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e公司官微
隨著疫情的不斷擴散，2020年全球經濟下行已成定局，疫情持續時長成不確定因素，大家對於是否會發生金融危機，如何來防控疫情以及應對流動性短缺等問題爭議頗大。如何看待疫情對全球和中國經濟的衝擊？如何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如何對衝疫情對經濟的衝擊？如何在海外資本市場大震蕩時保衛好資產？
e公司「財經明星會」第十一場邀請到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為投資者解答上述問題。李迅雷認為，不管是否出現金融危機，經濟衰退似乎是必然的結局，327的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實現全面奔小康的目標，並提出了諸多舉措，如果這些舉措的力度足夠大，可以增加廣義財政支出6萬億左右，則GDP增速有望超過5％。投資中要把握結構性機會，而不是賭趨勢、追漲殺跌，要更多的抓住結構轉型中的產業、地域集聚機會。
無需爭辯是否出現金融危機 經濟衰退是必然的結局
證券時報記者：國外疫情的擴散，引發了全球資本市場的大震蕩，歐美股市接連下挫，引發了市場上關於是否發生了金融危機的討論，您認為金融危機是否到來？
李迅雷：這輪以美股為代表的全球股市大幅下跌，讓大家產生對爆發金融危機的擔憂。從以往歷史看，每一次金融危機都是以大型金融機構倒閉為標誌的，如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美國的長期資本管理公司破產；2001年美國網際網路泡沫破滅後，安然破產了；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頓出現兌付危機，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下，被摩根大通收購；雷曼則沒有獲得政府救助，直接破產了。
迄今為止，儘管股市大跌，但仍沒有出現哪家大型金融機構破產案例，這也是與08年次貸危機存在明顯差異，08年的危機爆發鏈非常明顯：房價下跌-次貸危機-金融產品爆倉-投行破產，但相比07-08年，商業銀行「資本」抵抗風險能力增強50％以上，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參與CLO程度明顯低於08年，大型銀行的風險偏好是在下降，各類銀行的資產配置趨向均衡，房地產的關聯度下降。
因此，這次風險的傳播路徑與08年不一樣：企業資產負債表危機-流動性短缺-企業高息債爆倉-危機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在這輪衝擊中會否出現破產現象，現在還很難斷言。不過，從此次應對流動性危機所採取的行動看，都比上一輪次貸危機時應對力度更大了。除了降息150個基點、7000億QE外，還提供了商業票據融資便利、MMLF等，最近還推出了無限量QE、2萬億美元財政救助計劃等。
這些舉措，比以往應對金融危機力度大了幾倍，可以反映出這輪金融震蕩的「級別」很高，需要付出巨大成本。即便如此，大家比較一致的觀點是，經濟衰退恐怕難以避免。3月21日，美國勞工部宣布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達到328.3萬人，此前的最高記錄是1982年的69.5萬人。雖然這主要是受疫情影響，但在經濟增速下行背景下，未來美國失業率的上升不可避免。
也就是說，不管是否出現金融危機，經濟衰退似乎是必然的結局。既然如此，就沒有必要爭議這次金融大震蕩是否屬於金融危機了。事實上，有人已經把此次事件與1929年大蕭條相提並論了。
為什麼如此悲觀呢？因為這些年來，發達經濟體政府為了應對經濟下行，紛紛大幅舉債，它們的槓桿率水平都已經大幅上升，利率水平為負利率或接近零，可謂黔驢技窮，但經濟增速卻仍在低增長中下行。其背後的深層原因，還是人口老齡化、社會不合理結構的固化和貧富差距擴大等因素。
在次貸危機之後的12年裡，各國仍然沒有去根治經濟結構扭曲帶來的問題，不去推進改革，只考慮如何應付選民，增加政府債務和降低利率——這種總統競選模式帶來的弊端顯而易見。
從這次應對疫情的舉措看，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未來經濟衰退的確定性。故不要對發達經濟體國家的改革給予太高期望。當前美國的應對疫情和經濟停擺的舉措，幾乎是圍繞著如何獲得選民的選票而展開的。
證券時報記者：為了應對疫情的衝擊，以歐美為代表的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釋放流動性，通過降息、量化寬鬆等方式試圖力挽狂瀾，您如何看待這種方式？中國跟不跟？
李迅雷：對付病毒，降息是沒用的。降息也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也好，票據流動性便利也好，都是治標不治本。
目前的背景是美國經濟增速的放緩，而疫情則是催化劑和加速器，加速了股市的暴跌。一個月內美國標普500的指數下跌百分之三十，這在美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應該說復甦的步伐就此終止了，原來的經濟增長是放緩，現在是經濟負增長。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對經濟的衝擊不同於一般的金融危機，2008年的金融危機被稱為次貸危機，誘因是房貸下跌，它的表現方式是金融產品爆盤，金融機構無法還錢。而這一次的情況是由疫情引發，此次爆破的是上市公司集團的資產負債表。起因有差異，並且這次可能更難熬。現實的背景是疫情下企業無法正常生產，使得很多行業的產業鏈都中斷了。普通的金融危機不會從物理上阻斷產業鏈，但疫情對公共衛生體系造成了衝擊，進而造成了人口流和貨物流的阻斷，因此這次的情況是具有雙重性的，而不是單純的資金流動性危機，這同時也是流行病爆發導致的人口和貨物的流動性危機。
採取降息和QE舉措的主要是發達經濟體，比如澳大利亞、美國、英國等。對他們而言，財政政策的空間有限，更願意用貨幣政策，通過降息釋放流動性，降低社會運營成本，這是無奈的選擇，降息到底效果大不大，這要打個問號。而對中國來講，選擇餘地則更多，美國採取降息那中國為什麼一定要降呢？
我認為，當今首要的任務，就是全球各國聯手防控疫情，這比經濟政策極度寬鬆要更有針對性和效率，且投入成本不高且副作用小得多。其次，各國的經濟改革再不能拖下去了。事實證明，歷次危機之後的大放水，都讓富人財富大增長，貧富差距則繼續擴大，經濟結構問題更加突出，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
證券時報記者：疫情的發展和經濟復甦有著很大的關聯性，您認為全球疫情何時見拐點？
李迅雷：隨著歐美國家加大檢測力度，之前積壓的待檢測「堰塞湖」被排除，每日新增新冠病例數預計很快見到拐點，排除「堰塞湖」的幹擾後，每日新增病例繼續下降的速度可能會比較慢。目前大多歐美國家的傳染係數R0下降到了1.5以內，即使考慮到防疫措施不斷趨嚴，R0有望進一步下降，但不容易下降到遠小於1的水平，意味著新增病例的下降速度比較慢。
但要在全球範圍內消滅疫情，難度極大，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疫情結束速度緩慢，嚴格的防控措施難以長時間堅持；二是發展中國家疫情很可能未充分披露。全球抗疫的最終勝利需期待疫苗和特效藥的研製成功，儘管靠隔離措施快速取得全球抗疫勝利的難度很大，但也無需過度恐慌，最終的解決手段可能得靠科技，即儘快研製出疫苗或特效藥等。中美等國的科研機構都在加緊研發疫苗和特效藥，據中美科學家估計，疫苗最快有望在9月份用到人身上。在疫苗和特效藥研製成功之前，全球的防疫措施很難大幅度放鬆，其影響全球經濟的持續時間需要有充分預期。
GDP增速目標確實不重要 但現在很需要
證券時報記者：關於全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有的專家建議取消增速目標，您怎麼看？
李迅雷：GDP增速目標確實不重要，但現在很需要。現階段，正處於復工復產的關鍵階段，在新增就業數並不適用，尚未提出較GDP增速更優目標前，不適宜取消GDP增速目標，那只會影響各部門、各地方復工復產的積極性。從這個角度上講，GDP增速目標當前需要，不宜取消。
單純從數字上看，沒人會覺得GDP增速目標有那麼重要，高一點低一點都可以，只要就業能解決。但這是非異常擾動情況下的表現，確實從歷年新增就業數觀察，無論GDP增速高一點低一點，新增就業都能夠達到預定目標，完成任務。但當前環境是受到了異常的衝擊，而且主要矛盾已經開始切換，3月之前國內疫情正在發展，內需被「暫停」是主要矛盾，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進口乾散貨運價指數大幅下挫，尤其是鐵礦石、煤炭、糧食（大豆）等商品運價指數下跌明顯。
進入3月，伴隨著國內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全球疫情快速演化，外需已經成為影響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在近期高頻數據上，中國出口貨櫃運價指數出現了明顯回落跡象，已經開始反映外部需求受到擾動。
對於全球經濟的嚴峻性，個人覺得爭議不大。例如美國持續申領失業金人數兩周升幅已相當於2008年兩個月。而根據3月30日公布的歐洲經濟景氣指數，環比表現已經錄得40年以來的最大降幅，這都說明了全球經濟形勢的嚴峻性。當前外部衝擊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要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更加迅速，危機向中國出口傳導的時間正在被快速壓縮。在這種情況下，加快復工復產，將損失儘可能控制在一季度，儘可能縮小損失，理應是當前政策的核心考量，在此背景下，內需政策發力也是必然選擇。
那如何評價復工復產，是否需要一個工作目標？個人認為需要。政府工作從來都是目標導向的，只有設置工作目標，才能使得各部門、各地方鼓起幹勁，加快復工復產，為後續大概率到來的全球貿易衰退、全球經濟衰退做好準備，也為已經初現苗頭的就業問題做好應對。
新增就業數能否作為唯一的工作目標？個人認為不能。首先，近幾年新增就業數遠超政府工作報告的目標值；其次，每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及的「新增就業數」，只是由人社部門統計的「新增」，並沒有統計「新減」，如果考慮到城鎮調查失業率的明顯提升，尤其是其中非主力就業人群調查失業率更高，那就必須要各部門、各地方抓緊復工復產。再次，即使把就業作為工作目標，也需要一定的GDP增速作為保障，而且需要設置工作區間。
如果不設置目標會怎麼樣？現階段，正處於復工復產的關鍵階段，在新增就業數並不適用，尚未提出較GDP增速更優目標前，不適宜取消GDP增速目標，那只會影響各部門、各地方復工復產的積極性。從這個角度上講，GDP增速目標當前需要，不能取消。
證券時報記者：您覺得今年的經濟增速多少合適呢？疫情的不確定性讓今年的經濟形勢異常嚴峻。
李迅雷：最近看到不少賣方機構發布了2020年中國GDP的預測報告，有的認為增速只有1-2％。我覺得，一季度GDP負增長几乎沒有懸念，但要預測全年GDP增速，實在太難了，第一，不知道今後三季度疫情如何演繹，第二，不知道接下來國內政策如何出拳。
由於疫情原因，目前兩會還未召開，估計五月上旬有望召開，要預測全年GDP，至少要等到發改委的發展目標報告和財政部的預算報告出臺。
注意到最近高層領導的數次公開講話，都反覆強調要實現全面脫貧和奔小康的目標，這是否意味著GDP翻番目標（2020年必須達到5.6％以上）依然未變？若如此，則在財政支出上勢必會有大突破。
例如，在3月27日的政治局會上，提出發行特別國債、增加地方專項債規模、適度提高財政赤字率和降低貸款利率等舉措，政策力度非常大，顯然是為今年實現全面奔小康目標而準備的。比照美國為了應對疫情所採取了財政和貨幣政策力度（有人估算共計6萬億美元），我國可能採取的政策力度還是比較節制的。
不過，實現翻番目標不只是唯一的目標，我國一季度的不少經濟指標出現斷崖式下行，意味著接下來我國經濟領域中的很多問題都會不斷暴露出來，企業經營壓力加大，社會問題突出，尤其是就業。好在我國有過2009年兩年四萬億的經驗教訓，在防止大水漫灌和房住不炒的原則下，相信穩增長、穩就業、穩投資等六穩的政策會更加精準和有效率。
經濟結構分化可能加劇 抓住投資的結構性機會
證券時報記者：疫情對我國外貿進出口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要應對疫情對經濟的衝擊，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發力？
李迅雷：我國企業出口的規模比較大，由於受到疫情影響，訂單大量減少，全球的供應鏈也受阻，中間產品和原材料供給不暢，對於出口企業影響會比較大。
這次遇到的問題確實非常大，關鍵在於我們到現在還不能確認危機什麼時候能夠過去。雖然中國疫情得到了控制，但海外疫情的再擴散使得我們失去了寶貴時間，遭受了不小的損失。第一波我們已經付出很大的代價，使國內疫情得到控制，這一步我們做的很好，但由於海外疫情不可控，對我國帶來很難預估的負面影響。
今年的經濟走勢肯定是V型，但V型本身是下探底之後的一個V型，一季度初步估計GDP增速大概是負百分之十，如果不加大刺激力度，全年來講估計只有百分之2到3左右。疫情對中國的經濟的衝擊比較大，後面兩個季度雖然會反彈，且反彈的力度也會比較大，但是受到上半年的拖累，平均下來全年增速也非常小了。因為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摘下口罩的跡象，難道期待後面幾個月突然好起來嗎？很難的。
327的政治局會議強調要實現全面奔小康的目標，並提出了諸多舉措，如果這些舉措的力度足夠大，可以增加廣義財政支出6萬億左右，則GDP增速有望超過5％。當前，就是要儘快復工復產，儘可能把停擺的經濟恢復起來，如今財政、貨幣政策發力主要在供給端，我們還是要在需求端方面多抓實幹。
比如餐飲業受的衝擊最大，應該發放消費券來鼓勵大家消費，餐飲的優惠券、文化旅遊娛樂的消費券，都可以準備起來，以防經濟滑坡太大。疫情對第三產業的衝擊是最大的，也影響了消費，如果消費不起來，單純靠供給是不行的。目前是花更多錢補貼餐飲業，但補貼是一時的，不能長期的。通過採取消費券的方式，能夠擴大受疫情影響損失嚴重地區居民的必需品消費和服務消費，現階段各個省市由地方財政發放的消費券，其本質是由地方政府加槓桿。
實際上，在正常狀態下，如果沒有疫情衝擊，地方政府舉債加槓桿後更願意進行投資，因為投資往往更有「富有成效」，形成資本及實物，如通過地方政府專項債，帶動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或利用政策性金融貸款，帶動老舊小區改造。而在經濟失速、需求銳減情況下，選擇使用消費券的方式，促進消費回補與潛力釋放，主要原因是相較於投資，消費見效更快，能夠儘快帶動消費，活躍市場，促進人流和物流等流動性。
對於新基建有很多建議，我認為政府投資基建是為了穩經濟，穩定就業，但是基建投資有很多被浪費掉了，向下傳導的鏈條過長，而且基建不少是增加產能供給，為未來增加了過剩隱患。
證券時報記者：疫情給全球經濟帶來了不確定性，也影響到了投資者的心理預期，您覺得今年A股市場上是否還有投資機會？
李迅雷：先來講講分化的概念，可以抓住投資的結構性機會。
第一，人口分化。1/3的城市人口是淨流出的，1/3是淨流入，這個是人口分化。今年以來，杭州、成都、深圳的房價漲的比較好，或者有上漲勢頭，因為這些地方的人口都是淨流入。
第二，居民收入的分化。這個是個不好的分化。所以為什麼我建議發消費券、補貼一些中低收入階層？他們能消費、敢消費，一方面拉動投資，另外一方面提高我們的生活質量，因為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速出現了一個明顯的放緩。
第三，產業的分化。就是新經濟部分高增長，傳統經濟部分是低增長，疫情又加速了頭部企業和非部頭部企業的分化，我們投資上應該要抓大放小，要選擇一個新興產業、新基建，跟人民生活相關的，比如醫療、教育、健康等等。像富國基金推出的ETF就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個更加廣泛的選擇工具，醫療ETF、消費ETF和基建ETF，給大家更多的選擇機會。
還有，頭部企業跟非頭部企業。疫情以來，很多中小企業面臨很大壓力，但那些頭部企業反而有擴大市場份額的機會，一批中小企業可能要倒閉，雖然政府也花了力氣去救助這些企業，但只能救一時，不能救永遠。結構的分化、企業結構的分化在西方發達經濟體是個非常正常的現象。
以房地產企業為例，一二月份房地產銷售就出現了嚴重的分化，雖然銷售面積大幅下降，但銷的好還是那些前十大房產；包括家電行業也是分化，我們現在汽車銷量大幅下降，接下來就是汽車行業的分化。
縱觀中美股市過去10年的變化，也是一個非常顯見的28現象。美國股市走了11年的牛市，真正跑贏市場的可能20％的股票也不到，所以我們的投資難度在加大，選擇範圍要更加精準。
對於股市來講，A股市場還是有一定的韌性，2500、2600應該是一個底部了。首先還是要看估值水平和成長性，今後中國經濟一定是消費主導，休閒娛樂、消費升級等。而經濟轉型過程中，高科技產業的成長性是最好的；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優勝劣汰是必然過程，在經濟結構轉型中形成的頭部企業，市場份額會越來越大，比方像家電行業裡大家都知道的格力海爾美的已經是頭部企業了；房地產行業的頭部企業也在形成中；下一步，處在銷量下行中的汽車行業，一定會有頭部企業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投資中要把握結構性機會，而不是賭趨勢、追漲殺跌，要更多的抓住結構轉型中的產業、地域集聚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