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有人說：「三峽哪兒風景最美，哪兒就是抗敵的最佳地點。」石牌優越的防守地理條件，加上中國守軍的忠勇，使它在1943年夏天，成為抗戰局勢的「大轉彎」。
石牌保衛戰的指揮者胡璉。
作者林文俏：廣東財經大學教授。
宜昌石牌，長江西陵峽一個寧靜的古村。兩岸兀立的石壁，宛若一座豐碑。1943年在這裡發生的石牌抗戰，曾被蔣介石譽為「東方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
保衛重慶的要塞
抗戰時期日寇進攻重慶，有三條路線可選。一是陝西，二是雲南，三是鄂西。
日本佔領了山西大部，卻未向與之一河之隔的陝西發動大規模進攻。佔領河南全境，也沒有沿隴海線西進。日本曾制定了進攻西安的作戰計劃，最終未能實行。其原因是，陝西地理位置相對偏遠，又是中共總部所在地。國共兩黨都十分強調陝西防務工作。1938年2月23日毛澤東就指出：「敵為奪取隴海，直取西安、決勝點必在潼關。」他發出「為保衛潼關及西安而戰」的號召。蔣介石也很重視西安的戰略地位，特設了西安行營。當鄭州危急時，蔣介石密令炸開花園口黃河大堤，以洪水阻止日軍西進西安。日本如果進攻陝西，必將遭到國共聯合的堅強抵抗。這是日軍不願看到的。
日軍也企圖渡過怒江，佔領昆明，挺進成都，進攻重慶。但是，大西南惡劣的地理條件，使日軍的計劃擱淺。1942年5月，怒江惠東橋的英勇一炸，粉粹了日軍東進北上美夢。以後日軍始終無法越過怒江天險。況且，即使渡過怒江，前面還有一道瀾滄江難以逾越。即使佔領昆明，滇川之間，道道天險也不是好攻克的。再加上雲南是飛虎隊的基地，其強大空中威力給日軍以威懾。所以，在怒江被阻後，日軍在雲南的戰略重點，是以切斷國際運輸線為主。沿雲南進攻重慶，不再是日軍戰略考慮。
相對陝西和雲南，從鄂西沿長江進攻重慶，要便利得多。第一，武漢到重慶的水路長只有1275千米，比從陝西和雲南進攻重慶的路徑短得多；第二，日本海軍遠比陸軍強大。從鄂西沿長江進攻重慶，可以充分發揮日軍水上作戰優勢；日軍還有一條進軍線，從老河口走漢水一線或是成都平原一線。但那裡面臨劉湘40萬川軍。而駐守在三峽的中國軍隊只有第十八軍。
早在1939年6月，日本天皇主持高級軍事會議，日軍大本營陸軍參謀總長就建議佔領宜昌，將其作為轟炸重慶的中繼基地，然後突破三峽，佔領重慶。日軍於1940年6月12日侵佔宜昌後，即以第13師團2.6萬餘人和第39師團5000人，分別布防宜昌、當陽及漢宜等公路沿線。宜昌上遊30裡的石牌，便成為拱衛陪都重慶的戰略要塞。
石牌保衛戰前，胡璉親臨前線激勵士兵。
抗戰局勢大轉彎
西陵峽是華夏地理的分野。以它的末端為分界，長江從峭崖壁立的上遊進入相對平坦的中遊。長江流過石牌時，突然肆意轉出一個月牙形大轉彎。當地人稱作「忠勇大轉彎」。石牌就擋在那個彎角的尖上。也正因為這個彎和兩岸兀立的石壁，這裡成了峽江風景最美之處。曾有人說：「三峽哪兒風景最美，哪兒就是抗敵的最佳地點。」石牌優越的防守地理條件，加上中國守軍的忠勇，使它在1943年夏天，成為抗戰局勢的「大轉彎」。石牌保衛戰結束的下一個月，即1943年7月，中國戰區從相持階段，轉入了戰略大反攻。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同時在兩個戰場作戰。在太平洋戰場陷於泥潭。日本迫切需要儘快結束中國戰事，以便抽軍到太平洋戰場。日軍調動武漢會戰主力第十一軍和第3、第13、第39師團，共10萬人，海陸空立體進攻石牌。中國軍隊調15萬人海陸空迎戰。我空軍和美國盟軍戰機頻頻出動。而在戰前，中國軍隊就在宜昌至石牌水域，大布水雷。從1943年5月5日至6月18日，石牌保衛戰歷時一月半。日軍傷亡25718人，擊落敵機45架，炸沉敵艦122艘。中國軍隊僅傷亡一萬餘人。
胡璉拜天立遺書
石牌保衛戰屬於陳誠第六戰區。其要塞保衛是該保衛戰的關鍵。保衛石牌要塞核心陣地的是被稱作蔣介石第一王牌的第十八軍十一師。該師是陳誠起家資本。因土字拆開為「十一」、木字拆開為「十八」，故稱「土木系」。十一師師長胡璉，黃埔四期，與林彪、劉志丹、李彌、張靈甫等是同學。胡璉在後來的國共內戰任國民黨十八軍軍長。貧寒農家子弟的胡璉在國軍有「蒼鷹」之稱。遍覽臺灣軍史著述，不光貶低劉伯承、陳毅、粟裕等中共將領，而且將邱清泉、黃維等許多國民黨將領也說得糞土一般，唯對胡璉讚不絕口。《毛澤東軍事文集》中竟有七篇專門針對十八軍及胡璉的電文。臺灣史籍廣泛傳引毛澤東給前線部隊的一封親筆函稱：「十八軍胡璉，狡如狐，勇如虎。宜趨避之，保存實力，待機取勝。」
石牌要塞保衛戰最關鍵的核心戰鬥在5月25日爆發。在這以前，是外圍阻擊戰。5月26日，蔣介石發來電令：「石牌乃中國之史達林格勒，離此一步，便無死所。」陳誠即打電話詢問胡璉：「守住要塞有無把握？」胡璉只回了一句：「成功雖無把握，成仁確有決心。」
惡戰在即，胡璉令部下都留遺書。他自己連夜修書五封，與家人作訣別。在給老父的信中，他還多少為翹首臨窗的慈父留了些許成功返鄉的希望，而對結髮愛妻，則直截了當地交待後事：「十餘年戎馬生涯，負你之處良多，今當訣別，感念至深。茲留金表一隻，自來水筆一支，日記本一冊，聊作紀念。接讀此信，勿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歡樂。匆匆謹祝珍重。」
安排好自己的後事後，5月27日正午，胡璉依古例沐浴更衣，一身嶄新軍服，在太陽最高的時候，親率部屬登上鳳凰山巔。設案焚香，跪拜在列祖列宗的蒼天之下，琅琅誓曰：「陸軍第十一師師長胡璉，謹以至誠昭告山川神靈：我今率堂堂之師，保衛我祖宗堅苦經營，遺留吾人之土地。名正言順，鬼伏神飲，決心至堅，誓死不渝。漢賊不兩立，古有明訓；華夷須嚴辨，春秋存義。生為軍人，死為軍魂，後人視今，亦尤今人之視昔，吾何惴焉。今賊來犯，決予痛殲。力盡以身殉之。然吾堅信，蒼蒼者天，必佑忠誠。吾人於血戰之際，勝利即在握。此誓。大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正午。」
石牌保衛戰時，守衛在長江兩岸的第6戰區中國軍隊。
血腥的白刃戰
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拼命死守。石牌保衛戰外圍戰時，日軍一度鑽隙繞過石牌，衝到距三鬥坪僅60裡的伏牛山。胡璉立即命其屬下將國旗插到最高峰，並嚴令守兵不得後退一步。他用電話告誡將士：「這一次一定要使日軍領教中國軍隊的作戰精神！」5月29日，胡璉對團長們發令：「從明天起，我們將與敵人短兵相接。戰至最後一個，將敵人枯骨埋葬於此，將我們的英名與血肉塗寫在石牌的巖石上。」
5月30日三個小時的拼刺，是日本陸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遭遇的最大規模的白刃戰。日軍突破外圍防禦，開始強攻石牌要塞。敵在空軍掩護下，分成若干小股向我陣地密集衝鋒，作錐形深入。敵我已經近到能夠清晰地看到彼此的面龐了。雙方士兵一批又一批開始上刺刀。突然槍聲停止。因為敵我已扭作一團，已經無法開槍了。日本陸軍擅長白刃戰，單兵訓練中以刺殺訓練為重。日軍刺殺訓練嚴格，技術精湛，而且士兵腹部配有帆布防護帶。尤其是，侵華日軍的新兵訓練，經常喪盡天良對中國無辜百姓進行刺殺，以練其膽。這使得日軍在白刃戰中佔有優勢。但中國軍隊呢？《中國國家地理》曾這樣描寫在這場白刃戰中戰死的少年：「那時候，中國農民家的孩子營養普遍不好，十六七歲的小兵，大多還沒有上了刺刀的步槍高。他們就端著比自己還長的槍上陣拼命。如果他們活著，都已是七八十歲的老人了。他們也會在自家的橘園裡吸著小口的香茶，悠閒地看著兒孫，溫暖地頤養天年。可他們為了別的中國人能有這一切，死掉了。」他們為保衛國家死掉了。沒有留下屍骨，墳墓，甚至名字。當今海峽兩岸的各個「忠烈祠」，都沒有他們的靈位。因為他們不是將領，而是普通士兵。
在石牌幾萬把刺刀的鐵血相搏中，雙方誰死人更多，至今無數字。但戰爭的結果是日本人輸了。6月2日，中國軍隊全線反攻，日軍潰不成軍，節節敗退，取得了以「太史橋大捷」為標誌的石牌保衛戰主戰場的徹底勝利。
艱險的水雷戰
石牌抗戰的勝利，除了石牌本身是軍事天塹外，長時間的軍事準備，打造銅牆鐵壁的三峽，更是至關重要的一環。中國軍隊歷時三年修建了石牌海軍防禦工事。一批曾經留學英國的海軍將領與士兵們同甘共苦，共築炮臺。他們著土布，養豬羊，種副食。在石牌大崖壁上摩刻了「鐵血要塞」和「石牌天險敵膽寒」的大幅石刻。
海軍部長陳紹寬制定了對日軍水雷遊擊戰術。組建了長江中遊布雷遊擊總隊。分漂雷和固定雷兩種。日軍的快艇經常沿著長江溯流而上巡邏。而長江兩岸，布滿了日軍的炮樓，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燈。要想在江面上布雷，是極艱險的事。為了躲避日軍，中國軍隊只能在惡劣的氣候條件下，日軍巡邏減少時，進行布雷行動。每顆水雷重100公斤至250公斤，每次布放20至60枚不等，由四個人抬著，冒著瓢潑大雨，踩著傾斜溼滑的山路。遇到陡峭的山體無法攀援，只能將水雷小心地放在水中，在後面推著鳧遊。布雷必須布在江中央，那才是日軍主航道。將水雷埋在岸邊，徒勞無益。如果夜晚布雷，水雷與暗礁相撞，就會引起爆炸。1943年3月，國軍營救被日軍抓住的布雷隊員。十一師諜報隊隊長陳光林前去刺探關押之處，被日軍識破身份。日軍將他綁在樹上，嚴刑拷打，要他供出十一師的情報，他大罵日軍。殘暴的日軍用刺刀刺向陳光林，每刺一刀，就有鮮血順著身體流下來。日軍強行要求群眾觀看這場殺人表演。最後，陳光林遍體刀傷，血盡而死。這一天是1943年3月18日。
石牌保衛戰對保衛重慶的戰略意義不能否定。但稱其為「東方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顯然有些誇大。從時間上，史達林格勒保衛戰長達半年，而石牌保衛戰只有月半。史達林格勒保衛戰蘇德雙方傷亡合計達200萬人，遠遠超過石牌保衛戰的幾萬人。國民政府之所以將石牌保衛戰誇張宣傳為「東方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除鼓舞士氣外，最重要的目的，乃是為了應對與美外交。
自1942年以來，對於援華政策的側重點，美國軍方一直存在兩種不同意見。陳納德主張以空軍為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則主張以陸軍為主。史迪威的主張涉及到中國陸軍的徹底改造，它必然會激化中國複雜的軍閥派系矛盾。故蔣介石偏向支持陳納德的主張。但在美國軍界，史迪威背景深厚，陳納德則根基甚弱。
緣此，1943年5月，宋子文曾致電蔣介石，建議由陳納德與陳誠合作，趕在史迪威反攻緬甸之前，在長江取得戰績，宋說：「如能收復宜昌，影響甚大。」所以，宋子文在6月5日向羅斯福介紹「石牌大捷」時，特意提道：「此次華軍告捷，系初次獲得空軍之掩護，足見有空軍參戰，實大不相同。」藉此取得羅斯福對陳納德主張的支持。（文/林文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