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一場轟轟烈烈的變革維新運動在光緒皇帝的主導下席捲全國。這次改革幾乎覆蓋了所有領域，除了意圖打破陳舊的封建官場制度外，礦山、教育、文化、乃至新式軍隊建設等一系列新興產業也都成為改革的重點。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戊戌變法」
表面上，這也許是大清建立之後聲勢最為浩大的一場變革，然而，剝去華麗的外衣後就會發現，這更像是清王朝統治者在「內憂外患」雙重壓力下的一場垂死掙扎罷了。由於變法觸動了太多守舊勢力的固有利益，非但無法得到有效落實，反而受到種種抵制和反對。在跌跌撞撞持續了103天之後，光緒遭禁、六君子喋血街頭，戊戌變法——這場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次自救運動以失敗而告終
關於變法失敗的原因，歷史上留下了太多爭議，至今依然沒能統一。可是，和失敗的原因相比，人們對「戊戌變法」的起因的認定，卻顯得有點「不約而同」，那就是「公車上書」。許多學者也都在各種史料中闡明了這個觀點，他們都認為：甲午戰爭沒有敲醒清朝的統治者，反而敲醒了一群讀書人，於是才有了「公車上書」；在讀書人的努力下，繼而才演變成「戊戌變法」。經過時間的沉澱，這種觀點已經深入人心，然而，當我們再次回眸晚清，將大清當時所處的環境進行綜合分析的話，也許，「戊戌變法」和「公車上書」之間就沒有那麼緊密的聯繫了。
公車上書
當然，首先我們還得回顧一下「公車上書」
其實，「公車」二字大有來歷。在漢朝時，沒有科舉制度，對於那些被朝廷徵招入京為官的文人學士，朝廷都會為其配備專門的馬車接送，久而久之，這些人就被稱為「公車」。後來科舉制度興起，「公車接送」被取消，但這一稱謂卻被保留下來。「公車」指的並不是那些朝廷配備的馬車，而是指那些有資格入京趕考的舉子們
（還有一種說法：古代的皇帝十分重視讀書人對國家治理的意見，因此，朝廷會派出許多專門收集讀書人意見的馬車，這種馬車就被譽為「公車」）
1895年，康有為已經是萬千「公車」的一員，按照慣例，這些人要到京城考進士。可此時，中日之間卻發生了「甲午戰爭」，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國竟然完敗於島國日本。消息傳來，正在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一片譁然，愛國之情噴湧而出，而康有為更是連夜寫下了長達14000字的「萬言書」，準備號召舉子們聯合籤名之後呈送朝廷。也正是在這份「萬言書」中，康有為的變法思想開始展露出來
「萬言書」完成後，康有為就迅速召集舉子們進行聯合籤名，可是，「萬言書」還沒來得及呈送朝廷，就傳來了《馬關條約》已經籤字的消息，「公車上書」就此止步。其實，「公車上書」半途而廢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康有為中了進士，這樣的身份不允許他再帶頭「鬧事」。至於康有為在自傳中聲稱自己聯合了全國十八省1200名舉人聯合上書一事，這個情節和數字根本經不起推敲。因為戰敗，當年確實有許多舉子們上書朝廷，甚至有些官員也上諫直言，但是，翻遍清朝史料，也沒找到康有為領導「公車上書」的記載。或者我們可以認為，他只是開了個頭、寫了「萬言書」，但是，在科考發榜之後，就沒有繼續堅持
因此，把康有為和「公車上書」聯繫在一起確實有些牽強，康有為既不是「公車上書」的領銜人，也不該是「公車上書」的代言人！只不過，康有為在「萬言書」中透露出的變革思想還是讓他在舉子們之中名聲大噪，這對他以後的人生至關重要。再直白點說，並不是康有為發動了「公車上書」，而是「萬言書」成就了康有為！
這就是「戊戌變法」前「公車上書」的始末
「公車上書」的影響
歷史對於「公車上書」的評價很高，認為其不僅僅是近代變革思想的蔓延，更是激發了民間「救亡圖存」的愛國意識，對後世的影響十分深遠。然而，這個觀點是站在現代的角度上去總結的，事實上，「公車上書」在當時除了引起媒體的關注和熱炒外，並沒有產生太大的影響
1895年的中國，雖然依然處於封建專制制度的管理下，但是，以報紙為主的媒體行業已經有了一定規模。媒體要凸顯的就是「民意」，而「公車上書」無疑正好符合這一要求，因此，諸多媒體都對此進行了大篇幅的報導。在媒體的渲染下，更多的熱血青年和平民大眾才從「公車上書」中得到啟發，也正是由於這些報紙的吹捧，康有為才開始嶄露頭角。但是，「公車上書」在當時的影響也僅此而已
「公車上書」導致了「戊戌變法」？
有人該說了，「公車上書」難道就沒有對清朝的統治者產生一絲影響嗎？這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疑惑，說「公車上書」促成了「戊戌變法」的人往往也都會產生這樣的迷惑。我們否認「公車上書」是「戊戌變法」根源的理由有三：
原因一：戰敗
「公車上書」的背景是甲午戰爭，與其說人們接受不了戰敗、籤約的事實，倒不如說人們無法繼續容忍清廷的腐敗。這種自上而下、由內到外的腐敗才是清廷敗北的根源所在。甲午戰敗，觸及到了人們心裡可接受的底限。
眾所周知，八旗軍和綠營軍腐敗，於是，李鴻章統帥的淮軍和北洋水師成了大清的主力軍；可一場甲午戰爭下來，被人寄予厚望的淮軍和北洋水師也處處都影射出「腐敗」的影子。面對列強的咄咄逼人，大清還能指望誰？若再不做出改變，「亡國」勢必就會成為一種必然。因此，變革的呼聲愈加高漲、也愈加普遍，只不過，一群讀書人利用「公車上書」的機會率先提了出來而已
原因二：時間順序
如果上一個觀點沒有說服力，我們不妨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簡要分析：
甲午戰爭後，最先得到戰敗消息的是誰？舉子們嗎？不是；
甲午戰敗，面對巨大損失，最有切膚之痛的是誰？舉子們嗎？也不是
甲午戰敗震驚了整個中國，但，觸動最大的利益群體既不是百姓、也不是學子，而是朝廷和官場。可能平日朝堂裡有這樣、或那樣的黨爭存在，但是，戰敗的那一刻，所有人可能都會達成一種共識——再這麼爛下去，都得玩完！為了保住自己的固有利益，最先萌生變革念頭的應該是慈禧、是光緒、是那些達官貴族，這些人渴盼變革的欲望比那些讀書人更早、也更為迫切
原因三：「上書」分類
1895年，受甲午戰敗影響，全國出現了「公車上書」潮。
《近代史研究》中記載：
當時湖北、江西、山東、河南等地的舉人們紛紛上書，再加上臺灣的舉人上書，「公車上書」的數量是17起。我們可以將其看成是民間自發形式的上書；
除了民間的上書，還有更多的一部分來自官場。這些由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其數量多達31件，遠遠多於舉子們自發組織的「公車上書」；
數量上的對比，也可以折射出官場人士內心的動蕩和不安，他們比讀書人更關心政局的下一步走向，他們希望有所改變，也更希望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故而，他們才會一而再、再而三，直接、或間接地支持「公車上書」。如果沒有這股勢力的支持，「公車上書」很難造成這樣的影響
尾聲
在經歷了甲午戰爭的恥辱之後，即便是爭鬥最為激烈的慈禧和光緒，也達成了「變革」的共識，因為憑藉三言兩語、或光鮮表象是無論如何也遮掩不住大清的腐敗、大清的沒落、以及大清的無能了。
不變則亡，變，興許還有一線生機。無論慈禧、光緒、抑或是那一般位列廟堂之上的大臣們，想要繼續把持朝政、緊攥權力、維護自己的固有利益，最起碼的前提就是——大清還存在！離開這個出發點，談什麼都是枉然，所以說，變法在當時是朝廷的一種主動選擇，而不是迫於讀書人的「公車上書」、或者其他某一群體的壓力而做出的選擇。這也就是為什麼「帝後之爭」如火如荼，但慈禧依然支持光緒進行變法的原因所在。
只有變法，才能維持民心；也只有變法，才能給人們重新燃起一個希望，這是朝廷唯一、且正確的選擇。當朝廷已經有了變革的決心的時候，哪怕「公車上書」鬧的如何沸沸揚揚，在朝廷看來，那也只不過是戰敗後民間的一種正常反應罷了，完全都在預料之中。
因此，無論有沒有1895年的「公車上書」，一場變法都在所難免，將其認為是1898年「戊戌變法」的原因，確實有些牽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