者、普通部隊與精銳部隊的「戰爭應激反應」情況後，證實前者發病率均比後者高。
另一個可佐證該項論斷的事實是，這批病人中的少數「學生兵」， 沒有念完中學就直接參軍上了朝鮮戰場，從入伍到發病時間通常不超過1年半。
「學生兵」吳曾規，1950年參軍，服役於志願軍第26軍。從此與家人音信斷絕。
這支部隊於1950年11月開赴朝鮮，略晚於洪朝林所在的40軍，也是第一批踏入朝鮮戰場的志願軍。
在姐姐吳玉華眼裡，吳曾規是一個「膽小怯生」的孩子，竟然主動報名參軍去朝鮮戰場，這讓全家人都感到意外。吳玉華認為，弟弟是受了「當時全國上下熱火朝天的報名參軍潮」鼓舞。
吳玉華也談到，當時母親很擔心，覺得吳曾規完全不適合上戰場。但「看看到處都在宣傳參軍報名」，又想想兒子也是「為國效力，參軍也是好事」，就同意了。
直到戰爭結束，吳家仍然沒有吳曾規的音訊。多方打聽後才得知，吳曾規可能在浙江省第五康復醫院裡。
於是，吳玉華在1956年去信查詢。院方回復「請來院當面確認」。
「他恍恍惚惚抬起頭，遲疑了片刻，叫了聲姐姐」。吳玉華悲喜交加，欣慰弟弟總算還認得「一直和他感情最深的姐姐」。
1952年10月，吳曾規在朝鮮戰場上被炮彈彈片擊中頭部，「腦子也震壞了」，在東北陸軍醫院幾經醫治沒有起色，只好轉回浙江。
這一面，成為吳玉華和弟弟的訣別。
兩年後，久病不愈的吳曾規病故於湖州三院，吳玉華去醫院帶回了弟弟的所有遺物以及骨灰盒。
在湖南常德精神病院裡休養的志願軍女護士長凌小雲，與吳曾規情況大體相似。她在上甘嶺戰役中搶救傷員時，被炮彈削去半邊頭蓋骨。凌小雲大難不死，但大腦功能嚴重損壞，記憶永遠停留在了20歲。
遺忘與關愛
從吳玉華找到弟弟，到弟弟去世的兩年時間，因為「家裡上有老下有少，又要工作養家」，即便是「和弟弟感情最好」的吳玉華，也沒有再去看望過弟弟。
和親友斷絕了聯繫，幾乎是這群志願軍精神病人的常態。
常年照顧胡久昌的護工徐成役說，上一次有老兵家屬來醫院，還是幾年前一位老兵去世時。「在醫院十幾年，我就沒看到過有誰的家屬來探望的。」
不過，在垂暮之年，湖州三院裡的老兵們得到了一份遲來的關愛。近年來，湖州地方政府為在世的老兵承擔了每人每年40萬人民幣的全部生活、醫療開銷。馬瓊芳說，十年來，湖州地方政府黨政領導也會在春節及建軍節時來看望老兵們兩次。
只是，無論多少撥款支持，或是領導多關愛，都改變不了老兵們的結局，他們終將在混沌中，帶著寂寥和孤獨，長眠於3公裡外碧浪湖畔的湖州烈士陵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