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曾說，不善言辭的自己，不該接受訪談，但鑑於很少有機會公開表達自己的私人見解，他又很歡迎帶著一大堆問題的訪談來襲，因為可以藉機「獨抒己見」。
在熱言時代，我們總是被網絡情緒所衝擊，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不能真正袒露於眾。或許，對於閱讀的個人意見，是中國人最願意向大眾談論的。在這片介於公共與私人之間的曖昧地帶，哪怕是最私人化的訪談問答，無論是公共的表達，還是私人的敘述，既有著私人性的趣味，也有著公共性的延伸。在某種意義上，己見即偏見，偏見即洞見。
本期書評周刊，我們邀請了多位作家、學人、詩人、譯者，以私人閱讀的名義，對近期閱讀的圖書發表自己的獨特感想，或者透露最近正在思考的社會議題。比如，最近正在閱讀的圖書是什麼，閱讀次數最多的圖書是什麼，最欣賞的作者是誰，最失望的作者又是誰……在訪談中，他們也透露自己的思考和寫作近況，以及正在關切的時代議題。
周作人曾說，「別輕易帶人走進書房，這會讓別人一眼看穿自己。」在這些訪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某個身份標籤下，作為獨立個體的他們如何呈現生活的豐富性，面對當下的圖書出版和龐大作家群體的文本製造，他們的取捨和評判。
無論如何，這些意見充滿了私人的趣味性，但也跨越了私人的界域，觸摸著公共的邊緣。在這片公私之間的曖昧地帶，每一個意見都是那麼值得玩味。
新京報書評周刊2月16日專題封面
專題第一篇文章，我們邀請了學者徐賁分享他的閱讀體驗。
徐賁
美國加州聖瑪麗學院英文系教授，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兼職教授。
多年來，旅美學者徐賁在國內公共領域的文章和著述，成為輿論和思想市場中難得的清醒而理智的聲音。他強調公共說理、明辨是非、講究邏輯，以明亮的對話代替暴戾和民粹，回歸知識分子的道義責任和啟蒙本色，身先示範擔當一位公共領域的說理者。
儘管，在這個時代，理性的聲音日漸被眾聲喧譁所淹沒，知識分子的處境日趨邊緣，但徐賁仍然相信啟蒙的作用並未過時，相反，啟蒙應該是一項與時俱進的未竟的事業。過去一年，他減少了媒體約稿，全身心投入到新書《與時俱進的啟蒙》的創作，試圖重申啟蒙對當下社會的價值。因而，過去一年，他的讀書和思考也主要圍繞啟蒙的主題來展開。
接下來，我們將繼續邀請文化名家分享TA的閱讀經驗與思考，《在讀》欄目也將定期更新，敬請期待。
徐賁在讀
01
啟蒙不是萬能的，但改變過世界
新京報：你最近在讀哪些書？
徐賁：過去一年，我一直在忙著完成一部30多萬字的書稿《與時俱進的啟蒙》，所以閱讀的書籍大多與這部書稿有關，其中大多數又與18世紀啟蒙運動或啟蒙本身的研究有關。
從20世紀上半葉到21世紀頭20年，對18世紀啟蒙運動的研究經歷了從貶低到重申的重要變化。21世紀初至今，國外已經出版了不少重申啟蒙及其基本價值理念的著作，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Stephen Eric Bronner的《重申啟蒙》（Reclaiming the Enlightenment)，John Robertson的《啟蒙之辯》（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Daniel Edelstein的《啟蒙：一部生成史》（The Enlightenment: A Genealogy)，Anthony Pagden的《為何啟蒙今天依然重要》（The Enlightenment: Why It Still Matters)，Jonathan Israel的啟蒙三部曲：《激進的啟蒙》（Radical Enlightenment)、《爭奪啟蒙》（Enlightenment Contested)、《民主的啟蒙》（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以及《思想的革命》（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史迪芬·平克的《當下的啟蒙》（Enlightenment Now）。這些書有的以前讀過，這次拿出來重新讀，有的是最近才讀到的。
《當下的啟蒙》作者：（美）史迪芬·平克譯者：侯新智、歐陽明亮、魏薇版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
新京報：過去一年，讀到的最好的書是哪一本？
徐賁：對我來說，沒有最好的書，只有最有用的書。所謂「最有用」也是一時的，與當時的思考和寫作有關。我讀平克的《當下的啟蒙》就是這樣，這本書在美國有許多爭議，但我覺得對我有用，這就足以讓我滿意。
平克先前寫過一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已經翻譯成中文。他在書裡斷言，現代社會的暴力已經下降，也曾經受到類似的批評。我不同意他的這個下降論斷，也為此寫過專門的文章，收在《經典之外的閱讀》裡。暴力是虐人的方式和人受虐的原因，是會積累的，正在越來越翻新和增加。啟蒙是啟智的方式和人明白的狀態，也是會積累的，雖然不一定表現出來，但會在心裡發生變化，也就是人們所說的「揣著明白裝糊塗」。因此我認為，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裡所說的暴力在下降是錯的。平克在《當下的啟蒙》裡說啟蒙改變人心，人變得越來越明白，而明白就是一種進步，那是對的。
《經典之外的閱讀》作者：徐賁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8月
平克在《當下的啟蒙》裡說，以理性、科學、世俗人道主義為三大標誌的啟蒙，已經為人類帶來了長足的進步。許多批評者認為這個觀點太樂觀了，因為功利和工具理性造就了20世紀的專制和極權，科學可以把攝像頭送進我們的臥室，監視我們的一舉一動，人道主義可以成為幹涉別國內政的藉口，等等。當今美國總統川普和他的川普主義更是讓許多人有歷史倒退和倒行逆施的感覺。18世紀以後，人們對啟蒙寄予無限的進步主義希望，由於希望經常落空，人們開始懷疑起啟蒙本身的作用與價值。平克的書是對反啟蒙的反駁，因此被稱為「反反啟蒙」。
讓我感興趣的倒不是平克這種「反反啟蒙」立場本身，而是他為歷史進步所提供的長鏡頭觀察。我覺得，他的論點不應該狹隘地理解為「啟蒙已經讓當下有了進步」或「當下已經很好」，這會與許多人的生活經驗或體驗嚴重不符。歷史發展會出現倒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啟蒙沒有改變過這個世界，我們能感覺到倒退或倒行逆施，就是因為我們已經被啟蒙，否則我們不可能有這樣的判斷。若不是因為被啟蒙，我們可能會輕信盲從，甚至會以為倒行逆施是進步。
啟蒙不是沒用，而是還不夠，或是作用還沒有顯現出來，或是不能對某些人和事發生作用，或是尚未產生足夠的力量，還阻擋不了某些人的倒退和倒行逆施。啟蒙不是萬能的，我們需要更多地了解啟蒙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這也就是為什麼我願意花許多時間與精力，來寫一本重申啟蒙的書。
因為有稿約的任務，我在2018年還讀了一些與啟蒙沒有直接關聯的書，也都很有收穫。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8月才出版的《第三帝國的遊客：法西斯的崛起（1919-1945）》（Traveler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ise of Fascism:1919-1945），作者是英國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朱莉婭·博伊德（Julia Boyd）。這本書是近年來研究希特勒時期普通人「幸福生活」的著作中的一種，專門討論納粹時期到德國旅遊的外國訪客對德國的印象和看法，在英國和美國受到普遍好評。上世紀30年代是納粹從崛起到鼎盛的輝煌時期，也是外國遊客，尤其是英美遊客雲集德國的時期。德國有完備的旅遊條件、最好的公路、美麗如畫的自然風光、中世紀色彩迷人的小鎮、第一流的音樂和歌劇，啟蒙運動的高雅文化與前衛的爵士俱樂部文化交相輝映，還有各式各樣的酒店舞會、溫泉和裸泳嬉戲。所以，這些旅遊都價格低廉、經濟實惠。
Travelers in the Third Reich: The Rise of Fascism:1919-1945英文版書封
就在外國遊客享受這一切的時候，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對納粹德國正在發生的不祥狀況——反猶主義暴行、集中營、軍事擴張——視而不見。這並不全是由於他們主觀上的冷漠和自欺，或者故意充耳不聞、視而不見，而是因為納粹統治下的旅遊文化呈現出一種「正常」和「黨化」同時並存，相安共處的景象。希特勒時代的德國日常生活全面納粹化，專制統治向每一個社會和文化領域滲透並進行控制，但對外國人開放的旅遊，卻故意營造出一派世外桃源的正常景象。正是由於這種表面的「正常」與實則的「黨化」交織在一起，外國遊客很容易就把一個黨化的德國當成了正常的德國。人們常說旅遊是一種「眼見為實」的體驗，真的是這樣嗎？為什麼旅遊讓我們看不到的東西反而比看得到的東西更多，而看不到的部分卻更為本質？這正是我們在閱讀《第三帝國的遊客》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希望有人願意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
02
啟蒙正遭遇人們對進步的普遍失望
新京報：你最想寫出怎樣的一本書？大致會怎樣去構思這本書？
徐賁：就是剛剛已經提到的《與時俱進的啟蒙》，這本書剛剛脫稿。就我所知，這是中國第一部論述重申啟蒙而不只是介紹啟蒙的著作，圍繞著為何重申、重申什麼和如何重申展開。本書通過對18世紀英、法、美、德四種不同啟蒙的交叉比較，抽取出四對與今天啟蒙有關聯的中心議題：英國的自由與保守、法國的理性與革命、美國的制度與人性、德國的國家與普世。18世紀，這些觀念衝突形成的是君主制與共和主義的對立，演變至今便是專制與自由的對抗。既是出路又是死路的「開明專制」成為這二者的妥協方式，也是本書論述的一條主線。18世紀那些偏向共和主義的啟蒙哲人，把愚昧和輕信視為人的退化和壓迫的主要原因，愚昧和輕信今天仍然是實現民主、平等和個人自由的頭號敵人。我在書裡重申啟蒙，關注的不只是過去不同啟蒙傳統中多彩各異的思想和觀念，而且更是它們所孕育的多種不同價值觀及其對今天世界可能產生的社會和政治影響。
與上世紀80年代初相比，要讓今天的人們恢復對啟蒙的信心，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啟蒙正在遭遇人們對進步的普遍悲觀失望、對善惡判斷的犬儒主義，以及四處瀰漫的價值虛無主義。這是一個不幸的現實，但我們沒有理由放棄啟蒙能讓世界變得更好的希望。英國哲學家羅素說，在逆境中保持希望是一項非常艱苦的工作。他在自傳的最後部分寫道：「為了保護我們世界的希望，就需要我們有智慧和活力。在那些絕望的人群中間，缺乏的經常就是活力。」啟蒙就是為了在死水微瀾的生活世界裡激發這樣的思想和精神活力。
新京報：過去一年，你覺得最失望或最被高估的書有哪些？
徐賁：我無法及時看到國內出版的書籍，所以談不上對哪本書特別失望。我只是覺得，國內翻譯出版的一些著作有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老書，固然都是很好的著作，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觀點都嫌老舊。例如，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上下卷是1966年和1968年出版的。但是，2015年翻譯出版後，國內對這些著作的評價卻似乎把它當作代表當今啟蒙學術研究的最高峰，這對今天的讀者可能會有誤導。單單知道這部書，很難估計它對今天中國讀者的價值，需要與其他類似的書有所比較才行。就我所知，我前面提到的那些關於啟蒙的著作，都還沒有翻譯成中文。如果翻譯了，我想讀者們會對蓋伊的書有一個更客觀的評估。
《啟蒙時代》
作者：（美）彼得·蓋伊
譯者：劉北成
版本：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又例如，美國保守主義代表人物之一拉塞爾·柯克（Russell Kirk）的《美國秩序的根基》是1974年出版的，書裡的思想形成於上世紀50年代，在這之前他曾經出版了《保守的心靈：從柏克到艾略特》，基本思想已經在那裡了。《美國秩序的根基》2018年翻譯成中文，受到熱烈推崇。我想這大概與國內的保守主義熱和柏克熱有關。這是一本值得一讀的書，但需要放在特定的歷史和文化環境中來做客觀的理解，而不應該上升為某種「理論」、「主義」或「原則」。當然，這樣的問題不在書本身，而在於怎麼閱讀、介紹和評價它。
國內有人推崇《美國秩序的根基》，似乎是為了證實英國保守主義對美國革命的歷史影響，進而暗示保守主義對我們今天的價值。這樣的推導或期待可能造成對自由思想資源的誤判。柯克在這本書裡只討論了四位影響美國建國曆程的18世紀思想家：孟德斯鳩、布萊克斯通、休謨和柏克。一位法國人，三位英國人，用柯克自己的話來說，選擇這四位，是因為孟德斯鳩「吸取歷史知識的慘痛教訓」，休謨「鄙視理性崇拜」，布萊克斯通的法學思想重在「先例和慣例」，而柏克則是「倡導中世紀和基督教以及經典信念的傳統」。他們共同的特徵是強調經驗、常識、傳統、習俗，反對理性崇拜、抽象觀念、冒進創新和烏託邦式的改天換地。
《美國秩序的根基》
作者: [美]拉塞爾·柯克
譯者: 張大軍
版本: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6月
但是，18世紀英國的保守主義和自由有其不可複製的特殊性，伏爾泰在英國看到的那種自由令他心儀不已。他是一個普世主義者，認為確實存在超越時空的、普泛的理性社會模式。所以建議別的國家試試看能不能種活英國式自由這棵「椰子樹」。但是，即使在他那個時候，已經有一種廣為流傳的觀點，那就是，英國的自由是古老的，可以說是天然地流淌在英國的血脈和土地中。孟德斯鳩雖然公開讚揚英國的自由，但私底下多有保留。儘管孟德斯鳩也信奉普世的價值，但他相信英國的法律、政治體制是特殊的地理和氣候條件下的產物。
19世紀法國學者泰納（Hippolyte A. Taine）不僅不贊同伏爾泰的椰子觀，反而認為，在別國效仿英國體制的結果是「怪異的」——除了在荷蘭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他說，不可能有別的結果，因為一個國家的國體是個有機現象，有如一個生命體。你可以模仿其外表，但你絕不可能同化其本質。法律、憲章和習俗取決於古老的習慣，這些「就像盤根錯節、扎得很深、隱不可見的根系」。英國政府的穩定是「牢固地植根在整個國家的土壤裡的，無數活纖維的末梢開出來的嬌美花朵」。
在今天的中國，以英國式自由的保守主義來為中國未來轉型提供思想資源甚至藍圖可以說是水中撈月，緣木求魚。
03
好文章應有普遍的社會啟蒙作用
新京報：最近讀到什麼文章或觀點讓你記憶猶新？有哪些作者特別值得推薦給大家？
徐賁：2018年9月初我讀過一篇文章，至今仍然記得，是蔡朝陽的《開學第一課，給家長最深的恐懼》，作者曾是一位中學教師，當然比不得大牌教授來得知名。
蔡老師寫這篇文章的緣由，是2018年秋季開學的央視第一課，為了確保學生在家收看節目，有的學校要求家長拍攝孩子看節目的照片，有的學校則要求孩子在看完節目之後撰寫觀後感。但是，在上課之前，卻有十幾分鐘與「第一課」無關的廣告，對此許多家長表示不滿，央視也公開道歉了。
我之所以記得蔡老師的文章，是因為我覺得這就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啟蒙。今天的啟蒙需要在真相、認知和觀點三個層次上進行。蔡老師想要問的，是他要特別告訴他的讀者，讓讀者知道他們原本不知道或不明白的事情，這就是啟蒙，至於是在哪個層次上的啟蒙，讓我們一步一步來看。
《明亮的對話》作者：徐賁版本：三輝|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
為青年讀者學習公共說理而寫的啟蒙讀物。
蔡老師的文章是寫給家長們看的，他沒有對上課該不該有廣告這件事多費唇舌，他直接進入了認知啟蒙。對有常識的、神志健全的家長們來說，就「眾所周知」的事情做啟蒙是多餘的，無異於貶低他們的智商。央視的第一課把廣告收入放在學生需要之前是不對的，這是眾所周知的，所以蔡老師不講這個，他要講的是許多人或許還不明白的事情。那就是，開學第一課，給家長帶來的「恐懼」。
蔡老師一下子從這件事裡抽取出一個具有普遍性的認知概念「恐懼」，這正是認知啟蒙所需要做的：將經驗提升為概念，從特殊來認識一般。開學第一課，家長為什麼恐懼呢？為什麼還是最深的恐懼呢？那是因為，如果你是一位家長，你會害怕你的孩子因沒看第一課而忤逆了班主任的意思。
首先，這倒不是說，不看第一課就一定會有什麼嚴重的後果，但你永遠不能排除會有這樣的後果。而只要孩子在學校，你就斷然不敢冒這個風險。所以蔡老師說，「最令家長擔心的，不是後果本身，而是，我們不確定會有什麼後果。這個不確定，才是最深的恐懼的來源」。這也就是俗話所說的「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這個「怕」與事實上有沒有被偷並沒有直接關係，你被偷過，會害怕；沒被偷過，你也照樣害怕。除了害怕，你沒有別的選擇。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恐懼！
蔡老師還含蓄地向每位家長提出了另一個更高層次的問題：作為一個成年人，怎麼看待恐懼？你無所謂嗎？你憎惡恐懼嗎？你以什麼理由憎惡恐懼？把你自己放進問題裡，對此有所思考，這是擺脫加於自身的愚昧和不成熟的第一步。你對恐懼的憎惡一旦被喚醒，你就會產生或接受這樣的觀念：恐懼是邪惡的，用恐懼控制他人是錯誤的，人應該有免除恐懼的自由。這便是觀念的啟蒙。
接下來的問題便是，我該怎麼辦？我對這樣的恐懼負有怎樣的個人責任？蔡老師並沒有現成的答案提供給家長們。
蔡老師的文章一共才1000多字，我的閱讀感想反而長得多。我想，好文章就應該是這樣的，它讓你思考，也有普遍的社會啟蒙作用。這樣的文章現在並不多見。
新京報：如果讓你在一份文學刊物開專欄，你會設立怎樣的主題？
徐賁：我覺得，辦一個「文學與心智啟蒙」的專欄，應該是件有意思的事情，文學是離不開人性觀察和分析的。所謂人性，無非就是人的心智活動和行為結果，但是，我們對自己的心智又有多少了解呢？如果說文學有理由存在下去，那一定是因為文學還能夠讓我們對人性和人的心智有更深刻、更周全的認識。
我一直對人的情緒和情感如何影響理智和判斷的問題抱有興趣，我關心這個問題是因為它與人的自我認識有關，我在《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一書裡有一個「幽暗人性與心智啟蒙」的部分，討論情緒如何影響人的個人行為和社會道德，不過大多數都是論述性的文章，如果有機會與文學表現結合起來，一定更能開拓思考的空間。例如，反腐審查中要求貪官重讀自己的入黨宣誓，重溫初心，那麼，他們痛哭流涕、捶胸頓足就真能表示有了內心懺悔嗎？又是為什麼呢？又例如，人們嚮往浪漫愛情，那麼浪漫愛情又是為了證明什麼呢？我有一篇談這些問題的文章，會發在今年第二期的《隨筆》雜誌上。這樣的問題如果能在文學中處理，一定會有更多的普通讀者，也會有更直接的社會優化作用。
《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作者：徐賁版本：東方出版社2014年2月
我們對自己的情緒和情感有所認知，可以由此更好地明白哪些是人的本性中容易出錯的地方。17世紀英國教育思想家讓·蓋拉德（Jean Gailhard），把釐清「人的本性中出錯的地方」當作人的教育和匡正人性的根本。確實如此，因此我很重視認識情緒和情感的心智啟蒙作用，我認為它的意義決不次於理智的啟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