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曾經客居柏克萊三年，從1969年7月住到1972年秋天才離開，也算為柏克萊留下了一章美麗的詩篇。
大約在1968年前後，張愛玲結束波士頓的駐校作家一職後，想另找一份新的差事，於是託她一向信賴的莊信正替她留意。那時任職於柏克萊「中國研究中心」的莊信正恰好預備離職，於是和夏志清商議後，兩人決定共同推薦張愛玲來接任研究中心的空缺。1969年，莊信正原來的老闆，即當時任教於柏克萊加大東方語文學系的陳世驤，便以計劃主持人的身份，延聘張愛玲到柏克萊擔任研究員。
張愛玲平日上班的地方，是位於校園外小城市中心區緊鄰灣區公車站的一棟三層紅磚房的頂樓。「中國研究中心」雖然隸屬於柏克萊大學，但校園空間不敷使用，只好先在校外租用空間，這也是柏大創校以來的慣例。佔用了兩個樓層的「中國研究中心」，從創設起便佇立於夏塔克街上，一直到1972年，才搬遷到校內。
張愛玲每天走路上班，據她的同事描述，她「總是過了中午才到，等大家都下班了，她往往還留在辦公室。平日難得有機會與同事見到面，也沒有人去注意她的來去，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驚鴻地瞥見她一閃而過的身影」。張愛玲為了替自己多保留一些寫作的時間，當初接受的是一份兼職工作，因此過了中午才上班，也屬正常。既然張愛玲並不是全職人員，也不必一年內交出論文。不過陳世驤還是期望她能和之前的莊信正一樣，交出漂亮的「專業論文」。只是「術業有專攻」，對於專業論文的形式，張愛玲和陳世驤之間顯然產生了歧見。其實第一年起，「上層」對張愛玲已有微詞。張愛玲那時就已醒悟到，柏克萊這群「專家」只看結果，論文是否被接受，是能否續任的關鍵，至於她「文壇巨星」的光環，在這裡並不管用。尤其她平日鮮少與人打交道，人際關係薄弱，當真遇上什麼難題，連個幫她說話的人都沒有。
大約在1971年2月，她先提交了一份初稿。只是閱稿的人多說「看不懂」，張愛玲也曾試著根據別人給的意見修訂內容，「並沒有一味固執或是怠工」。說來說去，還是論文形式認知上的差異。張愛玲說過自己「沒寫過理論文字」，結果這回踢到了鐵板。4月份，陳世驤來信通知她「6月底結束這裡的工作」。
張愛玲離開研究中心的職位後，又在柏克萊住了一年。對於自己論文的遭遇，她顯然也頗不是滋味。她說：「我在中國研究中心寫的文章，去職後當然沒有再給他們的義務。但是是我喜歡的東西，既然有現成的材料在這裡，自然要寫完它。以前我說一直對這材料有興趣，並不是因為想做這事，才那麼說。」在柏克萊的最後一年，她又花了不少時間弄那些材料，結果寫成了100多頁的論文。張愛玲也很清楚，「這一類的論文的出路也少」。結果這100多頁的論文，後來便不了了之。
原本就打算為自己多保留一點時間的張愛玲，在柏克萊期間的寫作重心有一部分是放在《紅樓夢》的考證上。那段期間，也是她沉醉在紅樓世界的美好時光。因為她正好有機會在「柏克萊的加大圖書館借書，看到脂本《紅樓夢》」，近人的考據她都是站著看──等不及坐下。
據考據，張愛玲站著看《紅樓夢》的地方，就在校園核心建築杜蘭館，即早年的東亞圖書館。由於圖書館空間不大，而又書籍眾多，於是藏書室便以壓縮樓層，層層累疊、盤桓的書架，以爭取最大的貯藏空間。由外觀之，宛若「藏書閣」一般。
要進「藏書閣」之前，得先過一道鐵鎖門。上下樓層間，則以幾乎只容單人出入的樓梯，折返行進。至於「藏書閣」中，只有找書的立足之地，連多擺一張閱讀桌椅的空間也無。對於求知若渴的人來說，找到心儀的藏書，必想即刻一睹為快，誰還肯繞過迢迢小徑，將書搬到鐵鎖門外的閱覽室，再慢慢坐下來看。「紅迷」張愛玲更是如此。
張愛玲並非全然冷漠的人，熟識她的莊信正就說她「其實極富人情味」。曾經為了感謝女助理為她「病中送藥」的美意，張愛玲送了她一小瓶「香奈爾五號」香水。當年既無宅配，也無網購，看來柏克萊有一處專賣「香奈爾五號」香水的店，是當年張愛玲喜歡去遊逛的地方。
當年張愛玲到柏克萊的第一個月，為了觀看人類登陸月球的壯舉，在電視轉播當天，還特地搭了公交車到城西的聖帕羅街去買電視機。這條聖帕羅街是柏克萊小城的第一條南北大街，街上各式商店羅布，距離張愛玲的住處大約有10個街廓之遙。買好電視機，她手裡抱了一個大紙盒，忙著找車搭。由於近視得厲害，張愛玲還一度將電線桿當成是公交車站牌，眯著眼張看了半天。恰好讓開車路過的陳世驤夫婦看見，於是送了她一程。張愛玲也關心時事，並非全然不食人間煙火的傳聞，在華人圈裡散布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