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伯樂》寫到第九章，蕭紅染了重病，又誤遇庸醫，在年僅31歲、創作力最旺盛、最好的年華中憾離人世。1942年1月19日，蕭紅臨終前兩天因喉管動了手術，在一張紙條上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她離開這個世界時用「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來表達自己的憤憤，當然她放不下的「半部《紅樓》」就是未完待續的長篇小說《馬伯樂》，蕭紅結束了她短暫而悽苦的一生，《馬伯樂》的結局如何，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了。
誰也沒有想到，76年後，著名漢學家、同時是蕭紅的研究者和譯者葛浩文，呼應了蕭紅的心語，給《馬伯樂》寫了續篇，就像高鶚給《紅樓夢》寫了續篇一樣。有人稱美國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是「中國文學與英語世界的擺渡者」，他幾十年來投身於翻譯中國文學，幾乎整個現當代文學都是經過他的筆傳播到英美世界。在翻譯蕭紅最後一部作品時他發現文末寫著「第九章完全文未完」，他便起了續寫的念頭。作為一位中國文學的譯者與研究者，葛浩文幾乎翻譯過蕭紅所有的小說，還用英文寫過《蕭紅傳》。葛浩文是用英文續寫，由他的夫人、同為翻譯家的林麗君（Sylvia Li-chun Lin）女士由英文譯成漢語，現在完整版的《馬伯樂》（蕭紅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前九章，和葛浩文的續篇第十章到第十三章）便呈現在讀者面前。當年高鶚（或他人）續寫名著被爭議至今，葛浩文的續寫同樣面臨著讀者的考評。
■ 蕭紅筆下的「阿Q」
蕭紅是中國現代著名女作家，1911年生於黑龍江呼蘭縣，原名張廼瑩，筆名蕭紅，悄吟。蕭紅1933年開始文學創作，與蕭軍出版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1934年到上海，次年中篇小說《生死場》在魯迅幫助下作為「奴隸叢書」之一種出版，這部作品使蕭紅在上世紀30年代文壇上嶄露頭角。1936年，蕭紅為擺脫精神上的苦惱東渡日本，在東京寫下了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抗日戰爭爆發後，蕭紅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蕭紅與蕭軍離異，與端木蕻良結合。1940年春，她與端木同抵香港，之後發表小說《馬伯樂》、《呼蘭河傳》等。1942年1月22日蕭紅病逝於香港，年僅31歲。
《馬伯樂》的主角馬伯樂這一形象與以往蕭紅創作的人物都不盡相同。馬伯樂出生於青島一個有錢而且信洋教的家庭裡，是「五四」以後成長起來的新青年，他沒有任何謀生能力，僅憑藉父親的資本過日子，他依靠家人，卻鄙視家人，家人的白眼和輕視實在忍受不下去時，他「出逃」到大學去旁聽，不僅沒能賺上錢，反而灰溜溜地回家來。但他無論如何也忍受不了這種在家的窩囊處境，又跟家人說要去上海開書店，結果仍然是以灰溜溜回來而結束。「盧溝橋事變」一發生，馬伯樂即刻從青島逃到了上海，住在一個沒有窗子、沒有光線的房子裡，吃的永遠是蛋炒飯，卻自我安慰說，不吃飽的目的是為了訓練。可以說，馬伯樂在行為上都倒退到和叫花子相媲美的程度，可在精神上卻欣賞著叫花子受過訓練的飢餓「美」，欣賞著叫花子吃不飽也不哭，也不想法子再吃的「優美」。無怪乎葛浩文將其與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相比，是1940版的「阿Q」，是中產階級的「阿Q」。
葛浩文續寫的後四分之一故事發生在重慶和香港，漢口淪陷後，馬伯樂帶著一家繼續著他的逃亡之路，他們逃往重慶時所坐的船就是後來沉沒的「太平輪」。逃亡生活中葛浩文安排馬伯樂經歷了種種艱難。父親死了，母親被趕出家門，兒子丟了，偶遇故人，也讓蕭紅筆下那個可悲可嘆的小人物逐漸有了自我意識，價值觀開始發生改變。
■ 蕭紅的幽默與荒誕
正如劉震雲所說，續寫名著很難，「因為它受已有作品人物關係、人物性格的限制，受已有情節和細節的限制，受已有人物語言特徵和敘述語言風格的限制。如果是結出不出意料的果倒也不難，讀者也能認可，但續篇作者的創造力又在哪裡呢？還需在故事結構、人物命運、人物關係的發展上出現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布局，這就考量續篇作者的想像力和文學表達能力了。」
《馬伯樂》與《呼蘭河傳》是蕭紅在生命最後的歲月創作出的最成熟的作品，是在她身心都極具煎熬的時候在香港避難時所寫。許多評論家都認為，《馬伯樂》與蕭紅此前的作品《生死場》、《商市街》等相比是非常獨特的一部作品。作家劉震雲認為，她此前的作品的靈魂立足於真情實感，但到了《馬伯樂》，卻突然改成了荒誕和幽默。如馬伯樂一直無所事事，無收入來源，逃難時心心念念不是戰爭結束，而是日本人能佔領青島，這樣他的太太就不得不帶著錢來上海找他；在重慶時他又賣包子給難民，發點國難財，這種大的家國動蕩下自私自利的小人物心理，蕭紅寫得入木三分。葛浩文續寫的前半部分也繼承了這種荒誕的張力，他寫馬伯樂一家從武漢逃到重慶，在重慶的逃難生活雖然艱難，但因有了太太的錢，所以「逃得比較愉快」。作為亡國之民，馬伯樂竟然還感到了某種輕鬆，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荒謬。
葛浩文寫了重慶作為戰時「陪都」經歷的災難與人們的各式心態，日本飛機沒日沒夜的轟炸與提心弔膽、如影隨形恐懼。文學評論家、北京大學教授陳曉明看來，葛浩文對馬伯樂這個人物的描寫與蕭紅的本意達到了契合：「我相信在魯迅先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精神原則之下，蕭紅到最後一定是要對馬伯樂的命運和他的選擇做出一個決斷的。從這一點來說，我覺得葛浩文先生不只理解了蕭紅，而且理解了中國現代，理解了中國的知識分子。」
■結局，讓馬伯樂遇到蕭紅
從第十一章起，我們看到馬伯樂開始不同了，小說中寫，「馬伯樂說，『轟炸把我炸成一個不同的人了。』」蕭紅是徹底的悲觀主義者。作為家中長女，她與父親關係並不好，始終沒有忘記父親逼她輟學嫁人等事，她從家中逃出來，在祖父去世後，家庭對她而言徹底沒有了溫暖。她筆下的馬伯樂也為家中長子，儘管父親還算富有，卻對他吝嗇且苛刻，馬伯樂憎恨父親的同時又不得不伸手討要父親的接濟，所以他怨念有錢人，尤其是像父親一樣的有錢人，也怨念許多「坑害」過他的國人。
但葛浩文似乎有意給馬伯樂安排一個轉變的契機，在日本人日夜轟炸下，馬伯樂竟有些「覺醒」：他與孤兒院的林小二生出同病相憐之感，得知林小二在轟炸中遇難他竟然大悲；他的兒子約瑟掉進坑裡，失蹤的約瑟失而復得後他仿佛開悟了什麼；在與綠川一家結識後，終日靠太太的私房錢過活的馬伯樂竟開始學習「世界語」，準備找一份工作；在得知父母的遭遇後，他又打算挑起家庭責任的大梁……他開始反省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在香港找到了一份工作，這似乎是個好的開始。然而香港淪陷，日本人抓走了馬伯樂嚴刑拷問，小說的結尾說道，「他們再也不會見到馬伯樂了」。大時代下，小人物終究沒能逃脫其命運，寫到這裡，家國與個人的破碎身世終於匯合。
最後一章中寫到，馬伯樂在香港期間參加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四周年大會」，因「馬伯樂年輕時也看過《阿Q正傳》，自然也熟悉魯迅的作品生平」。他在會上看到了在重慶認識的「那位東北女作家」，「女作家瘦多了，看起來十分虛弱，似乎病了」。在這裡，馬伯樂的故事與蕭紅的人生有了短暫的交集。劉震雲看來「這真是神來之筆」，因為「逝去的蕭紅，怕也不會想到在續篇裡又與她作品裡的主人公重逢吧？葛浩文在結尾處的最後一筆也力透紙背，將民族命運和個人命運合攏。」馬伯樂想改天再去拜訪蕭紅，能夠與她詳談，「但馬伯樂不知道他再也不會見到她了」，因蕭紅很快病故，馬伯樂也迎來了他的命運。（陳夢溪）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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