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訪專家：
高潤霖：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原院長。
劉迎龍：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北京阜外心血管病醫院先心病研究室主任，該院小兒心臟外科中心主任。
侯樹勳：全國政協委員，全軍骨科研究所所長，解放軍304醫院骨科主任。
耗材價格奇高 醫生收入奇低 院士算了一筆帳
「我們國家雖然還很窮，但部分醫用消耗材料，如血管內支架價格在全世界竟排到第二位！」一提及醫療費用的問題，高潤霖委員就如此語出驚人。以血管支架為例：一個支架在我國的價格相當於原產地美國市場價格的2倍。在全世界範圍內，以日本的支架最貴，但日本整體消費水平非常高，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這種判斷在百姓就醫的其它方面也同樣適用。看病為什麼這麼貴？就此問題，高院士曾專門在醫院、藥品器械廠家以及相關環節專門做過調查，並細細地算了一筆帳。
高委員告訴記者，醫療價格共由四部分組成：一是藥品，二是醫用消耗品、器材的費用，三是醫護人員的技術勞務費用，四是醫院管理費用。醫院在藥品方面賺的錢只佔藥品總價格的10%～15%，在醫用消耗品包括各類器材方面賺的錢佔5%。而我國醫院醫護人員技術收費標準在全世界範圍內是最低的。舉例說明：心外科做一個搭橋手術需10多名醫護人員工作一天，而手術費用也才2500多元，心內科做一例介入放置支架的手術費用為1500元。我國在床位費和醫院管理方面的費用也是全世界最低的。
目前我國醫院的收入也主要靠藥品器械，而醫護人員的勞務技術價值遠遠未體現出來。醫院病房有空調、暖氣、洗手間，還有人護理，但住院費比住地下室旅館還便宜，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一方面是醫用耗材的價格奇高，一方面是醫院和醫生收入奇低，這對矛盾的存在，就是我國的現狀。
病人繳費3萬 科室收入3千 比例極端不合理
對目前的醫療費用價高問題，不只是百姓心裡有怨氣，醫生的怨氣其實也不少。這大概是患者們所沒有想到的吧？
侯樹勳委員認為，百姓提到醫療費用，通常不會分得很清，只一股腦兒把這筆帳全算到醫院頭上。籠統地講降低醫療費用，常會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其實，在整個醫療活動中，不單單是藥品、檢查以及一些植入體內的假體如人工關節、血管支架等等這些可看得到的部分，這三個部分(檢查部分主要指某些特殊的檢查如核磁共振、CT檢查等)確實存在著降價的空間。在醫療成本中，更大的成分是醫生技術含量的價值、醫護人員勞動的價值這些無形的部分。後者在目前我國的醫療費用中不但不高，反而是低得需要大大提高的。比如，一個有經驗的醫生，如果他不是專家，那麼他的門診掛號費是5元。5元在社會中是什麼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門診看病對病人接下來的治療起著關鍵的作用。再比如，目前在解放軍304醫院，醫生每天的查房是不收費的，而醫療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查房實現的，醫生在查房中，通過問診、查體並結合自己的經驗對病人作出診斷，卻沒有任何勞動價值的體現。還有手術的操作，它是高風險、高難度、需要高技術水平的，但這部分的費用卻很低。以一個全髖關節置換手術為例，目前一個手術收1100元，這1100元不只包括主刀醫生勞動的價值，還包括了助手、護士，還有麻醉師的勞動價值，以及手術所用敷料的費用，這樣平均到每個人就很少了。一個住院病人交3萬元，看起來是不少了，但將藥費、假體費用除去後，科室最後的收入就只剩2000～3000元。這樣的收入如何能滿足醫院諸如管理、房屋維修、人員工資、醫生再教育、購置器材、開展新業務等多方面的支出？
劉迎龍委員也同樣認為，在目前我國病人總體醫療費用中，醫院所收的醫護人員的勞動費用其實很少，在總費用中所佔的比例極小。在我國，做一例肝移植的手術費是4000元，這和國際通常水平相比是非常低的。「在美國做一例心臟手術，醫生、麻醉師、灌注師的費用佔到總體醫療費用的1／3，病人所用藥物、材料等費用佔全部費用的1／3，醫院收的床位費、器材費、護理費、住院醫師費及管理服務費用佔總費用的1／3。在我國，做一例複雜先天性心臟病法樂四聯症的手術費用大致在4～5萬元，可醫院所收的手術費也只有2000元，僅僅相當於總費用的1／20，甚至都達不到這個比例。」按照這種測算，在總體醫療費用中，醫院所收的醫護人員技術勞務費在病人總體費用中所佔比例大約在1／10～1／20之間，而這些費用也並非全部付給醫護人員。眾所周知，醫護人員是以工資和獎金的形式從醫院領取一定報酬的。這樣，醫護人員的最終所得在整個醫療費用中所佔的比例，顯然連這1／10～1／20都不到了。中間環節過多醫療費用過高
中間環節過多 醫療費用過高 「層層剝皮」賺得狠
高潤霖委員介紹，藥品及器械進口後有4%～13%的進口稅、17%的增值稅，這就是21%～30%的稅。由於中國不許外商在國內直銷，那麼就必須有分銷商，有的外國公司委託香港的分銷商，香港分銷商再委託內地分銷商，每一層的分銷商都要賺取一定的利潤，「層層剝皮」，最後就剝到產品價格比原產地增長1倍以上。以血管支架為例：血管支架在我國現行價格為1.8萬元人民幣，而產地美國卻是0.8萬元人民幣。多出的1萬元是如何形成的？支架進口保守計算以加20%的稅計，那麼，這3600元是國家賺的，醫院只賺取5%的管理費，即900元。其餘的自然就要由各級分銷商來賺了。而上述算法還是在我們不了解支架出廠價格的前提下進行的。個別醫生拿回扣不能說完全沒有，哪個行業也不能保證完全純潔，但即使有，也肯定不會佔其中主要的部分。
「由此看來，高額的醫療費用主要是由藥品、消耗品、器材價格的虛高造成的，其中，中間環節的分銷商賺得太多了。」高委員如是說。
招標會不正規 物價局管小錢 國外做法正好相反
「藥品器械價格的虛高問題雖然呼籲多年，但並未真正解決。這幾年雖然實行了統一招標採購的辦法，但其中又出現了新的問題。」高潤霖委員指出，由於行政部門自己無力組織招標，於是就要委託招標公司。然而，委託哪家招標公司並沒有招標。這時，面對招標公司，眾多醫藥公司的分銷商要想競標需先交手續費，有的甚至是按規格交，產品的一種規格交幾百元。以導管為例，一個導管就有十幾種規格。這樣，招標公司招一次標就可以成百上千萬地賺錢。雖然中標後有些藥品器械價格也會降10%左右，但總體價格並沒有降多少，根本達不到降價的目的。「很多招標並不是非常正規的招標，甚至存在質量和價格不佔優勢的產品中標，而價低質優的產品反而不一定能中標的怪事。雖不能說所有招標公司都如此，但至少我見過。」高委員說。
針對上述情況，也許有人會問：對於各項醫療費用，物價部門不是都有明文規定嗎？一點不錯！物價部門所定的價格確實是針對醫院醫療費用的，如手術費、護理費、床位費等等，但也僅僅是醫療費用，而並未觸及藥品和器械等高質消耗品的價格。高潤霖委員說：「物價部門管醫院管得很緊，但所管的都是小錢，並未管到藥品器械這些高質消耗品。對這類產品，經銷商向物價部門報價是多少就是多少，物價部門並未限定此類商品的價格。然而，病人花錢最多的往往正是在這類高質消耗品上。有的抗菌素1000多元一支，注射10針就是1萬元；有的藥20元1片，一個療程下來就是幾千元。這部分在總體醫療費用中佔了很大的比例。」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醫療費用的構成在我國呈現這樣一種特點：大部分是付給藥品器械等高質耗材的，醫院和醫生所得的其實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這種情況也就為個別醫生收受紅包等不良行為的出現提供了土壤。
「但這一情況在中國大陸以外正好相反。」高委員說，在國外，病人多半的醫療費用是付給醫院和醫生的，少部分是為藥品和器械支付的。還以導管和支架為例，它們的價格在美國只有中國的一半，但醫生的手術費用很高，做一次手術往往就是幾千美元。病人認為應該付給醫生的都給了，沒必要再給了；醫生則認為再拿紅包就像是拿小費，是對自己的貶低。
國家制定合理價 產品儘快國產化 委員給降價出主意
針對現存問題，記者問：「如果實行醫藥分家，問題是否能得到解決？」但高潤霖委員認為，實行了醫藥分家並不能使這個問題得到根本解決，那不過是將病人買藥的行為由現在從醫院購買變成從藥店購買，商人和藥店照樣賺錢。相比之下，病人買藥通常還是更願意相信醫院的。因此，唯一的辦法是國家出面採取強制手段對藥品、高質消耗品規定指導價格，這對降低整體醫療費用的作用很大。「雖然在美國，對此類商品並沒有指導價格，但國外的市場經濟已經很規範了，不用政府干預。但在我國，很多商品目前是靠不正當的手段找市場的，我們的市場經濟還不是很健全和完善，況且，我國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因此，對此類涉及千家萬戶的生命和健康的特殊商品，國家完全可以制定合理的指導價格，在保證商人獲取合理的利潤的前提下，規定這類商品若超過某個界限就不許在中國市場銷售。如果能制定出一個合理的價格，那麼這類高質消耗品在目前價格的基礎上再降30%是沒問題的。此外，大型醫療器械檢查費用也可降低。」高委員說。
這時，「即使適當提高醫護人員的手術費、治療費、護理費、管理費，仍可保證病人醫療費用的整體水平有所降低。」高潤霖委員認為，這樣做並不會妨礙市場經濟，因為醫療產品是關係到廣大群眾切身利益的特殊的商品。
此外，「有些國家在涉及此類醫療產品進口時是實行減稅或免稅的，因為它是特殊產品。我國現在還不是很富裕，醫保水平又很低，很多人需要自費看病，但這類產品在我國卻與其他普通產品是相同對待的。」高委員希望國家在關稅調節方面是否也可有所作為。
而劉迎龍委員提出的辦法是，由於高價的藥品器械主要來自來於進口，那麼，在想辦法降價的同時，國家如能加大科研力度使這類產品儘快實現國產化，那麼價格也就自然而然降低了。另外，國家、企業、個人共同參與，提高醫保水平也是一條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辦法。醫保水平提高了，百姓就醫費用的壓力自然就小了。這樣醫療糾紛也會相應減少。「我國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等於美國人看病的錢，而美國人口只有我國的1／4～1／5。」在這樣的差距下，要求目前的醫保水平達到美國的標準顯然是不可能的。根據我國國情，對13億人口，能做到低水平、廣覆蓋就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至於在醫療費用中的醫和藥的比例問題，劉委員認為：「理順現在醫療費用中的醫和藥不成比例的現狀，提高醫院收費中醫護人員技術勞動的收入比例還需時日。只有在大眾整體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情況下，醫院和醫生的現狀才會得到改善。」劉委員舉例說，目前我國醫療衛生系統一年所有的科研經費加在一起，也才相當於美國兩個新藥上市前的臨床實驗經費。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和國外比，還需立足國情。
健康需要投資 看病也是消費 比較讓我們更客觀
看病貴，對百姓來說確實是不爭的事實，但如果能轉換一下角度再看這個問題，尤其是知道了醫療費用內部極不平衡的比例之後，人們的怨氣或許會減少一些。侯樹勳委員在此提示：不只是醫療費用，其實我們國家很多項收費都非常高，比如汽車價格在世界上很高，但沒有人說；房價高雖然人們也關注，但遠不及對醫療費用投入的注意力多。此外還可做一下橫向比較，將醫生和其他行業如法律、教育等做一對比。經過這樣多種比較後，對醫療費用也許就會得出一個較為客觀的評價。
人們之所以對醫療費用反應這麼強烈，除了其中的一些費用確實較高之外，侯樹勳委員認為還有兩個原因：一是人們由過去公費醫療時看病不花錢一下子轉到現在看病的大部分要由自己出，心理準備不夠。為讓差幾分的孩子進一所好學校家長交幾萬元錢、為孩子學電腦等成千上萬地投資，人們通常能夠接受，可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資人們卻往往沒有心理準備。二是過去醫療費用低也有藥品本身使用的問題。比如，過去治肺炎只用幾毛錢一支的青黴素，很便宜，但所用藥品是專利保護期過後我們自己生產的。現在我們看病貴，使用的進口藥品大部分仍是處於專利保護期內的，費用中包含著產品的專利費、研發費，藥品本身就貴。當然，看病貴也並不排除中間環節以及部分醫院亂收費情況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