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民參政意識非常高
深度對話:這一年來您都積極和網絡、網民打交道。您有什麼感覺?
伍皓:我覺得中國的網民現在參政的意識比較高。這可能是中國網民和外國網民很大的一個不同。
在西方,比如在美國、歐洲,他們的網際網路很發達,但實際上主要是用於電子商務等商業領域。但是在中國,網際網路雖然引進得比較晚,但是發展非常迅猛,現在則主要成為一個公民參與政治、表達意見的公共平臺,也是一個娛樂的平臺。這兩點是中國網際網路區別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網際網路的主要不同。中國網民對於政治的關心、對時事的關心,都是異於其他國家的,這體現了我們中國網民對國家的一種關心。
所以,我覺得雖然中國的網際網路跟其他國家的網際網路發展方向不太一樣,但也體現了我們的特色。不管承認不承認,網際網路現已成為公民有序參與政治的一個重要平臺和渠道。
深度對話:您周圍的官員持這種觀點的多嗎?
伍皓:可能有一些官員因為主要精力不在研究網際網路,對這些特點認識不充分,但中央已經很清晰地認識到這一點了。所以中央在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裡面,專門有一條,就是各級領導幹部和領導班子要增強對新興媒體運用的能力。中央把這句話寫進《決定》裡,也是希望我們各級黨委政府、各級領導幹部和領導班子,都要熟悉網際網路、用好網際網路,把網際網路當成我們黨執政的一個延伸,就是我們黨執政既要從現實世界裡,也要向虛擬世界裡擴展延伸。
第三方調查是改革「推了一扇窗」
深度對話:去年的一些事件,比如上海的「釣魚執法案」,還有貴州的警察槍擊村民案件,很多地方對網際網路採取一種不開放的態度。您覺得這些案件中有沒有一些教訓和經驗?
伍皓:現在我們黨的執政還面臨著諸多的挑戰和考驗。
其中,在網際網路時代,如何增強我們黨的執政能力,也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新的課題,很多地方執政,比較適應現實世界裡頭的執政環境,而對在網際網路構築的虛擬世界裡如何提高執政能力,現在還沒有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所以,你剛才提到的那幾個事件可能是地方官員對這種新的執政環境還不太適應的一種表現。但是,我們也欣喜地看到,上海的「釣魚執法案」,最終上海市委市政府浦東新區黨委政府對網絡民意高度重視、非常尊重,也給予了積極的回應。實際上,最後浦東新區也引入了我們雲南省首創的第三方調查,邀請了社會各界人士和網民,對這個案件組成了第三方調查委員會,對這個事件的真相進行調查以後,實事求是地向公眾公布事情的真相,這也重新樹立了政府的威信,贏得了社會公眾的認可。
深度對話:上海「釣魚案」中引用了雲南的第三方調查法,可能以後別的事件當中也會引入。這種推廣,您覺得滿意嗎?
伍皓:我想任何一個改革的舉措,或者創新的措施,檢驗它是否有生命力的一個主要標誌,就要看它是否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和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建設政治文明的趨勢。我想,只要符合人民的意願,只要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符合我們政治文明建設的大趨勢,應該說都是會有生命力的。
我們首創的第三方調查模式,可以說並沒有哪個權威的部門出來推廣。但是,慢慢地它就成為各個地方政府處理類似公共突發事件一個可以借鑑的模式,成為一個標杆。現在很多地方政府處理類似突發事件時,都在採用這種辦法。雖然沒有強制推廣,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這種改革,是一種「推窗效應」,推開一扇窗以後,清新的風吹進來,實現空氣的交換,再也不可能逆轉,最後就會蔚然成風。
除了上海的「釣魚執法案」,在南京的「徐寶寶事件」裡頭,最後也是採用了這種辦法,最終贏得公眾的認可,重新樹立黨委政府的形象和挽回公信力。
更早一點,比如河南焦作申請國家衛生城市過程中,不是稍微有點弄虛作假嗎?被網民在網上披露以後,國家取消了焦作國家衛生城市的申報資格。焦作也是在全市公開聘請40名網友作為焦作申報衛生城市的監督員。這種模式,要是講理論依據的話,也是跟我們黨中央的政策相關聯的,這種模式可以說是十七大提出的四項公民權利——尊重人民群眾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一種很好的體現。讓網民——網民也是群眾的一部分——參與到對社會熱點事件、對大政方針的決策過程中來,這也是黨的十七大提出來的「有序地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體現。對這些中央的精神,地方黨委政府就要去堅決地落實,去具體地實踐,去勇敢地探索。
作秀比不理你更好
深度對話:但有的網民和非網民質疑說這是在作秀。有沒有可能這種形式被某些政府機關利用,作為一種作秀的手段,僅僅是給網民一個交代的做法?
伍皓:這要看你怎麼來看。
現在我們一些地方最缺的恰恰是黨委政府對網際網路民一種最基本的重視、對網民的一種最基本的尊重、對網絡民意的一種最基本的認識。實際上很多地方對網際網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不理不睬,你表達你的,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去吧,我就不理你們。所以,無論說他是作秀也好,或者是單純的目的也好,這是一種進步。至少他理睬你了,我覺得我們應該歡迎和支持這種進步。我們不要總是想著做點事兒、表現一個姿態就是作秀。從政府方面來說,沒有必要作秀。我完全可以不理睬你,網民你即使有再大的勁頭,也就像一拳打到海綿上,有勁兒使不出來,發揮不了作用。
所以,我覺得不管是不是作秀,我們還是應該歡迎這種做法,慢慢推動和促進更多的地方黨委政府真正地走進網際網路,真正地從現實世界到虛擬世界都能夠保持我們黨的優良傳統,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密切聯繫群眾。網民群體是很龐大的一個群體,如果我們忽視這個群體,不與之互動和交流,我覺得這不能算是群眾路線,不能算是密切聯繫群眾,不是保持這種血肉關係。
所以,我們對這個作秀要實事求是地分析和判斷。不能認為,好像一有官員上網,願意跟網民溝通、交流、互動,我們就覺得他是作秀。他不作秀也可以,就對你視而不見,對你漠然處之。很多人不做任何事,你就永遠不可能說他是作秀了;有人想做事兒,一做事兒,你就說他是作秀。這是不對的。
深度對話:您在「躲貓貓」一案,還有「小學生賣淫案」中,主動在博客上發表觀點。現在再給您一次機會,您還會堅持那樣做嗎?
伍皓:從思想上來說,首先是對網絡、對網民、對網絡民意,我們要尊重,要重視;對他們提出的意見、建議、要求和呼聲,我們要及時地回應。這是一個基本的指導思想。
但是,我們也要嘗試和摸索,到底什麼樣的溝通和交流方式更容易和網民實現平等的互動?更能夠符合網際網路的傳播規律?更能夠被網民所接受?
去年我們做了很多的探索。「躲貓貓」事件中,我們用組織第三方調查,組織網民調查團的方式。在「小學生賣淫案」裡,我們又探索了新的方式,就是網絡發言人出來跟網民直接地對話、互動、溝通。在「陸良事件」裡,我們又探索了一種新的方式,就是改變話語方式,我們學會網民的思維方式,學會網民的話語方式,而不是用高高在上、頤指氣使的傳統的官方話語形式,儘量地實現與網民的平等對話。再發展到後面「螺螄灣事件」,我們又是探索出了一種新的方式,就是利用最新的網際網路傳播技術和傳播平臺來實現跟網民的溝通交流。
所以,你能看到每一個熱點事件裡面,我們沒有重複地採用同一種辦法。
通過對網際網路的應用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
深度對話:是不是以為以前的辦法不好?
伍皓:不是說以前的辦法不好,而是我們現在通過對網際網路的應用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這方面的探索,中央提出了要求,但是各地都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所以,我們在每一個熱點事件裡用不同的方法,也是不重複的辦法,實際上我們也在分析、判斷、總結、評估,看哪一種方式、哪一種辦法更能夠跟網民實現有效的溝通。我們比對以後,現在我們慢慢地探索出來一些方式,比如通過微博這種平臺的網絡發言人制度,不僅更受網民的歡迎,而且能夠更好地適合網際網路的傳播規律。可能我們今後就會更多地採用這種方式,召開網絡新聞發布會。
當然,正因為大家沒有現成的經驗,也沒有現成的模式,所以就需要有更多的探索和嘗試。所以,在今後可能出現的一些事件當中,我們可能還會探索更多的模式,進行更多的嘗試。我們當然希望雲南在今後幾年裡,能夠應用新媒體,通過網際網路來跟公眾實現交流溝通,能夠在我們這裡通過實驗,成為一個「大全」,創造更多的交流方式、模式、方法。
深度對話:這些方式方法當中,政府內部會不會有質疑和壓力?
伍皓:內部、外部都有,實際上每一種方式都會有不同的意見。其實更多的壓力反而是來自於外部,也就是來自於網民。無論哪一種探索,因為網民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實際上就是整個社會。其實,任何一種探索、改革、嘗試,都不可能能獲得全社會的認可,只能通過實際效果來評估,看哪些能得到社會各界更廣泛的認同。
但是,你不可能統一網民思想。其實,我們每推出一個措施,來自網民的壓力更大,各種批評的聲音更多。我在「小學生賣淫案」裡面,公開發帖,包括通過博客,來表達我的觀點。絕大部分網民是贊同這些做法的,表示支持,但永遠都會有一部分網民是要瘋狂地攻擊你的。所以,這需要有一種寬容心態。
壓力更多的是來自於網際網路。
妥協我倒是沒有想過
深度對話:您的微博改了名字,據說是因為壓力。這種壓力應該不是來自網友吧?
伍皓:歸根到底,我覺得還是來自網民。就像你剛才說的,之前我用實名,不是叫「雲南伍皓」嗎?是一種實名。但是用實名每發一次言也都會有一些攻擊,個別網民認為你就是來出風頭的,就是來作秀的,就是來推銷自我的。這就會帶來很多直接的外部壓力,同時又會轉化為內部壓力,比如來自同事的壓力。他們會說你搞這個東西爭議這麼大,還有網友攻擊謾罵,那是不行的。因為你畢竟還有公職身份,攻擊伍皓,也順帶把整個機構、整個組織、整個黨委政府的形象都攻擊了。這就完全不屬於你的個人行為了。
深度對話:夾在這中間,覺得委屈嗎?
伍皓:我覺得根本不是一種委屈,實際上就是面對一種新的社會交流溝通形式的心態。我們要不斷地去嘗試一種更可行、有效的溝通辦法。社會溝通是一個大學,但是我們沒有現成的經驗,所以說得不斷地嘗試。本來我覺得坦蕩真誠是好事,所以我從做記者開始就一直是實名上網,但確實實名也會帶來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東西,這跟你的身份、你的職業、你的組織和機構,都會有扯不清的關係。所以,後來我覺得還是退一步,至少我的網名就不再是實名了,而是用一種普通的網名,那我就有更加自由的空間了。
深度對話:是不是一種妥協?
伍皓:也算不上一種妥協,妥協我倒是沒有想過。至少,我覺得是更適應了網際網路的生存狀態。其實,對網際網路,很多人都覺得應該是平等。所以,任何一個實名的人,網民反而會反感,反而會攻擊你。
當然,我覺得最理想的狀態,還是大家都能夠坦誠、公開,如果都能夠走向實名上網,那是最理想的狀態。西方的網際網路畢竟比我們先行一步,他們比較成熟,基本上是實名上網,因為牽涉到電子商務,都要有誠信。但是,我們國家網際網路實名制還需要有一個過程,慢慢形成社會共識,認識到網際網路也是誠信社會的一部分,只有達到這種社會共識以後,我們的實名上網制才能夠順利地推行。
體制內推動信息公開要不懼壓力
深度對話:在體制內推動信息公開,您覺得最關鍵的是什麼?
伍皓:推動政府信息公開,應該說中央已經有明確的意見和要求。地方政府要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克服不正確的政績觀,樹立科學發展觀,或者說科學的政績觀,這樣才能真正地把政府的信息公開做到實處。要真正地認識到政府的信息公開是作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義務和責任,滿足公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這種情況下,可能在體制內,政府信息公開才能夠真正地從中央的要求變為地方的自覺。
要推動這一項工作,就要有不懼壓力、勇於實踐的精神才行。政府信息公開,雖然就是一個信息的問題,但它牽扯到整個權力的運作和利益關係的調整。有些信息公開就直接影響到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包括他的政績,包括他以後的升遷。所以,政府信息公開,看起來是簡單的,但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改革工程。
深度對話:上級的幫助或者支持作用大不大?
伍皓:其實,對我們國家來說,你要看到整個進步和改革是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很多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作為上級,他對改革很多是允許你去闖、去試,就是對改革的一個最大的鼓勵,而基層是作為改革的源頭的。比如我們經常說的小崗村的包產到戶,也是這樣的。上級不會肯定你,但是也不否定你,不限制你,而是給你創造一個鼓勵你去改革創新的制度環境,那就是對你改革最大的支持。雖然我們也沒有得到上面的明確肯定和支持,但是也沒有否定限制你。這就是給你創造的一個制度空間,允許你嘗試,錯了,改過來就是了。所以,也不怕試錯。我覺得現在我們正在做的也是這樣,到現在也沒有來自於高層明確的禁令,說你們不能這麼幹。
深度對話:每次試驗,會不會有擔心害怕?
伍皓:我這個人的習慣就是這樣,每推出一項措施,會考慮得非常仔細、非常全面,對預期的收益和預期的風險都會考慮得比較全面和成熟,所以不會非常激進,不會像莽夫。
深度對話:不能做莽夫。
伍皓:是。所以,對整個改革創新,首先是要把握好「度」,方向要認準了,沿著你認準的方向,一點一滴地去推動社會進步,這樣才能是真正的進步。有時候,激烈的社會變革會引起社會的動蕩和不穩定,其實也是為大家所不贊成的,其實也是不可取的,否則會有一代人、一批人為此犧牲。理想的社會變革狀態,是這種漸進式的變革。
其實很簡單,你要把中央精神真正理解透
深度對話:我們國家這些年的改革主要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雲南在政府信息公開這方面的試驗,對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有什麼樣的益處?
伍皓:我覺得這個是相輔相成的。
一方面,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另一方面,我們通過信息公開,贏得人們群眾對政府工作更大的理解和信任,人民群眾對政府工作的理解和信任反過來又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形成一個巨大的推動力和合力。
所以,我們現在要讓經濟社會又好又快地發展,首先要有一個安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構建和諧社會,政府信息公開是一種突破,讓政府更透明、更陽光、更有責任。這樣的政府也必然是人民群眾更加喜愛和擁護的政府。
深度對話:去年雲南的一系列事件,包括「躲貓貓」中您發動的第三方調查團的形式,據說是沒有向上級匯報的。當時想過沒有這個事兒要擔風險的?
伍皓:當時是充分考慮到有一定風險的。正因為是一種探索嘗試,所以我們就先探索嘗試起來。當然,我們也是協調了相關的職能部門,評估了它的社會效益。
深度對話:當時是怎麼觸動您的?
伍皓:其實很簡單,你要把中央精神真正理解透了。我們介入的時候,「躲貓貓」事件已經成為一個網絡熱詞了,是2009年第一個網絡熱點事件。
新聞宣傳部門的職責,就是要去引導社會熱點,疏導公眾情緒。怎麼才能疏導公眾的情緒?當時相關政府職能部門已經做了幾次調查,都不能夠被公眾和網民認可。那你還有什麼別的辦法?既然是網民不認可,公眾不認同,那就上網組織網民和公眾自己參與調查。我們黨委政府一定是公開透明的,一定是負責任的,一定是實事求是地來贏得公眾信任的。沿著這個思路,自然而然就產生了這個想法,就是說作為黨委政府,你是不是真正能夠願意坦誠地、實事求是地跟公眾,或者說跟人民群眾有一個交代,來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就是這麼一個道理,你是要把錯誤堅持到底,還是給群眾一個真相,給自己一個自我糾錯的機會?雲南省選擇了願意坦誠地面對公眾,實事求是地面對群眾。就這麼簡單。
談兩會:信息公開是一個趨勢
深度對話:您會不會對輿論監督有制度層面上的一些拷問或追問?
伍皓:其實沒必要非要去挑戰司法制度和司法傳統。但是,客觀上我們通過這種方法可能也會推進,除了推進我們信息公開,推進人民的四個權利的進步,事實上也推動了我們的司法完善的進程。我們國家這幾年在司法方面也是在追求陽光司法,也在儘量提升我們司法的公平。我想這個是不矛盾的。
深度對話:全國兩會快到了。如果把去年的經驗帶上去,第一有可能在推動我們的法制進程,還有剛才您的建議,可不可以帶到兩會?政府信息公開在雲南的經驗,有沒有想過進一步地在全國兩會上表達,在全國範圍內更大地推廣?
伍皓:我不是兩會人大代表。
深度對話:您的官員身份,可以起促進作用。
伍皓:今年去不去北京兩會,我現在還沒有定奪。因為我本身不是全國人大代表,也不是全國政協委員,只是有時候可能會作為代表團的工作人員,比如以新聞官的身份去。但是,我想信息公開是一個趨勢,全國兩會上的代表委員應該會討論到這些問題。剛才說到的政府自身改革、政府信息公開,包括法制建設、法制進步的一些問題,可能都會成為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的熱點。
深度對話:通過和您的談話,我感覺您身上有一種很強的憂慮感。是不是您意識到傳統的高高在上的意識形態的說教或者宣講,已經在利益多元化的時代,有了式微的傾向?而您也提到了用一種新語言,就是跟網民互動的所謂的公共性語言,去拉近執政黨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使之水乳交融?有沒有一種嘗試能迎合這種所謂的意識形態的式微和現實的裂痕?
伍皓:其實,大家也注意到十六大以來,我們黨在新聞宣傳、信息公開方面,從理論到實踐,都有了一些新的變化,都是按照胡總書記、家寶總理提出來的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以人為本這些新的執政理念進行的,我們的新聞宣傳工作也有了很大的一個變革。
中央自十六大以來出臺了很多關於新聞工作方面的意見,包括《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導的意見》、《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改進和加強國內突發事件新聞報導工作的通知》、《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輿論監督工作的意見》等等,中央來說是在慢慢地推動變革,而且把新聞輿論的改革創新工作作為一個切入點。胡錦濤當選總書記以後主持的第一個政治局會議,研究的就是新聞方面的改革創新,也就是《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導的意見》。
所以,新聞業務的改革實際是一直在進行的。胡錦濤總書記關於新聞工作有一系列的重要觀點,我們實際上是把這些中央的觀點精神,真正地在實踐中貫徹落實。
求得網內網外兩個輿論場的和諧和協同
深度對話:身處網內和網外,感覺是在兩個不同的中國圖景當中。網外社會好像一切都很有序,電視宣傳、新聞報導似乎也很有序。但是網內就會感覺到很多的不滿情緒,尤其是民怨和社會衝突。您作為一個新聞公職人員,又作為一個網友,這種雙重身份在面對一些社會衝突的時候,可能會起到連接兩者的作用,起到一個緩衝相互之間撕裂的作用。但另外一個問題是,您會不會感覺到兩個圖景帶給自己一種撕裂,或者一種衝突?
伍皓:網內網外,按你的說法,確實是兩個不同的輿論場。現實世界和虛擬世界裡,各種意見的表達形式方式是不一樣的。所以,對網上輿論場,我們也要有一個具體的分析,實際上,很多網上表達不一定代表他真實的意圖。比如說,我本來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個很平和、很謙虛、很溫和的一個人,但當我作為一個網民在網上發表意見,可能要扮演一個抱怨者的角色。所以,兩個輿論場,雖然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我們需要有一個科學的研判機制——尤其對網上表達,在此基礎上,要有反饋回應的一些機制。這樣,儘量求得兩個輿論場的和諧和協同。
網民也好,現實社會也好,是一種博弈的關係,現在我們是慢慢地調整這種關係,增強政府對新興媒體的運用能力,通過更多的交流、互動,來求得這種輿論環境。實際上我已經實驗過。比如說在微博上,攻擊謾罵得很厲害的人,也並不是非要致你於死地,只要你跟他耐心細緻真誠地溝通,最終他都會轉變認識的,大部分人最後都會與你實現協同。所以,有時候我的微博上,更多的是私信回復,跟他討論,慢慢地就從以前的博弈、對立,走向了協同,雖然也有爭論,但不會像以前那麼激烈了。
深度對話:我也長期觀察過網絡輿情的發展狀況,2003年、2004年以來,整個網絡輿論呈現出一種撕裂的狀態,針對某個事件,有些輿論大加讚賞,有些人則憤憤不滿。
伍皓:面對這些極端的言論,政府就兩種方式,一種是不理他。不理他,他就會越來越極端。另一種方式,真誠地跟他溝通,釋疑解惑。慢慢的,有些原來極端的人也會轉變的。你說的那種撕裂的狀態,我認為恰好是以前我們有關的政府職能部門沒有盡到回應的責任,所以很多言論越來越極端。這是我親身的試驗得出來的。只要去溝通,情況就會好得多,撕裂狀況就會得到緩解。有一部分人,他上網本身就是一種發洩,把網際網路當成一種發洩的平臺和渠道,現實生活中的不如意或不滿的情緒,就在網際網路上發洩,如果他們的怨氣長期得不到理睬和回應,他在網際網路上的輿論態勢就越來越極端,越來越暴力,越來越非理性。
現實生活實際上比網上更複雜,有時候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深度對話:網絡上的發洩語言、不滿情緒越來越突出,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現實政治操作太缺乏暢通的表達渠道和表達機制?這種發洩或不滿情緒會不會可能轉化為推動利益表達渠道拓展的力量,建立利益溝通機制的良性社會效益?
伍皓:現實生活實際上比網上更複雜,牽扯更多的利益關係,包括權力的分配,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網上社會是沒有這些現實考量的。在現實生活中,要推動進步、推動變革,會更難,就像我們今天坐在這兒,我們的談話肯定都是比較溫和的,但保不準網上我們就會互相謾罵,是不是?這就是在現實生活中,會牽扯到各種錯綜複雜的利益關係的調整,在現實生活中更難做到,推進一分的進步需要付出十分的努力。網上發言,有時候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深度對話:對網際網路的力量,不同的官員有不同的態度或立場。
有的人可能覺得網際網路是一種很好的社會力量,能緩解現實社會衝突的一些怨憤,供大家進行發洩或交流,包括積極健康的商務目的。另一方面,微博的出現,它的背後有一種動員機制,被一些集體行動、大騷亂利用。針對這兩種不同的看法,您是怎麼看待網際網路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
伍皓:網際網路作為新興的傳播技術手段,有兩種認識和觀點,它是一把雙刃劍。如果主流的意識形態,或者主流的人群不去利用,那麼它可能就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但微博之所以受到大家的擁護和愛戴,確實有一種社會動員的機制。一項技術的出現,不在於技術的本身的正義或邪惡,而在於用技術來做正義的事情還是做邪惡的事情。所以,要運用好這些最新的傳播技術手段,發揮好它的社會動員機制,動員社會真正地做於社會有利的事情,而不是被一些人用來動員對社會進行破壞的工具。所有的技術都有這個特性,關鍵是掌握在誰的手裡,誰去利用它。
深度對話:在與您剛才的交流中,您好像特別注重這種自下而上的改革推動。可以說,在推動政府信息公開這一點來說,您的嘗試也是從這種社會性的角度去突破。如果把它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層面、更長的時段的中國改革的進程當中來看,要在目前這種利益結構已經非常穩固、很難找到改革的進一步動力的狀況之下,您是否認為下一步的改革依然是自下而上的推動?或者自上而下地開門,與自下而上地改革,彼此形成一種合力,構成下一步改革的最內在推動力?
伍皓:其實,我們的改革是一個鏈條完整的改革。我們的改革首先是從農村改革開始的,然後是經濟體制改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基本完成,但還在繼續深化。經濟領域的改革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我們的經濟綜合實力已經到了世界前三位了。這是經濟改革帶來的結果。但是,由於我們的改革是一種漸進式的,但同時也是一個完整的系統的改革。所以,經濟體制改革以後,現在是文化體制改革,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做文化體制改革,並繼續向各個領域改革,把改革進一步深化和推進。所以,社會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都在有條不紊地向前推進,新聞改革和政府信息公開恰恰是一種連接點。尤其是新聞層面,既屬於文化體制的範疇,又屬於社會輿論的範疇,也屬於政治領域的範疇,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連接點和著力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