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兩位「90後」翻譯家在朋友圈先後刷了屏。一位是96歲高齡的翻譯家許淵衝，出現在央視節目《朗讀者》中。另一位是90歲華誕的翻譯家文潔若，再版了她和丈夫蕭乾合譯的《尤利西斯》。
人人都知道文學翻譯，但學術翻譯卻一直游離於大眾視野之外。而在深圳，就「隱居」著一位學術翻譯界的「大牛」——深圳大學文學院原副院長、現任中國傳播學會副理事長何道寬。
作為國內引進麥克盧漢、跨文化傳播和媒介環境學的第一人，最近，河道寬的譯作精選20種、500萬字結為《何道寬譯文集》，擬於明年出版。不出意外的話，這將是國內第一部學術翻譯作品選集。
不負深圳這片沃土
晶報：您的譯作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展及外語翻譯專業的拓寬功不可沒，可以講講您引進這些學術理論的初衷和體會嗎？
何道寬：1980年，我有幸成為新時期首批外派的交換學者，在完成指定的任務之餘，我選修「歐洲哲學史」和「跨文化傳播（交際）」兩門課程，因為歐洲哲學史是西方學術的基礎，跨文化傳播是嶄新的學科。歐洲哲學史使我拓寬視野，跨文化傳播使我接觸傑出的人文社科專家：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和跨文化傳播學之父愛德華·霍爾。霍爾通俗易懂，麥克盧漢難以讀懂。兩人都深深吸引我，因為他們的思想和學說對新時期的中國太重要了。我決心把他們倆以及更多美國人文社科專家引進中國。
由於學術譯著市場較小，我引進美國人類學經典的努力並不順利。成功出版的經典只有幾種：《裸猿》、《文化樹》、《超越文化》和《思維的訓練》，《人的鏡子》、《古今蠻族》、《無聲的語言》、《中國龍》和《中國觀察》都因出版社毀約而取消。
晶報：您1993年來到深圳大學工作，曾說退休之後才進入「從心所欲的學術巔峰期」，這是否與深圳的學術氛圍有關？在深圳的24年，給您的學術翻譯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何道寬：深圳這片沃土沒有辜負我的期盼，給我創造了較好的條件。退休之前，我編寫的幾種著作形成了研究、寫作、出版、教學「一條龍」的良好局面。屢獲省市社科獎和教學獎，當選中國跨文化交際研究會副會長、廣東省外國語學會副會長，獲深圳市政府津貼專家稱號。
我在2002年1月退休，全身心投入寫作和學術翻譯。這個學術巔峰期呈現出群峰疊翠的局面：每年100餘萬字的學術譯作，十餘篇論文和報刊文章，主持或參與主持幾種大師經典譯叢，當選中國傳播學會副理事長，受聘深圳翻譯協會高級顧問。2010年，中國翻譯協會授予我「資深翻譯家」稱號，這是人文學者夢想的最高榮譽。2009年，譯作《理解媒介》入選「改革開放30年最具影響力的300本書」，此為新聞傳播學惟一入選書。
截止到2017年初，我出版著作和譯作80餘種，逾2000萬字。去年，我出版譯作13種，約300萬字，譯作的質和量都很有影響力，受到學界和讀者的肯定，對中國傳播學乃至人文社科的發展作出了綿薄的貢獻，我感到很欣慰。
文化繁榮
離不開學術翻譯
晶報：文學翻譯歷來引人注目，但學術翻譯似乎比較冷門。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對於外國學術書籍的需求與日俱增，學術翻譯的重要性是否也越來越重要？
何道寬：國家認定的「資深翻譯家」數以百計，就各門類的人數而言，外事翻譯、技術翻譯、文學翻譯、學術翻譯依次遞減，學術翻譯的「資深翻譯家」很少。相比而言，文學翻譯市場廣闊，讀者眾多，涵蓋社會各階層。
學術翻譯的直接影響面雖然狹窄，但人類的發展需要社會、經濟、科學、技術、人文社科等各門類、各層面的交流，學術翻譯是一座橋梁，對人類各層面的交流影響深遠。由此可知，文化繁榮、社會發展當然需要學術翻譯。
晶報：相比其它門類的翻譯，從事學術翻譯的人似乎少得多？
何道寬：學術翻譯「枯燥」艱辛，直接影響面小，非「獨行俠」不能堅守。學術翻譯家獨坐冷板凳、困守書齋，甘苦自知，卻又甘之如飴。學術翻譯面臨種種困境，包括政策、學術環境、人才建設以及輿論引導等方面，但一定要鼓勵翻譯精英，正確引導大眾認知。
學術的傳承需要政策支持
晶報：深圳越來越重視學術氛圍的打造，「深圳學派」在全國越來越有影響力，學術翻譯對於「深圳學派」的建設又有何種意義？
何道寬：深圳迅速崛起成為世界名城，社會、經濟、科學、技術、人文社科全面發展，首先歸功於高層幾十年來的戰略舉措和政策設計。「深圳學派」建設已在紮實推進。但，毋庸諱言，學術翻譯是深圳學術建設的短板，需要重視。學術建設需要原創作品和翻譯作品兩翼齊飛，互相補充，不可偏廢。
晶報：深圳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上稍顯滯後，翻譯人才更是屈指可數。對此，您有什麼建議？
何道寬：深圳引進的兩院院士已有十來人，深圳本土已開始並將繼續產生兩院院士。然而，在可預見的將來，深圳產生本土資深翻譯家的可能性很小。我衷心地希望，深圳市決策機構能大力支持學術翻譯，為培養本土國家級資深翻譯家營造良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