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先睹盧躍剛的新著《下裡巴蟲》(圖卷、文卷，三聯書店，2021年1月)，真是一場與昆蟲圖文的美麗邂逅。盧躍剛自2017年以來在他故鄉雅安下裡周圍二至四公裡半徑的隴西河畔用手機抓拍了八萬張以上昆蟲照片，經過挑選、剪裁後可供發表或展示的有四千張左右，收入本書「圖卷」的只有五百多張。該書的「文卷：漫遊昆蟲王國及閱讀博物學的通信」由楊浪的信（代序）和盧躍剛的十二篇書信體文章組成，主要的內容是作者關於進化論、昆蟲學、博物學等領域中經典著作的研讀心得，當然更有對昆蟲的觀察、研究和拍攝紀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一位著名作家、資深媒體人和歷史學家在時代的皺褶中俯仰天地的昆蟲學、博物學之旅，一個知識分子在昆蟲學領域中延伸的思想之旅。我知道盧躍剛的昆蟲王國有N種讀法，作為他的朋友和讀者，我還是以覆信的形式談一點讀後感吧。躍剛：
終於看到你的昆蟲攝影書了，想起去年在北京汪家明的工作室看圖樣的情景，這一年過得似乎好快。再往前，三年前我和行遠在雅安與你喝茶聊天，記得那時好像還沒有討論你的昆蟲拍攝。但是雅安的潮溼氣候、植被，還有你帶我們到山裡看的那片驕傲挺立的野百合花，已經令我們開了眼界。後來才知道昆蟲的阿里巴巴山洞就在你家附近的田壟、山道、河邊，你說打開之後每天都有新的發現與驚喜，昆蟲種類的密集與豐富真是天時地利啊。前年你說有一個攝影展要把你的昆蟲圖像做一個版塊，要我做策展人，於是我寫了「iphone時代的昆蟲記」展覽前言，可惜的是主辦方沒有把那個展覽做好。現在這部《下裡巴蟲》終於可以讓更多讀者看到你的精彩的昆蟲攝影，太好了!
楊浪在「對，去做個博物學家！」（代序）中提到你的「《辛未水患》《以人民的名義》《大國寡民》《長江三峽：半個世紀的論證》等重要作品」，他說「為什麼一個報告文學作家在關心民間疾苦的同時，也在細微地關注著另一個世界——昆蟲世界；……所有對新領域的嘗試和發現在這個思想沉悶的時候都會有它的意義。」讀到這裡我真感到有一種熱流在悄然奔湧，一時間不知今夕何夕。你還記得嗎，十多年前我們在《新周刊》有一篇對話，當時你回憶說一個在底層生活的青年讀了李洪林發表在《讀書》的《讀書無禁區》那篇文章，渾身在燃燒！今天你在第九封信的開頭又提到了這篇文章，認為至今仍然激動人心。這「也是幾十年來我們精神相通的淵源吧」。
你的昆蟲世界在故鄉雅安，我知道在你那「代」人中你與故鄉的聯繫或許是最緊密的，這似乎是上天安排你註定要進入那個昆蟲王國。你在第二封信中談當年知青生活，「農活很重，農具很落後，農作物產量很低，交公糧任務很重，農民的臉上永遠鐫刻著飢餓、怨恨和絕望。還有趕不淨，殺不絕，無處不在的蝨子」（30頁）。你說這段知青經歷奠定了你的人生觀、顛覆了你的政治想像和人生目標，同樣做過知青的我對此當然深有同感。雖然你是「軍隊大院長大的革命青年」回原籍，我是廣州平民階層裡的中學生到異鄉插隊，但最後仿佛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在經歷過許多、許多之後，十幾年前你選擇第二次回鄉的意義非凡。雖然用你的話說是「專心溫習歷史，遭遇昆蟲及重讀博物學」（同上），其實你完成了一件具有重大歷史性意義的寫作使命，同時在個人的精神之旅中完成了一次重塑：在智性的、社會性的歷史感之上及時地彌補了自然的、感性的和審美的人格熔鑄。在歷史的褶皺地帶與踉蹌時刻，能同時完成這兩項工作真是你的幸運。尤其是在知識界落葉繽紛、群體撕裂聲咽的當下，能夠以大自然的全部感性、美感和個體充盈的好奇心與繼續學習的能力作為堅持社會批判和自我審視的堅實基礎，這不能不說是真正的幸運之子。
我當然記得你院子周圍的環境很美，開滿了花，鳥兒落在各種樹上，還有無數的昆蟲翻飛跳躍。與它們相伴的是法布爾十卷本《昆蟲記》（你竟然收藏了三種中譯本）、達爾文《一個自然科學家在貝格爾艦上的環球旅行記》、愛德華·O.威爾遜《昆蟲的社會》《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布哈林被史達林處決前寫的自傳體小說《時代》、《中國動物志·昆蟲綱》（五十四卷）……更神奇的是在書與自然之間有很多聯繫是難以想像的，比如你說認識雅安的昆蟲，主要依據的卻是臺灣出版家送你的臺灣昆蟲圖譜，才知道原來臺灣的昆蟲與雅安有著高度的一致，比如鳳蝶類、蛾類、黃蛺蝶、琉璃蛺蝶、豆芫菁、磕頭蟲……如果不是你說的，怎麼也想不到可以這樣。
其實，在你的經歷中有一段重要時光早已為今天的博物學研究埋下伏筆。你當知青的第二年就從田裡上來了，到大涼山地質隊工作，業餘時間學習了地質學、地層學、古生物學、大地構造學，有了野外調查的經驗和對金沙江畔植物、動物的初步了解。
你在來信中談了很多閱讀進化論、生物學、植物學和博物學著作的收穫，在我們這代人成長期間的閱讀經歷中這可是容易被忽視的一面。在第六封信中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出版的「走向未來叢書」中的《新的綜合——社會生物學》並沒有引起多大的關注，因為「那個年代中國生物學、遺傳學還沒有從李森科主義——蘇聯模式的重創中完全恢復過來……絕大部分人文學者缺乏生物學——動物學、植物學起碼的書本、野外知識，所以『社會生物學』如同天外來客」（104頁）。說得很對。後來你更深入談到這個編譯版本在學術上極不規範的問題，都同樣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界的共同症狀。
但是，或許也只有你會從這本不太被關注的社會生物學譯著中看出八十年代的大問題：「粗糙與匆匆難免機會主義，而機會主義是近現代以來人文知識分子知識生產的整體精神生態。」「也難怪，時代變化太快，誰都沒有準備好，政治『摸著石頭過河』，思想、學術界『蘿蔔快了不洗泥』，是末班車，大家都在趕路。啟蒙的參與者多是一些讀書皮毛、駁雜的『革命青年』轉型者，都沒有受過系統的中西學訓練，偶有家學也被現實砸個稀巴爛，精神氣質完全粗鄙化了。包括我，那時候自詡『啟蒙者』的人膽子大，不懂謙遜，沒有敬畏心，啥事都敢開牙。……看那些左右翻飛自如的人，個個才高八鬥，幾十年下來，依然沒有自省、反思的心態、姿態，很能說明些問題。跛足啟蒙的成敗80年代末很短的時間就看到了結果。『現代國家』這鍋夾生飯還沒熟，我們都在鍋裡，還得架大火使勁煮，能不能煮熟，什麼時候煮熟，還得看。」（107頁）這真是個「還得看」的大問題！最後你似乎只是不太經意地帶出當年王雲五主持的「萬有文庫」的啟矇事業以資比較，引用的那句評價是「為苦難的中國提供書本，而不是子彈」，更讓人感慨不已。
你在今天讀《天演論》，用文化批判的眼光嚴重質疑嚴復的「翻譯」扭曲了達爾文、赫胥黎關於自然選擇的思想，在近現代中國國民性的文化基因中深深植入「社會達爾文主義」。聯繫到「文革」反智狂潮期間出版《天演論》和《進化論與倫理學》，提出「嚴復具有近現代知識分子遠沒有結束的啟蒙意義的『原型』分析價值？」的問題（68頁），這都是值得思想界繼續深入研究的議題。
還是回到E.O.威爾遜。
為什麼去看珙桐花一定要帶上E.O.威爾遜？你居然能列出了七條理由，均深獲我心；在第七封信更集中論述了威爾遜的「生物多樣性」和社會生物學思想，其中多有你的真知識見。最後你從威爾遜《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全譯本談到與萬聖書園主人劉蘇裡幾十年因思想和書結緣的交情，也讓我想起去年我們仨在萬聖書園聊天論書喝可樂的情景。這部書也是我非常喜愛的，多年前和鄭也夫曾經有過討論，他認為在「先天」與「後天」問題上的論爭越來越在實證科學的層面上展開，過去那種以「反種族主義」以及各種意識形態為根基的反社會生物學的理論是註定要式微的。我相信這就是進步，而且也正契合了威爾遜所預期的融入現代綜合論的趨勢。威爾遜在1999年的再版序言《世紀之交的社會生物學》中談到古爾德、勒沃汀等反對者與左翼思想的聯繫，我想這是很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今天，社會生物學的合法性問題已經毋庸置疑，在蜜蜂的基因組中發現隱藏有工蜂生育能力的「自私基因」也為社會生物學的基因理論提供了科學證明。關鍵在於，承認「個性和智力變異具有一定的遺傳基礎」與非正義的社會歧視行為和在實質上是以血統論為準繩謀取不公平的政治與經濟特權的做法並沒有邏輯上的必然聯繫
威爾遜和一位年青學者合寫過一本《普羅米修斯之火》（拉姆斯登、威爾遜著，李昆峰譯，三聯書店，1990年），是對「基因—文化協同進化論」思想的精煉介紹。《社》首版於1975年，《火》則發表於1983年，其間在1981年還出版過一本《基因、精神與文化》，這是一條探索人類精神文化發生和起源的登峰之徑，最重要的突破點就是《社》。《社》是一本綜合性的開山巨著，探討了從動物社會到人類社會的機制、系統的種種複雜細節，是一座架設在生物與社會之間的宏偉橋梁；而《火》則是一種單兵突進的路數，簡捷而精煉。威爾遜自己還寫過自傳，中譯本書名是《大自然的獵人》（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原書名為「Naturalist」，博物學家之意，變為「獵人」可能更符合威爾遜心目中的自我認同）。一方面，威爾遜對於左傾意識形態傷害了自由的學術討論表示了憤怒，對自由派學者們的明哲保身感到遺憾，另一方面他也細緻地、準確地勾勒了路翁亭、古爾德等以「政治正確」自居的反對者的面譜。可以說，這是研究學術與政治意識的複雜關係以及科學家個人品性的很好教材。
你在第五封信中幾乎是專門論述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形成，在我看來這不僅是因為「充滿好奇」，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對事物的發展過程中的種種人、事、思想的搏擊充滿研究的興趣。在你津津有味地講述達爾文收集標本的故事中，可以看出你很關注的是在觀察與發現過程中如何才能具備化腐朽為神奇的目光與判斷力，在這裡可以看到書呆子與真正善於讀書的區別。另外，在你對達爾文和被我們忽視的洪堡之間關係的論述中，我知道你很欣賞它們共同的天賦： 「二人都有把握和聚焦最小細節的天賦——從一小片地衣的痕跡到一隻小甲蟲——然後通觀全局，在全球範圍內比較相似的模式。」（94頁）法布爾也曾經說過，把你的精力集中到一個焦點上試試，就像透鏡一樣。他經過這樣的透鏡與焦點的研究最後發現，自然界「所有的一切都是有依據的，絕非偶然現象」。例如，毛毛蟲如何變為蝴蝶、又是如何展翅的？世界上有近兩萬種蝴蝶，為什麼其形態、斑紋、色彩絕無完全相同的？沒有什麼是沒有原因和依據的。
對了，你讀達爾文《旅行記》的經歷是那個精神饑荒年代中的一幕童話故事：一位穿著灰綠色長裙的仙女阿姨從她家的書櫃裡拿出一部精裝的《旅行記》送給你，但是書拿回去還沒讀完就被人強行借走，再也要不回來。這真的令人產生一種美麗的傷感之情。
著名的進化生物學家厄恩斯特·邁爾在《生物學思想的發展》（劉珺珺等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中特別強調了生物學與人類價值的關係：「生物學有一種令人敬畏的責任。……我們所不知道的和可能不知道的東西在我們心中注入了一種卑微和敬畏的感情。」（87頁）你也說過，昆蟲「或許是燦爛星空的倒影，一樣能激發我們的遐思與敬畏？」（15頁）這是生物學與人文科學相親相融的價值源頭。昆蟲世界以它們獨特的、神奇的習性和極為美麗的色彩讓我們深深地感受到在大自然面前，人類應該學會敬畏、謙卑和感恩。從當代思想的發展來看，目前方興未艾的生態啟蒙與博物學研究有著緊密聯繫，對昆蟲世界的認識正是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你能夠以鏡頭把昆蟲世界的斑駁多彩定格在自己的人生感悟之中，用人性去體察昆蟲世界的喜怒哀樂，它們的離合悲歡與戲劇性故事，它們的社會結構與叢林法則，它們如何面對無法逃避的厄運，尤其是它們如何堅持對自由的嚮往——在這裡，所有的光與影、形與色都滲透著作者對生命與自由的熱愛，折射出堅定而深厚的價值關懷——人與萬物均有其存在的價值與尊嚴。
談到人類社會與昆蟲社會的契合性，不知道你是否記得多年前三聯書店曾引進英國「瑞科圖書」（Reaktion Book）的「動物系列」，其中夏洛特·斯萊的《螞蟻》（焦曉菊譯，三聯書店，2009年）令我最感興趣。原來螞蟻社會同樣具有政治倫理、分配製度和大國崛起的戰略博弈，真是大開眼界。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讚美螞蟻的社會互助精神，社會主義者與精神病學家奧古斯特·福勒爾從螞蟻看到了社會主義勞動的自由與高尚；在二十世紀的文學、電影、造型藝術中，螞蟻分別被看作是貪婪的殖民主義者、專制極權主義者、科層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和維護者、高效率的共產主義者等等形象。
你談到閱讀梭羅《瓦爾登湖》的感受，我想你肯定也讀過讓-雅克·盧梭的《植物學通信》（熊姣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我們都會想到：一個啟蒙運動的鬥士、雅各賓專政的精神領袖、一個神經質的被迫害狂、一個長期懷有對警察上門盤查的恐懼的思想犯，竟然也是一個在森林中孤獨漫步的沉思者、一個專心致志的植物標本採集者和記錄者。這既是人類的一種敏銳而好學的天性使然，同時也是那個高壓時代的政治思想犯的另類心靈獨白。
但是，盧梭並沒有把植物學的世界說成一鍋心靈雞湯，沒有因為對大自然的熱愛而提出要人們回到森林中生活，也不會相信只要人們都在森林漫步這個世界就會變得美好起來。「自然」對於盧梭來講是一個包含大自然和人類的概念，具有思想啟蒙與審美教育的意義。我們都明白，只要生為盧梭，就沒有什麼不受政治影響的人生和超然出塵的純粹的植物學。因此，在盧梭的植物學背後仍然迴響著他畢生的政治思考與現實批判的足音。事實上，他之所以能夠在1771-1773年間在巴黎寫他的植物學通信，客觀上首先是因為這位「被追蹤者」的政治境況有所好轉，當他在1770年再次定居在巴黎的時候警方已經「仁慈地暗示過」他不再被盯得緊緊的。我想起你去年完成的那項極為困難和重要的歷史研究與寫作，想起在疫情長夜中的熱情閱讀和討論，觀賞著眼前這片漫天飛來的「下裡巴蟲」真的就是一種審美享受的回報。甚至有點無釐頭地想起小時候看《列寧在十月》記得的那句旁白：「就這樣，在地板上，蓋著別人的鬥篷……在開過決定人類命運的會議之後……。」
至於用手機拍攝昆蟲，我認為你已經是非常非常專業了。正因為你不在昆蟲攝影界的主流圈中，因此你完全不受那種虛化環境的唯美主義和昆蟲標本主義的拍攝方法（專業單反、微距鏡頭）的影響，你用的是「土八路遊擊隊」的方法（手機、靠近、再靠近），目標是昆蟲世界的生命、故事、情感、戲劇性（悲劇、喜劇、諧劇），要捕捉的是昆蟲界的叢林法則、正義倫理和基於本能的社會性情感。你的本色在這裡暴露無遺：「我把我的昆蟲攝影看作是『新聞攝影』，試圖在拍攝過程中尋找和捕捉某些轉瞬即逝的『關係』。」你還說「我的一位藝術史家朋友將這種拍攝命名為『iPhone時代的昆蟲記』。真正的信息化、扁平化、自媒體化。手機——故事——『新聞』——戲劇性，命名來得恰到好處」（20頁）。我想起了這兩年你不斷把照片發給我的時候，我們有過的熱切討論。在今天這個信息化、自媒體化的時代，在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真、賞美之情的推動下，你以「iPhone時代的昆蟲記」向法布爾的不朽經典《昆蟲記》致敬，向科學、藝術與自然和生活致敬。
這些在手機上完成拍攝、編輯和傳播的昆蟲圖像是典型的後IT時代的革命性敘事結構，雖然表面上只是完全改寫了以往的技術程序，實質上是全新的影像敘事學，其後設要素是即時、打包、傳播、反饋和互動，是圖像生產的趨勢。另外，其根本要素和美學特徵就是你說的 「結構」與「關係」。「這種美學特徵包括由科學、新聞、社會屬性所決定的時間關係。所有昆蟲圖像，有時間，有地點，有環境，有語境，有意境，都可以按照科學、新聞的專業要素（如5W）追溯、驗證，涵蓋著豐富的主題（題材）……。」（203頁）例如，第十封信專門談昆蟲的做愛，何等的激情四射、生死與之，簡直有點驚心動魄。你說在你拍到的昆蟲中，眼灰蝶中藍灰蝶做愛最為優雅（185頁），有點可惜的是在這本《下裡巴蟲》的圖片中沒有找到，只看到黃色的細蝶在「調情」（197頁）你還由此聯繫到三十年前在中國美術館舉辦的油畫人體藝術大展那種轟動情景，「蒙昧社會欲望之門洞開，時代道貌岸然、秉持最崇高最偉大的道德理想此刻被窺破了人性底色」（177頁）。說到底又顯露出當年那個活躍在「新聞戰線」的媒體青年的本色。
最後突然想到的一個問題是，你說昆蟲還有一個習性，就是貪吃；你引述法布爾的《昆蟲記》講了蟬的發聲器的複雜結構、原理，最後說你曾經在屋後捉了九隻蟬來餵你那只可愛的、愛吃蟬的小貓；你還說在亞里斯多德的餐盤裡，蟬也是美味。（39頁）那麼好吧，你拍過那麼多昆蟲，喜歡吃它們嗎？你知道粵人什麼都敢吃，包括吃昆蟲，蟬就是我們從小愛吃的。過去澳洲土著人主要的食物除了鳥類、蜥蜴之外就是昆蟲和植物，據說他們可吃的昆蟲有幾十種。文化人類學家馬文·哈裡斯專門研究過吃昆蟲的問題，他說歐洲人或美國人不吃昆蟲不是因為它們髒和噁心，相反，它們之所以顯得髒和噁心是因為人們不吃它們（馬文·哈裡斯《好吃：食物與文化之謎》，葉舒憲等譯，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169頁）作為好吃昆蟲的粵人，我當然贊同馬文的研究成果。
好了，期待下次在長滿野百合花的雅安山谷相聚。
公明
2020，12，2，於流溪河畔
(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