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青春遭遇政治」，今夜的一千零一夜，道長繼續為我們講述詩人楊牧的《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誰年輕時不寫詩」，今日的延伸閱讀，我們一起回到詩人年輕時的柏克萊校園，與他一同走過電報街，穿過紅磚方場，撞見那些憤怒而熱情的心。
「我覺得那四年比其他任何四年對我都重要。柏克萊使我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體認社會；在觀察和體認之餘，我並沒有感覺知識無能，我反而更信仰知識的力量。知識是力量，但知識不可以禁閉在學院裡，知識必須釋放，放到現實社會裡，方才是力量。」
——楊牧
柏克萊
文|張惠菁
六十年代的柏克萊大學，學生的活動力非常旺盛。
柏克萊與美國其他名校如史丹福、普林斯頓等不同，大學和所在城區的互動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校門口便是一條熱鬧的電報街，書店、服裝店、小吃店都有，中午休息時間學生湧出校門口，來來往往十分熱鬧，生氣蓬勃。
受了這條「我永遠無法忘懷的柏克萊電報街」影響，楊牧始終喜歡大學校門口熱鬧一點。
「我喜歡校園靜謐，伹不喜歡校門口悄悄，我認為校門口應該熙熙攘攘才有生氣，也可以使下課的學生一步即踏入現實的邊緣，馬上把自己武裝起來，面對學術以外的世界」。
往後他造訪過的許多學校，哈佛的方場與哥倫比亞大學入口處與電報街情調最像，也最令楊牧喜歡。
柏克萊嬉皮風潮下而形成的嬉皮街（即電報街Telegraph Avenue）
或許是受了學校環境的影響，柏克萊大學的學生以校風自由，主張社會參與著稱。尤其整個六零年代，教授、學生都在談社會參與，頻頻針對都市計劃、生態環保、貧富差距等議題發表看法。
楊牧並不是熱中政治的人。他在柏克萊時期前的詩，絕少直接碰觸政治社會的議題。若論親身參與的社會經驗，楊牧確實經歷不多。自從前一次在愛荷華時，到紐約打工的惡劣經驗後，他也下再勉強自己去打工了。其他留學生有的當助教，有的當酒保，有人在暑假到南方的農場幫忙收成葡萄，甚至有去賭城打工的。楊牧靠獎學金支應生活所需，偶爾兼差工作也只是在圖書館作作研究，沒打過體力勞動的工。
一九六四年美軍大規模轟炸越南後，國內很快便出現了反越戰的聲浪，尤其是在大學校園裡，許多年輕學生投入激烈的反戰示威，於一九六七年沸騰至最高點。柏克萊是大學當中抗議越戰尤烈者。
在愛荷華時，楊牧即曾見到有人在郵局前面焚燒徵兵證，表達反戰主張。在愛荷華那樣的小城，郵局可能就是人們心目中聯邦政府的代表了吧。到了加州，柏克萊大學開反戰運動之先聲，學生的抗議手法也更為激烈。楊牧經常目睹學生與警察爆發肢體衝突。
楊牧記得當時柏克萊正在建一個表演中心。中午學生在校園裡作反戰演講時，工人們就在旁邊吃著三明治。一段時間下來，工人們開始支持學生的反戰立場。警察逮捕學生時，工人們也抗議，也聲援學生。
Berkeley in the Sixties 60年代的柏克萊
作為一個外國留學生，楊牧的關懷是有距離的。「無論我於情如何介入，於法我不得申訴」。他仍像一個右外野手般站在遠處，觀望著場內的競賽。但柏克萊的精神已對他造成影響。
「我覺得那四年比其他任何四年對我都重要。柏克萊使我睜開眼睛，更迫切地觀察社會體認社會；在觀察和體認之餘，我並沒有感覺知識無能，我反而更信仰知識的力量。知識是力量，但知識不可以禁閉在學院裡，知識必須釋放，放到現實社會裡，方才是力量。」
學位考的那天，校園裡仍然進行著反戰示威。加州政府為了驅散學生，用小飛機在校園裡灑催淚劑。當時的州長即是後來的總統裡根。楊牧對政府這種粗暴的做法感到很憤怒。
感受到戰爭的殘酷，楊牧在《年輪》中寫下一段既像散文也是小說，二等兵弗蘭克·魏爾西的故事。二等兵弗蘭克·魏爾西經歷慘烈的叢林越戰，終於退役回到家鄉，卻死於車禍。這個角色很可能脫胎自那幾年楊牧頻繁地在報章新聞故事中、在抗議學生口中聽到的軍人故事。楊牧透過寫作去體會那些他於情介入，於法不得申訴的人物。
柏克萊的紅磚方場成為他理解美國政治與社會的一扇窗口。在圖書館座位埋首於《詩經》與歐洲中世紀文學，走出都蘭樓時，看見學生在方場上演講辯論，大聲疾呼。他自方場走過，與那些學生之間形成一微妙而脆弱的連結——他感受著他們的憤怒和熱情，但無法親身參與，終於只是從方場的邊緣走過；他們將傳單遞到他手上，但無法理解他在《詩經》的古典語言裡的追尋。
那方場有時在金陽之下，閃爍著楓葉的光；有時在細雨之中，點綴著無數的黑傘。徜徉在那方場上的學生，那些演講的學生，辯論的學生，唱歌的學生，那麼年輕而悲哀且又如此樂觀的學生，他們的悲哀和樂觀曾經是如此的平凡，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而今他們的悲哀和樂觀是我精神提升的動力，我在他們平凡的眼瞼中練習飛揚的翅膀，我知道，總有一天我是要排除一切，獨自飛揚。
他畢竟是重視每個個人的性靈的。並不主張人人在社會運動中全然地忘乎自我。柏克萊四年，使他思考的不只是如何介入社會，更要「介入社會而不為社會所埋葬」。
（本文為節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