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研究的評價體系中，翻譯屬於「有則更好，沒有卻也無妨」的範疇。
從作品體現的學術價值來看，我們更傾向於認定學術論文的價值高於學術專著，學術性寫作價值高於普及性著作，而這三者的價值都高於學術翻譯，無論是研究生畢業、教師職稱評定還是各項獎章榮譽，都與學術翻譯無關。而且不僅我國如此，世界各國也鮮有將學術翻譯視為學術成果的狀況。
但從學術研究和傳播的實際情況來說，學術翻譯的地位則要遠遠高於「官方」或「傳統」對它的看法。我們不必詳細列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文史哲研究中前沿譯作所帶給我們的衝擊和影響，也不用細說諸多翻譯引介而來的基礎性教材對於我們知識體系與學科發展的貢獻，單舉一例其實就可以讓我們明白翻譯在我國當下學術研究中的重要性——這就是商務印書館自1981年推出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
這套叢書至今已出版總計700餘種譯作，領域包括哲學、政治、法律、社會學、歷史、地理、經濟學、語言學等等，是我國現代出版史上規模最大、最為重要的學術叢書。我們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精通英語、日語、法語、德語的可能，但在大學時光裡基本都有一段時間是在這套叢書泛黃的紙張上圈圈點點。
在許多人看來，學術翻譯並未得到學術評價體系的認可無可厚非。因為翻譯是一種轉述，雖然不乏創造性但畢竟不屬於原創作品，這與譯者自己的文字不可同日而語。
其次，翻譯是一種鏡鑑，它為我國學術研究提供某種視角或方法上的啟發，而非直接推動我們自身的學術發展。再者，翻譯具有普及性質，它面向大多數不具備外文閱讀能力的讀者，而具備語言能力的合格研究者不以翻譯作為其主要閱讀、研究材料。
這種對於翻譯的看法頗具代表性，而且某種程度上是我們當下的主流認識。但是，將學術翻譯拒之於學術領域之外的結果我們真的能承受嗎？
從最直觀層面看，學術翻譯不算做成果，優秀的學者難有時間和意願投入到其中，使得該領域的準入門檻低且缺乏競爭，這導致了當下學術翻譯的兩個普遍現狀：
一個是學術翻譯基本上成為研究生撰寫論文時的調劑或副產品，具有「練手」性質；另一個是學術翻譯往往由教師帶領學生作為團隊作品完成，這一環節中學生的署名權、稿費獲得情況以及師生分工等問題非常複雜。這些狀況導致學術譯作的質量魚龍混雜，無法成為可靠的知識來源。
從整個市場機制來說，學術翻譯著作出版成本高昂但銷量普遍不理想。成本收益不匹配導致學術翻譯的稿費長期處於低水平狀態—當然，這裡的「低」更多指的是相對於譯者保質保量認真工作的付出而言的。這樣就使得翻譯本身成為譯者養家餬口工作之餘的零工，似乎做翻譯成為了消耗情懷，我們似乎也難以苛求譯著的質量。
從學術長遠發展來說，翻譯的過程同時是豐富、發展漢語詞彙句式表達的過程。讓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等晦澀的理論「說」漢語或英語，其目的不僅僅在於讓漢語或英語讀者能夠讀懂他們，還在於潛移默化中讓一個民族逐漸具備理解異質文明的心靈。
對於翻譯的輕視，勢必導致我們對於用母語表述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輕視，長遠來說壓抑了母語的發展以及作為優勢學術語言的可能。
作者 | 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生趙英男
編輯 | 曹檸
排版 | GI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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