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5日電 北京時間25日上午，導演李安憑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再次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大獎。今天的華人驕傲，在成名前也經歷過長時間的困頓、窘境。曾經有六年，他都在家做飯、接送小孩，做全職「煮夫」。
李安在書中說，自己那段時間裡偶爾去幫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幫剪接師做點事，當劇務等等，但都不靈光。他還曾幹過兩天的劇務打雜，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他去擋圍觀的人就覺得好笑。有個非裔女人見他來擋就兇他：「敢擋？我找人揍你！」李安連忙走開，鬧了很多笑話。後來他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東西，其他機靈的事由別人去做。
用李安自己的話說：「我真的只會當導演，做其他事都不靈光。」
本文摘自李安自傳《十年一覺電影夢》，中信出版社近期將再版。
窩居的六年
1985年2月，我把所有東西打包成八個紙箱，準備回臺發展。就在行李被運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畢業作《分界線》在紐約大學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與最佳導演兩個獎，當晚美國三大經紀公司之一的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經紀人當場要與我籤約，說我在美國極有發展，要我留下來試試。
當時太太惠嘉還在伊利諾伊念博士，帶著一歲不到的阿貓(李涵)，學位還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還小，太太學位還沒拿到，也好，在美國再待一陣子陪陪他們，也試試運氣。經紀人當時極力捧我：「你將來在美國沒問題的，若有人認為你是中國人有問題，那是他們的問題。」捧到我沒有抵抗力，覺得好像是真的，當然後來成真，但當時誰曉得。
1986年1月，惠嘉畢業後找到工作，從伊利諾伊搬來紐約郊區同住，剛開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難過，都不想活了。不過後來她好像也想開了，家裡只要過得去就好。
同一年我與喬爾·羅斯(Joel Rose)合寫了個劇本《不是迷信》(Is not Superstition)，也開始到好萊塢去試試，兩個禮拜跑了三十多家公司。他們都是看了我的《分界線》，然後一直吹捧，令我覺得充滿了希望。有人建議劇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兩個月後再去，又要再改，就這樣來來回回，都沒有付費。
在美國攻讀電影的人都嘗過寫英文劇本的苦頭，那幾年，我主要做的就是發展劇本的工作：自己寫的，找美國編劇潤飾、合作的劇本就有好幾個；別人的劇本，請我以導演身份改寫的，也有幾個；自己的構想，找美國作家寫的，也有幾個。
這些劇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歡，就叫你改寫，三番五次地修稿，這樣一兩年耗下去，不是無疾而終，就是繼續發展，預算從美金六十萬到七百萬不等，這是美國所謂的企劃煉獄(development hell)。據說平均一個本子從初稿到開拍要纏鬥五年，那還是指千萬分之一順利拍成的劇本。
那時期每隔一陣子，就有人說，看到我的學生片，很棒，我們來談談怎麼合作吧！因為經紀人會把學生片拷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銷。
就這樣，一個計劃不成，另一個計劃又來了，總有幾個在進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懸在半空中。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絕望，計劃全部死光，銳氣磨盡，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要不要回臺灣？老是舉棋不定，臺灣電影那時也不景氣。
1980年初，臺灣新電影崛起，但後來受到商業考驗，開始消沉。這段期間我跟「中影」 (臺灣「中央電影公司」的簡稱)洽談過，企劃小野、吳念真雖然好意熱心，但講話都很低調：「沒什麼希望！」當時真是一籌莫展。有時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點吃不下來，就會帶我出去吃個飯，那時我們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貓就說：「我們去吃老公公炸雞。」
平常我在家負責煮飯、接送小孩，分擔家事，惠嘉也不太幹涉我，我們經濟不夠寬裕，所以我也不太願意進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