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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著者序
譯者序
蔡高傳略
第一章
第四章
第七章
第十章
第十三章 撤職而不去職
當馬禮遜與米憐二人草擬恆河外傳教會的計劃時，馬禮遜幾乎被迫而離開廣州——他的危機大概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原來在米憐南遊之前數月，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在倫敦議決斷絕馬禮遜與公司的關係，而這個消息即由議案通過後的第一艘開行的船傳到廣州。這時，馬禮遜的得力助手（或教師）「高先生」，因逃避緝捕，已逃亡去了。清廷又頒諭，凡印刷中文的基督教書籍者處死刑。然而馬禮遜仍不因這種種障礙而稍萌退意，本著大無畏精神如常工作，成績比以前更多。
完成翻譯新約的工作，並知道米憐已動身南行派發這新譯本，那真是馬禮遜的大樂事。他現在又動筆編篡一本舊約的簡略大綱，而附以幾篇詩篇及幾首頌歌。（即信徒禮拜時所唱的聖詩）他又繼續編著《華英字典》，辛勤不息。這時，東印度公司派出一位譚君帶來一副印字機及鉛字粒，與其他印刷必需品前來，以作印刷這本字典之用。馬禮遜又高興得悉印度孟加拉政府決定印行他的《中文文法》一書。同時，又收到東印度公司的巴理捐款一千元大洋，及公司前大班羅博芝的遺產一千元。他即以這筆捐款作為印刷新版的新約袖珍本之用。
在一八一五年間，又有好些困難發生。如果有人比馬禮遜更加孱弱，恐怕沒有不被那些困難壓成粉碎了。那時，他的愛妻健康漸差，如想活下去，非長期離開中國不可。他不發怨言，當機立決，立即解決這問題，打發馬夫人帶著小兒女回英國去。（那時，長女麗碧兩歲半，次子儒翰出世了九個月）這是一八一五年一月的事。此後一別六年，全家才能夠重聚，這是馬禮遜始料不及的。其後剩下他伶仃一人，又須再過完全孤獨的生活——無妻室、無兒女、無同工作伴。
至同年秋天，他在辛勞的工作中，收到東印度公司給他免職的信，突如其來，好像晴天霹厲。首先是倫敦會的當事人故意不將馬禮遜的新約譯本送給那公司的董事們，因曾受警告說送書給他們實為不便不智之舉，但忽然某人無意中將這新約譯本連同倫敦會的會議記錄一併送往那公司的圖書室主任，作為個人紀念品。不久，這些印刷品即引起董事的注意，因此而恐怕政府會當作藉口而阻止公司營業（特別是因為馬禮遜是公司的職員），旋即通過一個議案，開除他在公司的職位，並取銷他在公司註冊簿上的名字。
這撤職的事是交付廣州的大班執行的。幸而那大班伊氏與公司的高級職員，熟識當地的情形，竟持與董事會相反的見解。他們一致承認馬禮遜為公司服務是大有價值，而且萬不可少的。但他們不能不將董事會的命令通知馬禮遜。那封通知書大概是說，因馬禮遜印行散布新約及宗教小冊，違犯清朝皇帝諭旨，幹犯死罪，深恐影響英國商務，所以不得不將他撤職，但對個人的才能、行為、人格，均極敬佩，並對他為公司服務的貢獻致謝，又在他離開時贈送他四千大元。
然而他們又暫緩執行這件事，堅決不使他去職，要等候再興董事會通信磋商的結果，方能定奪。全因他們重視馬禮遜為公司服務的價值，並假設董事會的決議是根據不確實的報告而來，所以請馬禮遜自行解釋，並且提供實情，以便呈請董事會再行商議。（以上原函由伊大班及史丹頓二人籤署於一八一五年十月十四日）
馬禮遜為人，具有堅強剛毅的獨立性，而配以使人折服的謙虛。他的回信充分表現英雄氣概及尊嚴，但又彬彬有禮，非常得體。他居於困難形勢當中，待人處事的才智，盡在這封信上表現出來了。以下所節錄的信函，是在收到公司的通知書同日送回去的。
「今早剛收到大函，得悉所提各事……
董事會強調，聲稱我所作的是『違犯』清帝諭旨的。其間不無誤會之處。其實，清帝確曾降旨禁止天主教教士的活動，而且施以嚴刑。然而我的姓名及行動（除卻為公司翻譯及傳譯而外），相信清政府全不知情。至於直接指我個人而言的上諭則從來沒有。……如清政府果真不滿我的所為，我的行動仍不能視為違犯上諭的。縱使我的工作已給清朝官吏偵查出來，大概他們不會贊成。據一位讀過新約的中國教師對我說，即使最高級的清朝官吏讀了這書，也不能在其中找出任何冒犯的原因。至於『散布』我所印行的書籍一事，我的行為極為秘密而且謹慎，不易追查到我的身上。縱使他能如此，我亦不期望公司的保護。我相信我一切行為，直到現在，尚未為董事會駐華的諸位代表惹起麻煩。
從前，我加入本公司洋行，懷著服務之心，同時亦為自己的利益著想。自始至今，我奉職謹慎勤奮，從不惹來清政府的注意，更不想因我是公司的翻譯、代言人及幫助想學習中文的同事而觸怒清朝官吏。我一向以熱誠及聰敏為公司服務，誠請洞鑑。
凡此種種，都是我的職責，不敢誇功邀譽。我得受厚酬，深深感謝。至於我私人的活動，現在所作的與最初加入公司時無異。自此之後，我沒有其他的事要作了。今謹遵命解釋如上。敬請亮察。」
這件重要的事必須由倫敦的董事會複議，但在結果未到達廣州之前，突然發生了其他重大事件，令這問題就地解決了。原來由一八一二年至一八一四年，英國與美國及法國開戰。在戰事期間，英國嚴行封鎖珠江海口。一八一四年，英軍艦「多利號」俘獲美國商船「亨得號」，被押駛到澳門去。下月，英艦又追逐一艘美國雙桅船直入珠江至廣州附近十英裡。中國政府立即抗議這侵入內河的戰事行動，立時開始以嚴厲措施對付英國洋行。雖然東印度公司當時也提出抗議，聲稱公司無權制止英艦的行動，終歸無效。公司見無法和解，迫得下旗離開廣州。
這件事雖終於就地解決，而尚有許多糾葛無法解決，於是英政府決定第二次派使節到北京去交涉。（按：第一次於一七九三年，即乾隆五十八年，派馬戛尼使華，交涉失敗）
這次，英國派安默士爵士來華，於一八一六年七月十二日（嘉慶二十一年）抵澳門。這時，適逢其會，不可少了馬禮遜的效力。誠如公司的伊大班去信所說：「我認為您在使節之下是主要的人員。」（按：因馬禮遜熟識中國情況，通曉華文華語，實是當時的「鳳毛麟角」，安默士大使全賴他翻譯文件及作發言人。）
在此可補錄一事：馬禮遜曾經度過一個極為困難、甚至極為危急的關頭。事緣清政府曾大肆迫害天主教徒，又曾逮捕馬禮遜多名的《華英字典》刻字工匠，而他的新約袖珍本，被承印人在極度恐慌之下焚毀了大部分。馬禮遜又風聞當局已得到清帝給予行事權，擬暗取史丹頓的性命，而他自己則又因在早前英美內河衝突事件的交涉中身任秘書及發言人，以致大大觸怒當局。所以他不得不戰戰兢兢地避免被捕受苦。
以上所述的幾件事，更足以證明安默士大使來華的必要。當時，史丹頓奉派為參贊，馬禮遜則為傳譯官。二人遂於七月九日乘船赴澳門會合，使節全體人員由海道北上，於八月十二日抵天津。但馬禮遜則奉命於十日前先行登岸與清廷大臣事先接洽。他在一間大寺廟會見這位大臣。他很詫異地看見一幅歐洲人所繪的耶穌救主像，裝裱成大軸，高懸寺內僧房，前面放了香爐。他又看見一本書，載有祈禱文，是僧人在禮拜這像時誦念的。「其禮拜儀式極為神秘。」（馬禮遜日記）
安默士大使由天津至通州，一住八日，與清朝大臣磋商覲見清帝禮儀，因三拜九跪的儀式發生問題，雙方爭持無法解決。其後相約大使照行拜跪禮，但清廷同級大臣亦需向英皇像行相同大禮，才一同驅車晉京。詎料清大臣假裝答允，暗施詭計，使大使一到京時，即蒙清帝召見。大使以乘車勞頓、風塵僕僕，尚未更衣為理由來推辭，不立刻見清帝。清帝因他失禮，忿怒地逐他出京。大使終不能覲見，更無從交涉，失意南下。
安默士大使一眾南歸的路程，是沿運河南至鎮江，上溯長江至江西，再由陸路返回廣州。這個行程富有教育意義，馬禮遜一路隨行，極為欣賞，因此行令他增加對中國內地的見識，是以前困處廣州一帶所未曾有的機會。他可以參觀各地的寺廟，又可以遊蘆山的白鹿書院——即南宋朱熹講學的地方，滿意而歸。
第十四章 常在孤寂與恐慌中
馬禮遜北遊，對他大有益處。變換環境，運動身體，都是他身心所需的。回來後，精神一振，工作更為有力。同時，他又接到好消息：米憐於一八一六年十一月三日在馬六甲為梁發施洗。梁發是廣東高明縣人，素以刻印書籍為業，跟隨米憐作助手。
自此，馬禮遜回到他孤獨岑寂的崗位，既無天倫之樂，亦無友朋相遊。這時苦悶難堪的情懷，讀他以下兩封信可知：
「一別十年，自覺垂垂老矣。……我現在埋頭伏案，重操舊業。不過，自從遊歷中國度過戶外生活之後，越覺長期禁錮於鬥室的苦悶。米憐的健康不佳。他非常希望到中國一行，藉以一享寒冷天氣的益處，可惜因事受阻。他以多病的身體來做勞苦的工作，對於神聖的事工甚為勞頓。
政府對於印行《華英字典》的印刷所，實行幹涉。我對於你的老友阿三甚為關懷。聽說他與阿科及弟弟阿顯，均在通緝之列。我的老助手高先生已逃去無蹤了。兩星期之前，清朝官吏派出差役闖進印刷所，搜去我一些稿件及中文鉛字粒。
這是一個非常討厭的地方：令人常在孤寂與恐慌之中。我希望神一向呵護的臂膀，今後仍保佑我不致受害。（一八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倭博士）
我現在致力於翻譯及編纂中文字典，這是一件艱苦的工作。我的勇氣與毅力幾乎支持不住了。……這是個非常孤寂的崗位。我來華已屆十年了。心願到另一處可以享受自由滋味，及有團契的地方。我長期感受壓迫者威脅的恐怖。不但如此，幫助我工作的幾個本地人長在通緝之列，有時被捉到官府裡去。今略寫到此，諸請原諒，我的手已極疲倦，執筆不易。假使我可以耕犁換掉筆桿，則我的健康必然較佳。」（一八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致美國友人）
由祖國寄來的消息不可多得，益發增加他的孤寂感。他引頸期望船隊來臨，但每當船來而無郵件送到，不禁大大失望。這就是以上兩封信發出後的結果，——總是接不到家書。這時的日記說：
「我竟成為一個離群索居伶仃孤苦的人了。我很少到公司或外出用膳。過了一星期又一星期，我的食物餐餐一律——牛腩煲藕——我用中國筷子來吃。不過，身體如常安好，每日寫作由早晨九時至入夜九、十時。」
這孤寂的工作足以令他夠受的了，何況又時有外力反對與意外損失。自從廣東總督下令禁止中國人幫助洋人雕刻及印刷中文書籍之後，譚氏（從前由英派來管理公司印刷事務）不得不僱用葡國人，教他刻字，希望中文字典得以印行。但不單只中國官吏是馬禮遜的仇敵，白蟻更是。他記述：「我將第一次刻成的書版交付一個本地人。那人收藏在屋角，但被白蟻蛀蝕了大半。」總督已沒收了未收藏的書籍，而白蟻又蛀蝕了已收藏的。在這雙重損失之下，難怪馬禮遜慨嘆常在恐慌之中了。
不僅如此，馬禮遜恐慌的源頭甚至亦有來自朋友的。他瞻前顧後，摒絕交往，以免招致妒忌，引起忿怒。但在倫敦會，為了鼓舞及維持英國的基督徒對傳教事業的熱心，很自然地常將馬禮遜的報告公開發表，這正是馬禮遜所不願意的。上文曾經提過，因有一本新約及會議記錄在無意中被人送往東印度公司的圖書室主任，幾乎令馬禮遜不得再在廣州工作。當時，史丹頓最熟識當地的形勢，關於發表工作報告一事，曾由倫敦去信馬禮遜，略說東印度公司對他（馬禮遜）事事體貼，待遇慷慨，但亦有很充分的理由，小心提防以免惹禍；史丹頓對於公司此舉甚表同意，因為馬禮遜的朋友在英國發表他招攬教徒，印行聖經等活動的報告，大事宣傳，所以令公司不得不加緊提防以備發生事故。
馬禮遜本人對於倫敦會在祖國的宣傳也很關心，覺得他們所發表的不免有鋪張揚厲、言過其實之處，而對於他本人頌揚備至亦未免誇張過分，使他頗為不悅。這是在他的日記中可見的。
馬禮遜為人私心篤實成性，謙遜為懷，一向不慕浮名，不愛宣傳。他所酷愛的只有工作與讀書，曾去信給朋友，請他們不時將新出版的書籍寄贈與傳教基地或傳教士，使他們有生活的情趣，以減少生活的單調苦悶。「傳教士具有人類心理所共有的弱點；難以長期地專心致志於一個單獨的目的」。（見日記）
他從祖國得到一個令他很傷心的消息。上文曾敘述，西林波與廣州雙方的工作重疊，因而惹起爭執及誤會。有一次，他接到老師濮固博士來信，從米憐寄去的麻師曼譯品（是文法書而非聖經）的內容看來，確可證明是抄襲馬禮遜的；不但把馬禮遜的錯字照抄，而且刻書手民錯誤脫漏的字也照樣脫去，足為確證。又說，麻師曼卻以長信一一爭辯，且對於馬禮遜有至為嚴苛的反應，絕不可忍，因此勸告馬禮遜盡力為自己申辯，保存原譯者的榮譽而盡情暴露對方剽竊抄襲的醜行以伸公道。
濮固的消息既是由米憐而來，馬禮遜不得不信有其事。不過，他雖充滿正義感，但品性謙厚，素來不與人爭，於是不加理會，緘默不計較，像以前一樣繼續埋頭工作，因他所希望得到的並非世俗的浮名，而是天上的賞賜，即所謂「天爵」了。
不幸的是，這時恆河外傳教會（馬六甲）忽然傳來不大好的消息。馬禮遜對這個會本來抱著極大的希望，現在竟不安心。因為繼米憐之後，又有一兩個青年被派到那裡幫助他。不料，人事上竟發生磨擦與不融洽。據米憐所記，大受委屈，怨謗交加，不禁大發牢騷，懇求上帝伸冤，但他仍能以基督精神及寬容態度泰然處之。「讓我永不以人最弱最劣的德性品評那人」，這是他所留下的名句，應用金筆寫在每家每戶的門上，因此亦可見他高尚的人格了。
馬禮遜對這情況不多說什麼，但在他的報告書中曾寫下這幾句一針見血的話：
「我認為各傳教基地（或團體）中最大的過錯，乃是人人不願居第二位——不甘下人。這個錯失大有害處，妨礙了分工合作。或者其中不無利益可言，但我絕對看不見。曾聽人說，當年救主對各門徒一視同仁，平等對待，不分高下、優劣。我們可以問：曾受聖靈感化的使徒，在凡事上均可作為未嘗受聖靈感化的傳教士的模範嗎？」
多年之後，施理修女士說得好：「大凡甘心處於第二位而歡歡喜喜地事奉的男女有福了，這真是很大的考驗啊。」
然而馬禮遜的工作不是全不被人認同及得不到相當的報酬的。東印度公司大班伊氏於一八一六年回國時，曾給馬禮遜一封信，大加誇獎，說大凡與廣州當局交涉的，無不厭倦疲憊，惟馬禮遜去處理的時候能處之泰然，從不發怨言，深感敬佩。
關於馬禮遜的《華英字典》，伊氏又說，可惜不能親手送一本給拿破崙（已被放逐到聖希侖拿島），誠為憾事；如他可親聞拿破崙對這本字典的評語，就別有意義了。
一八一七年，即馬禮遜在中國傳教十周年，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承認他的中文工作饒有價值，特別贈予神學博士名譽學位。同時，他的成績已引起歐洲好些著名學者的濃厚興趣，如法國學院的利慕薩，德國普魯士康尼斯堡大學的華陀教授，及英國愛丁堡大學副校長貝爾德博士等，均紛紛與他通訊，作學問的研究。馬禮遜雖在聚精會神的工作，仍從容不迫的一一回復，有問必答，這不是淺薄狹隘的人所能作的。
貝博士認為馬禮遜所印行的作品大有價值，特別代表愛丁堡大學向他致謝。又因他自己正「匯集資料寫一本全球貧窮苦難的歷史」，乃請馬禮遜助他調查中國貧民、病人、孤兒、瘋狂者等等的詳細數目，及現在用什麼方法照顧他們——用國家稅，抑或用地方稅作救濟費等等。真是大問題啊！
另有赫尼這家園藝公司去信馬禮遜，說他們是以搜集世界各處的植物為職業的，擬請他代為匯集中國各種棕類及其他野生樹木的種子。
關於貝博士的請求，馬禮遜得到公司所聘用的李溫士頓醫生代作詳細的調查。結果李醫生寫了一篇關於這問題的文章，在《中印拾遺》季刊發表。這刊物是馬禮遜和米憐兩人合資出版的）。另直接寄給貝博士。這事間接令李醫生致力於中國醫藥的研究，由馬禮遜代為購入八百卷中國醫藥書籍，其後李醫生和馬禮遜兩人更合作開設一間診療所，專為中國人治病。他們還聘請了一位擅長中醫藥的華人助手，這卻成為在中國施行醫藥傳教事業的先驅，由馬禮遜這時期的書信可洞知他同情心的擴大、開朗。昔日在紐卡素刻苦求學的青年，常常懷疑自己的學問應否超出聖經之外，幸而他沒有認為大凡認識基督的必需摒除與人類的精神、靈魂及肉體有關的一切事物。
李醫生對於植物學也頗感興趣，曾為倫敦園藝學會寫了一篇關於中國植物學的文章。關於這事，馬禮遜去信說：
「我曾拜讀大作。關於中國植物學之所以不能發達及移植中國樹木至歐洲的障礙兩點，佩服高見。……
我謹獻議一個辦法，如得到贊成，請轉告園藝學會。這即是，派遣一位有德行的及有植物學知識的青年，到馬六甲英華書院去學習中文，兼專事翻譯植物學的科學書籍為中文。傳教士沒有時間去幹這工作的。我個人雖非一個植物學家，可是酷愛這及其他的科學活動，隨時願以久居中國及熟識中文的便利，盡力相助，只可惜才疏學淺，且力量有限。」
馬禮遜一方面集中精力在他的首要任務——翻譯聖經，但同時在其他方面又能參與多方面的文化活動而又不致影響到工作。我們對於馬禮遜這兩方面的事工，不知道先稱頌那方面才好。他的計劃與志願之廣闊，究竟到什麼程度，後來便可看清楚了。
不幸的是，闊度須常以深度為代價（按：意同顧此失彼），但對於馬禮遜並不是這樣。如上文所述，他向祖國請求多派事奉人手是超越國族界線的，而對於翻譯工作則是超越教會宗派的。他一向由各宗派的教會徵用一切所需；如用英國國教的共同祈禱文及禮拜儀式手冊，用蘇格蘭教會的真道問答，又向各自由教會（公理會等）徵募其他所需品（如禮拜秩序等）。他在來華十周年紀念中檢討過去工作說：
「我們是不分宗派的。我們只分善惡兩等人——善者是敬畏上帝的，惡者是不敬畏上帝的。願大凡真誠愛主耶穌基督者，均沐神恩。」
馬禮遜除了為中國數萬人擔負絕大的任務外，又常以鄰國日本為念。恆河外傳教會計劃書第十五條：
「我們深願關懷那重要的島嶼——日本，儘量採集與她有關的一切消息，而且一有可能即準備派人前去學習日文，並考究聖經中文譯本應如何修訂或改譯，然後流通該國，或確定是否必需日文譯本。」
關於這大志願，倫敦會議決：「贊成所提出的第十五條全文，並強調獻議付諸實行。」
第十五章 東方的愛俄那島
馬禮遜的工作能力真是大得驚人。年復一年，清晨至深夜，他辛勤不斷。公司的職務耗費了他大量時間與精力。他與清朝官吏交涉以致惹起忿怒，費時失事，凡是過來人都知道。關於這些事情，馬禮遜在信中甚少報告給倫敦會，但下文對於這些慎重而困難的責任，將另有敘述。因此，無論如何評估他傳教事業的成績，勿忘他對於東印度公司所負的責任。
一八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馬禮遜完成了翻譯舊約新約全部聖經這艱巨任務。（譯者謹案：這是中國基督教歷史中的大日子，應當詳細交代。）經過了整整十二年零三個月的時間，克服了中國官吏在他工作進程中所給予的種種障礙，他作為一個開山祖，只得到極少極少的幫助及指導，竟能通達人類中一種最難學習的語文而且翻譯了全部聖經。不但如此，他又印行出所著的《中文文法》與其他多種小書，此外《華英字典》的編篡又有長足的進展。光是在字典工作上，他每日常費六至八小時的功夫。難怪他在日記說：「每日編篡字典的工作，真令我疲備極了，無以復加。……您毋須再寄來國會的公報，我沒有時間閱讀了。」
下一文將另有一章，專敘述他作為聖經翻譯者的工作。在此只需說，他能在短時間內通達中文及翻譯成功，如果他曾得到各種便利來研究及毫無障礙地從事工作，已足以讓人深表敬佩了，何況他在種種困難條件下而竟得到如此成就，非有高度的語文天才、精神專注與努力絕不能辦到的。
上文曾述，馬禮遜的工作範圍雖限於廣州、澳門，而他的理想和計劃則在恆河外的傳教事業。米憐所負責的馬六甲新基地是他最初的成果。這工作既日漸發展，他心裡又懷著大希望——開設英華書院。早於一八一五年，他已向英國及愛爾蘭樂善好施的基督徒大聲呼籲，盼望在遠東設立這所學校，但因他跟隨英使節北行，所以不得不延期進行。但他的計劃已得到印度、美國及英國許多友人的贊成與捐助，而倫敦會亦撥款五百鎊為經費。然而這書院的基礎，其實上是全賴創辦人慷慨捐輸才能成功的。
馬禮遜創辦這所書院的「約書」，大致如下。由創辦人馬禮遜個人率先捐出積蓄一千鎊為開辦費，定名為英華書院。旨在培植中英文學以傳播耶穌基督的福音。米憐牧師為首任院長，為終身制，並以馬禮遜為永遠的董事。凡一切捐款皆須以實現以上的宗旨之用，永遠不得移作別用。如將來大局形勢使這所書院不能在馬六甲續辦，則將產業出賣，並遷往印度外其他地方。這「約書」是於一八二Ｏ年三月二日訂立，由勞博·馬禮遜籤名，再由兩個東印度公司高級職員證明。（注）
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英華書院校舍舉行奠基禮，由馬六甲英軍司令花卦上校主禮。列席者有當地總督及多位官紳名流。校舍內有課室，教員寓所，及中英文印刷所等。
馬禮遜不但捐輸巨款作為開辦費，而且認捐常費每年一百鎊，以五年為限。此外，東印度公司每年捐常費一千二百元。其後，公司專利執照取消後，英國政府繼續擔負這些捐款。
書院印刷所印行的期刊有《中印拾遺季》刊。由馬禮遜和米憐二人合資出版。這刊物在歐洲博學之士中得到盛譽，另有中文雜誌兩種（按：據《梁發傳》，當時發行有中文月刊名叫《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此外，又印行《中文初階》，賀理所譯的儒家「四書」，全部聖經，及其他宣道小冊。一八二Ｏ年，又印行米憐的《開首十年之回憶》，是根據馬禮遜原稿寫成的，因印刷延遲，內容增加，包括十二年的事，但題目如舊。（譯者按：中國基督教第一位牧師梁發是在此受洗禮，第二位牧師何進善，又名何福堂是在英華書院讀書出身的。這大成果上文未載，故補錄之）
關於這個真光與學問的中心基地，毛佐理（前英洋行大班，後為國會議員）說：「願馬六甲成為這一帶地方的愛俄那島，而且恆久不衰，沒有荒廢的殘跡。」（按：愛俄那島在蘇格蘭之西岸，聖科侖巴首先殖居該地，創立學校，成為宣揚基督教的中心基地，故有「聖島」之稱。）
註：自南京條約籤訂後，英華書院於一八四二年遷往香港。譯者按：其後該書院因故停辦，至一九一三年始恢復。又屢次遷徙校址，現在九龍旺角，成為一所普通學校，已沒有當年的性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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