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緒峰/文 《清華法學評論》編輯
友值畢業求職，冷暖自知，應其之邀，為吾輩寒門之子撰篇小文，聊表心聲，時又因新聞所觸，一曰北大法學院前研會主席瘋狂盜竊被判2年半，二曰90後深圳打工詩人許立志留遺作墜樓身亡，心緒頗為不寧，諾之，遂作此文，以饗讀者。
——題記
近來兩則新聞，確實讓我扼腕，天之驕子鋃鐺入獄，詩壇新秀命喪黃泉，為這個秋天平添了許多涼意。我向來主張「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然而看到一個個鮮活的個體將他們的悲傷一沉到底，最後劫數難逃，又不免生出幾分悲憫。寒門學子話題性十足，劉媛媛憑藉這一主題更是摘得了《超級演說家》的桂冠，之所以頗具感染力，當歸結於演講人的感同身受。新聞發生後，報刊雜誌給予應時性評論，或言當下年輕人抗打擊能力差、經不住挫折，或言價值觀扭曲，而進行道德上的說教。然而，在我看來，媒體人的「不在場」，使得很多批判或說教猶如隔靴搔癢，評判的前提性條件是了解，否則言辭性的抨擊或道德性的引導，只會像一顆石子扔進大海不會泛起任何漣漪。我為什麼寫這篇文章，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是在場的，我的視角給予我獨特的觀察，使得我能夠做出一些客觀的判斷。
一、非典型性典型
之所以說90後打工詩人許立志以及前北大法學院前研會主席秦明（化名）的事例是非典型性的，是因為兩者都屬極端。許立志沒讀過什麼書，更沒上過大學，不到二十歲就來到深圳特區打工了，他的青春基本上都消磨在工廠的流水線作業上，代表的是最底層的打工青年；而秦明則是中國名牌大學北京大學法學院的研究生，且身居研會主席高位，站的是中國高校教育的塔尖，代表的是奮發圖強的知識青年。用他們的事跡來說明整個寒門青年的境遇未必適宜，一個在最底端，一個在最高端，而大部分寒門青年的境況不至於這麼差，淪落到去工廠務工，也不至於幸運到就讀知名學府，研習學術。然，雖是非典型性的，但他們在城市生活中所遭遇的種種問題也是我們這一代寒門青年所同樣遇到的，發展軌跡可能不一樣，但所置身的大時代背景以及所遇到的障礙是如出一轍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兩者的事例又是典型性樣本。
我在前不久讀到方方的小說《塗自強的個人悲傷》，看到如上兩則新聞，我的第一反應是方方筆下塗自強人物命運的現實版。方方是我最喜歡的武漢作家之一，她的中篇小說《塗自強的個人悲傷》自發表以來就引起巨大反響，講述的是寒門學子塗自強艱辛奮鬥的悲劇故事。小說裡塗自強來自農村，他上大學的部分費用都是靠鄉親們用零錢拼湊的，他帶著全村人「當大官」光宗耀祖的殷切期待，一路徒步打工來到武漢讀書。現實中的許立志、秦明二人，也都是來自農村，在作品《阿嬤》中我們了解到許立志家徒四壁；在媒體的報導中，我們也能知曉秦明幼年喪父，母親靠在火車站做清潔工，含辛茹苦帶大他。
十分巧合的是，現實生活中，許立志跳樓自殺，而秦明迫於生活壓力而去偷竊最終失去自由，兩人的人生軌跡與方方筆下的塗自強存在諸多相似。塗自強大學四年省吃儉用，並在學校勤工儉學，成績也很好，在老師的鼓勵下曾想考研，然而正當他拼命苦讀準備考研的時候，塗自強父親因為村子在上面「沒人」，遭遇祖墳被修路破壞的變故，急氣而亡，塗自強也由此錯過了準備許久的考研。再後來，因山裡下大雪，家裡的房屋坍塌，母親被壓傷，需要照顧，塗自強不得不將母親接回武漢同住。面對畢業即失業的窘境，他四處奔走謀職，艱難度日，過著典型的「蟻族」生活。由於母親無法適應城市生活，謀生又歷盡艱辛，塗自強積勞成疾，被檢查出肺癌晚期，在將母親安頓好後，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小說引起廣泛關注的同時，也遭到了一些人士的質疑，最大的批判就是方方將主人公塗自強命運的編排過度悲慘化，似乎所有困難與不幸，都降臨到了這位年輕人身上，因而小說無法承載原本的社會批判意圖，人們很難相信作者筆下的世界就是真實的世界，塗自強所經歷的種種不幸會與現代社會有千絲萬縷的瓜葛。方方本人似乎也有自己的說法，不用其極無以彰顯出農村與城市兩個世界的強烈對比。塗自強的一生是短暫而悲慘的，人們能夠被觸動，也是因為在他的個人悲傷中多多少少能夠看見自己或者周圍人的影子。塗自強的悲劇主要由其自身原因所致，然而社會也難逃其咎的，我們的社會——可供棲身的時代環境是否早已時過境遷，無法承載寒門青年的人生理想呢？
我們好奇，塗自強們走向毀滅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在小說中，塗自強的悲慘歷程中基本沒有任何「壞人」給他製造障礙或增加苦難，除去剛畢業做一份工作的時候老闆未按約付年終獎外，所有人夠關心他，鼓勵他，願意拉他一把，好心人處處皆是。他本人又是如此的努力，生活應該給他一個光明的選擇，然而塗自強的人生為何一敗塗地呢？個體仍在，個體的奮鬥仍在，人們也十分友好，為何悲劇卻避免不了？我想，這樣的個例絕不在少數，每年都有那麼幾起高校學生自殺的新聞，這說明了什麼？我們將此歸咎於自殺者的脆弱性格以及扭曲的人生觀價值觀，是否也考慮過社會體制出了問題？它是否已經不能擔當寒門學子通過自身努力較好地完成逆襲的任務？大批的寒門學子前赴後繼地倒下了，即便有人逆襲成功，是否也只是上帝手掌之中的漏網之魚？
二、畸形物慾毀了高材生？
秦明盜竊案的主審法官楊朔指出：「秦明的行為可以反映出他對物質利益的畸形追求，存在錯誤的價值觀念。他在求學過程中，雖然接受了正確的系統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但是卻沒有能夠抵制現代社會甚至是高校中存在的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等錯誤價值觀的衝擊，致使身心沉迷於追求物質的畸形需要與欲望中。」
何謂「畸形的物慾」，何謂「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的錯誤價值觀」？在道德說教的同時，我們需要關注這樣一個細節，秦明斷指之後，開始變得急功近利，逃課去校外做兼職，以求每月定期給女朋友文莉寄去足夠的生活費，並給她買最時尚的禮物。而秦明自己則省吃儉用，很多時候一天只吃一頓飯。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等教條的鞭子似乎並不能打擊到秦明之類的個體身上，他的初衷並非是讓自己沉浸在更好的物質生活追求中，所做的一切在常人看來再平凡不過，都是為了扶持艱難歲月的愛情之花。言其物質主義、享樂主義，那麼一個貪圖享樂的人怎麼會一天只吃一頓飯，捉襟見肘而不善待自己呢？問題來了，秦明在自身境況窘迫之下該不該談這段戀愛？秦明的女朋友儼然成為了眾矢之的，幾乎所有的意見一致指出：秦明不應該談戀愛，談戀愛需要成本，女朋友過生日、過年過節，各項支出肯定是免不了，而秦明的家境又如此貧寒，他的母親只是個清潔工人，收入微薄，秦明卻在美好的讀書時代深墮情網，甚至導致女朋友流產，這樣的愛是自私的愛。秦明女朋友的問題我們暫且不談，我們需要回應的是，寒門學子可不可以戀愛？寒門學子有戀愛權嗎？是否一定要等到工作後若干年有了經濟基礎，再談感情？
過來人的經驗告訴我們，緣分來了，很難刻意抑制。社會大眾對秦明不惜代價戀愛一事的質疑態度，也正彰顯了當下對寒門青年需求的錯誤認知。鄙人以為，社會大眾對寒門青年的認知標準近20年來一成不變，還停留在上個世紀90年代。傳統的觀點認為，出身貧寒，受制於生活，但溫飽問題不難解決，貧寒不是他們走向死亡或者犯罪的理由。誠然，現在的寒門學子，縱然家境再貧困，三餐的溫飽也是能滿足的，這也只是幾個饅頭和一點齋菜的事。但需要提請注意的是，除了溫飽難道就不能渴求一些別的東西嗎？「奢求」、「畸形物慾」諸如此類的字眼在這個時候總能粉墨登場，艱難的人確實很多，艱難確實並不必然導致人自甘墮落，然而，痛苦的是讓艱難的人讀了書，接受了教育，開拓了精神世界，有了更高的馬斯洛需求，卻不給他指引後路。寒門青年的貧困潦倒已不是早期你我想像中的食不果腹、朝不保夕，肉體上的貧困潦倒早已解決，當下的寒門青年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精神上的貧瘠和一無所有。很難想像，一個系統接受高等教育的寒門學子，其所想所思會和同時代的豪門學子有多大區別。寒門學子也有馬斯洛需求，因為知道，所以想要，不是奢望，只是需求。教育是拓荒者，除了傳道授業，也一道完成了我們的精神世界構建，然而，教育保證了我們接受知識的公平性，卻無法保證在接受了知識之後轉化知識的過程中寒門與豪門之間的對等性。讓窮人和富人接受了同樣的教育，卻要在教育之後，告訴窮人你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在上帝的法典裡，沒有哪一條哪一款規定了，窮人的需求應當得到克制，富人的需求可以無限膨脹。平心而論，當下的寒門青年的問題，早已不是溫飽的問題，新的需求在不斷湧現，在需求無法得到滿足的時候必然面臨衝突，有的人選擇克制，竭力悖離自己的人性；有的人選擇投機取巧，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有的人則選擇逃避，在天堂守護自我的榮光；有的人則永墮犯罪深淵，無法自拔。怎樣化解這樣的衝突才是當下社會應當重視的課題，一味的道德說教對接受了新教育的年輕人的影響力正在衰退，這也能夠解釋為什麼秦明在初次盜竊被保衛處發現批評教育之後，半年後再犯。道德說教的作用正日漸式微，「治標不治本」的窘態層出不窮，根本問題是寒門需求和現實生活的不可調和的衝突。
21世紀的大學生，接受了諸多自由平等的西方思潮，國際視野更加開放，對自我的認知更為全面，即便是寒門學子，也不例外。上世紀60年代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為打破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爭取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全面發展進行了不懈的努力，試圖將發展權引入國際社會當中，彼時很多國家早已完成了物質資料的原始積累，人們安居樂業，不再是路有餓殍，關注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作為再所難免。而我們年輕一代的寒門學子，是不是也是這樣的發展軌跡？近二十年的生存權的觀念一直壓迫著寒門學子，使得他們的精神世界愈發貧瘠，生存之餘難道就不能再做點別的嗎？談場戀愛也是奢求？向生存權說不，我們也需要有發展權。我對寒門青年發展權的定義是：寒門青年可以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選擇並決策自己的人生發展並公平地享有發展所帶來的利益的權利。
依愚之見，助學金乃這一錯誤評價體系中的典型，其選擇標準多年來一成不變，一個字，窮，越窮越好，這是對貧寒學子需求錯誤認知的集中體現，絕大多數助學金關注生存權，忽視了發展權，因此常常陷入了這樣的討論：接受助學金的寒門學子該不該買筆記本電腦？可不可以買好一點的？大家都在用蘋果6了，貧困生可以買蘋果4嗎？接受了助學金的農村女大學生，該不該買面膜？冬季又要到了，想為自己添置一件某專賣店的大衣可以嗎？在此問題上，我們之所以會有所思慮，是因為傳統認知在作怪，倘若以生存權的標準來看，你會覺得買筆記本電腦、好一點的，使用蘋果手機，愛美之心而對自己加以裝扮都是違背這一宗旨的，有些學校甚至規定此類情況可以舉報；倘若以發展權的標準來看，筆記本電腦、蘋果手機、面膜、精緻的女裝都是塑造個人形象、提升個人品質的需要，周圍的年輕人都有，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我們也去做，這是無可厚非的。
三、打工青年可以寫詩嗎？
打工青年可以寫詩嗎？乍一看，似乎毫無疑問，YES，當然可以。然而，置身於不同的語境，人們的回答未必能一致，換句話說：打工青年許立志可以寫詩嗎？百度搜索「許立志」，兩則檄文就表明了不同的立場，或曰「許立志24歲寫詩寫到死沒一點意義」，或曰「評許立志自殺——請用譴責代替憐憫」，主要觀點是：打工青年應該先填飽肚子，再去寫詩，自己都養不活，還想當詩人，屬於本末倒置。
讀許立志的詩，可以會發現他是一個很有詩人潛質的青年，「陌生人/請留步/請收下我昨晚從身體裡取出的三根骨頭」，從他的詩中，我們能感到他的無奈，「既已來到車間/選擇的只能是服從」，更能感到他對青春流逝的嘆息，「眼睜睜看著它在你懷裡/被日夜打磨，衝壓，拋光……」。許立志最初寫的幾首詩發表在《打工詩人》上，後來作品陸續刊登於《打工文學》、《新世紀詩典》等，被譽為打工文學接班人。他去世之後，網上也有很多悼文，作家韓慶成也在其微博發文悼念並透露，許立志因工作、生存等原因，曾有消極情緒。許立志的事跡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關注，觸動人們的淚腺，主要是因為他還很年輕，才24歲，之前發表的一系列詩歌也表明，其將來在詩壇定大有作為。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生活窮苦至極，在深圳打工幾經奔折，想申請當圖書館管理員也不得，經濟上的掣肘讓他也徹底喪失了生活的信心。
在職業的選擇上，許立志註定要成為一個打工仔，而不可能成為一位詩人。寒門學子在人生交叉路口，可選擇的東西少之又少。我所見過的通過自己努力考上大學的寒門學子，基本上清一色的就讀技術類專業，畢業後也是定向去專業技術崗位。受制於家庭條件，極少一部分人有選擇繼續讀研的資格，甚至基本上沒有這個認知。家庭以及社會對他們的期待是，學一門技術，將來靠技術立足。如此千篇一律的人生軌跡必然是不合時宜的，每一個人都是性格鮮明的個體，城市青年基於他們的興趣愛好，可以選擇從事設計師、畫家、歌手、演員、作家、詩人，而寒門青年受制於家庭環境和傳統觀念，多是理工科定向從事技術崗位，文科定向從事行政文職崗位，無法跟隨興趣，擇業面窄。問題就來了，在這種情況下，寒門青年的發展權也是有的，因為他們通過努力深造，掌握了專門的技術，一步步慢慢晉升，職業生涯也會表現良好，然而，有多少寒門學子能夠肯定他們日後所從事的崗位工作就是內心的期許所在，他們甚至不敢捫心自問，一點點的興趣或愛好早已扼殺在心底，多年的機械性工作早已磨滅了年輕時候的追求，一旦老了，也就麻痺了。
我們發現，寒門青年縱然通過自己的努力為自己掙得了發展權，對比豪門青年，依然存在選擇權上的喪失。選擇權，我謂之職業抉擇權，即寒門青年可以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選擇並決策自己的職業方向以及享受由此帶來的精神滿足的權利。寒門青年有發展權，沒有選擇權，仍然是一個病態的現象。寒門青年作為一個群體，無論是基因突變還是環境使然，必然存在某些特殊的個體，擁有過人的天賦和另類的興趣，社會強加於他們的職業定位讓他們身陷樊籠，擁有敏銳時尚天賦的寒門女孩成長為了行政專員，擁有新銳文學天賦的寒門男孩成長為了技術專員，服裝設計師、歌手、詩人、作家、學者這些職業，難道就沒有寒門青年的棲身之地嗎？許立志的悲劇告訴我們，一個寒門青年要完成從工人到詩人的轉型，是多麼難，哪怕所有人都在幫你，依然是舉步維艱，寒門青年的選擇單一顯然不是這個時代多元發展的大勢所趨，生活成本的增加更是進一步固化了寒門青年的選擇。受制於戶籍制度的影響，很多寒門青年沒有廣泛選擇的職業地域；受制於高房價、高物價，很多寒門青年不得不退居三線，沒有廣泛選擇的職業崗位；更是受制於「我爸是李剛」的影響，沒有第二種有跡可循的人生軌跡。
從我們面臨畢業的那天起，我們就開始被告知或者自我認知，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我們的身上很早就背負了重重枷鎖，發展可以，發展需要在枷鎖裡，我們就像花盆裡的月季花，儘管生命力旺盛，也逃不脫花盆土壤的束縛，一旦脫離，芬芳隨即凋零，美麗隨即枯萎。我們多麼渴望能有人將我們移栽在壯美山河，你想去山谷，寧靜以致遠，可以，將你移栽在那裡；你想去花圃，供人遠觀褻玩，沒問題，將你託身在那裡。
寒門學子身上難道就應該有條條框框嗎？以我為例，有人告訴我學術是貴族的事業，農村學子無法完成十年以上的學術投資；有人告訴我博士畢業就等於失業，不到國外鍍層金，找不到好的教職；還有人告訴我，學術是清貧的事業，寒門學子的任務是養家餬口，而不是創造知識、傳播精義。我不信，上個月我去聽師姐的講座，我很難過。師姐清華本科畢業，在外資律所上班，年薪上百萬，之後放棄律所工作，去美國西北大學讀JD，再轉而讀歷史系PHD，整個留學下來，至少需要十年。師姐說，在美國讀個PHD，五到七年再正常不過了，當你工作到一定年限的時候，你會發現重複的腦力勞動演變成了體力勞動，因為不喜歡在外資律所按部就班的生活，年薪百萬已毫無意義，她嚮往充滿挑戰性的工作，而學術能夠每天帶給她精神上的受用。讓我難受的不是讀書的這個過程是如何的艱辛，難受的是在整個過程中，寒門學子是否都「不在場」。若不是聽講座，怎麼會知道這麼多的城市青年前赴後繼地去海外鑽研；若不是聽講座，怎麼會知道我們嚮往的職業是多麼遙遠，可望不可即。是的，我們沒有過多的選擇權，我們不像師姐那般幸運，不是每個男生都能像梁植（清華校草）瀟灑自怡，並不是每個女生都能像奶茶（清華校花）聲名遠播。在職業選擇上，當可供選擇的永遠只是那些的時候，做技術的繼續做技術，寫代碼的繼續寫代碼，做EXCEL表的繼續做表，一個普通的城市，一份不痛不癢的薪水，或許就是未來。
四、立場之外的立場
塗自強也好，許立志、秦明也罷，譴責抑或憐憫不重要，什麼樣的態度不重要，今天談論這個沉重的話題，本身就是想跳脫立場談立場，重要的是寒門青年能做什麼？局外人能做什麼？社會能提供什麼？
湖南小夥洪戰輝帶著妹妹上大學，盲人姑娘董麗娜努力成為央視播音員，是的，在我們身邊依然能夠看到很多正能量，然而這些人畢竟是少數，如果洪戰輝不是被評為感動中國人物，會有千家萬戶知道他並伸出援助之手嗎？如果董麗娜不是碰到了紅丹丹和敬一丹，現在恐怕還是一位推拿的技師。有人說，社會確實不可能讓每個人都生活幸福，塗自強、許立志等的失敗只是他們的失敗，他們的死亡不能歸咎於整個社會。可是，現在的年輕人，不是幻想不勞而獲的「破落戶兒」，他們何嘗不想通過雙手勤勞致富，安家立業，但是付出不一定是有回報的，雙手有時候扛不起未來，高房價、高物價，加劇的生活成本，這些現實早已讓年輕人無路可退，很難想像通過勤勞致富在這個能夠讓寒門青年大規模較好逆襲。
當我們進行客觀歸責的時候，個體的責任首當其衝，但整個社會體制同樣難辭其咎，當下的社會是否早已變質，已不是狄更斯口中所述的最壞亦最好的時代，恐怕是對寒門青年利少弊多的時代，寒門學子通過教育改變人生的路徑關卡重重，知識改變命運這句話的現實性在受質疑。反思個人的同時，也需要反思社會，如方方所說，「一個什麼樣的社會，才會讓塗自強這樣的年輕人處處不順，事事艱難呢？在一個沒有公平的時代，他的悲傷註定不只是個人悲傷」。本文雖有些言過其詞，但絕不是危言聳聽，所點出的現象也絕不是空穴來風。
天之驕子鋃鐺入獄，詩壇新秀命喪黃泉，每當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猶如流星隕落，如果我們不說出我們的心願，連上帝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