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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二十一世紀》2004年2月號，為白夏2003年10月30日在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講，唐小兵整理。文章導讀
公共知識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隱喻了真正的公民社會尚未到來，當社會已經邁入理想的公民社會，即公民已經不需要他們的代言人——公共知識分子時，公共知識分子就會退出歷史舞臺。
當然這個黃金時代越早到來越好，也許永遠也不可能到達。因此當下社會是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的，需要他們對違反社會正義的事件進行關注和批評。換言之，捍衛真理和堅守正義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職業道德。
作者簡介
作者白夏（Jean-Philippe Béja）曾任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現為法國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知識分子在法國的興起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當時一些從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自稱為哲學家（philosophes），最典型的是伏爾泰（Voltaire）。他當時參與的一件事情，是公共知識分子產生和進行話語表達的標誌，這就是卡拉斯（Calas）事件。這是一起充分展示知識分子性格和社會角色的事件。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
卡拉斯是基督教徒，而在當時法國佔主導地位的是天主教。十八世紀期間，這兩個教派矛盾很激烈，因此情況很複雜。卡拉斯的兒子想加入天主教，但突然死亡了。
卡拉斯聲稱他兒子是自殺的，但警察不相信他的說法，並且認定他兒子是因為想加入天主教，所以被卡拉斯殺死的。卡拉斯因此被逮捕和處決。卡拉斯死後，他太太到處求助，想為丈夫平反。
剛開始的時候，伏爾泰對此無動於衷，甚至還語帶諷刺。但是當他聽完卡拉斯太太的當面陳說後，他覺得警方的行為違反了公平的基本準則。他介入了這件事情，主要的方式是給當時的法國王妃、俄羅斯皇后、普魯士國王等名流寫信。同時他公開發表了很多文章，宣稱基於正義和公平，卡拉斯必須得到平反。
由於他的努力，一年後也就是1770年，卡拉斯事件終於得到平反。這件事情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第一次發揮他的作用和功能，即代表正義反對不公平的事情，當然這個群體的社會身份還不是叫做知識分子，而是叫哲學家。
知識分子概念的真正確立是在1898年。在這一年發生了著名的德雷弗斯（Dreyfus）事件。
德雷弗斯是法國軍人，具有猶太血統，被控告背叛祖國和出賣國家機密，並被當局判處徒刑。德雷弗斯是法國東部阿爾薩斯（Alsace）人，其實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在被審判後沒有上訴，因為他認為服從是軍人的天職。
這個事件被公布後，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法國作家佐拉（Émile Zola）覺得這一切對德雷弗斯太不公平，認為判決其叛國罪是沒有根據的。他寫了一封給法國總統的公開信〈我控訴〉刊登在當時的著名報紙《震旦報》（L'Aurore）上。
在信裡左拉宣稱:「因為這一判決違反正義和真理，我要求給德雷弗斯平反。」這封信影響廣泛，不僅僅是知識界，連整個法國都捲入了這一事件。當時很多教授、作家等左派強烈要求重新審判德雷弗斯事件。
同時，所謂的愛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如巴雷斯（Maurice Barres）等公開表示支持軍方的決定，認為左拉是義大利血統，不可能愛國，並宣稱左派反對軍隊是叛國行為。在此期間巴雷斯創造了「知識分子」這個名詞當時的含義就是不愛國的左派，是一句黑人的話語。
對此，左拉說:我就是知識分子。因此知識分子在最初是專指左派知識分子。在德雷弗斯事件中不是議員而是公共輿論起了作用。知識分子通過媒介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並向政府和軍方施加壓力。這是二十世紀公共知識分子具有普遍性的行為模式一直沒有發生根本變化。
❖愛彌爾·左拉（Émile Zola 1840-1902）
1945年以後，法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1945年到1980年或1985年（以薩特[Jean-Paul Sartre]或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去世為劃分標準）。這個階段是法國知識分子發展的黃金時代，當然其間也摻雜了一些曲折。
1949年後右派知識分子因為曾經與納粹合作而喪失了話語權。50年代的一個焦點是阿爾及利亞事件。當時有一百多萬真正的法國人滯留在阿爾及利亞，歷史背景相當複雜。
右派和一部分左派政治勢力支持法屬阿爾及利亞政權，法國共產黨也宣布雖然支持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解放運動，同時也維護法國的國家利益。1954年戰爭終於爆發。法國實行義務兵役制，法國軍人在阿爾及利亞殺人、審訊，為所欲為。
其時，沒有一個政黨敢於幹預這件事情。1960年9月，以薩特為代表的法國知識分子介入了，並且在當時的《快報（L'Express）周刊發表 了〈一二一宣言〉（121人聯合籤名），反對法屬阿爾及利亞殖民政權。
他們宣布作為有良心的知識分子支持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有反對有人權傳統的祖國在阿爾及利亞鎮壓人民解放鬥爭。他們要求所有當兵的法國人起來反抗軍隊的行為。
當時很多年滿十八周歲按照規定必須服兵役的年輕人將義務兵役信撕毀了。很多知識分子為阿爾及利亞的人民募捐，他們常常提著箱子到處募捐，因此當時的知識分子被稱為「提箱子的人」。
德雷福斯與阿爾及利亞事件法國公共知識分子的特點非常鮮明。首先，他們都是宣布其行為是為了捍真理和正義，他們代表法國社會的良心。其次，知識分子的對象都是法國軍隊。
最後，知識分子的行為都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他們被指責背叛祖國，是國家的叛徒，而他們自己認為只有他們才真正代表了人權的法國，是法國的榮譽，而對方是法國的恥辱。
從1960年代初到70年代，是法國公共知識分子最激進化的時期。1968年的五月風暴的主要目的是批判資本主義，左派知識分子開始傾向於馬克思主義。
曾經支持共產黨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因為其在阿爾及利亞事件中的行為而反對法國共產黨，要求真正的革命。他號召學生和公民反對現行制度。1968年底薩特和一批高級知識份子開始支持「毛主義」，也有託派支持者。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人民事業報》（La Cause du Peuple）兩個社長被捕以後，薩特擔任社長，政府便不再批判該報紙。可見當時著名知識分子的地位。當時知識份子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此前的發揮特殊作用轉變到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成為人民的普通一員和積極份子，應該為人民服務。所以當時的薩特直接走上街頭髮傳單，知識分子以普通人的名義參與社會運動。
可見知識份子的作用形式發生了變化。包括福柯、德希達（Jacques Derrida）和薩特等知識分子都在發傳單，支持革命運動。1975年法國翻譯出版了索忍尼辛（Aleksandr I.Solzhenitsyn）的《古拉格群島》（Arkhipelag Gulag），讓法國知識分子開始反省自己的行為，並且真正理解了史達林蘇聯制度如何鎮壓人權，不讓反對勢力存在，是一種沒有自由的極權制度。薩特通過閱讀《古拉格群島》，發現他自己誤讀了史達林制度。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越南戰爭結束後，幾十萬害怕越共迫害的「船民」（難民）流亡國外，無家可歸。法國從1974年開始實行嚴格的反移民政策。為了這個緣故，薩特登門拜訪他的老同學和「論敵」——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阿隆（Raymond Aron），說服他一起聯合要求法國總統敞開法國大門，解決越南難民問題。
薩特呼籲公共知識分子遠離政治，重新回到德雷弗斯時期。知識分子還是應該代表社會良心，捍自由的原則，維護人權傳統，而不是陷在各種主義的泥潭。結果他們的要求得到了實現，1975年，法國接收了二十萬難民。這是公共知識份子的巔峰，也是公共知識分子的死亡。
1980年代社會黨候選人獲選總統以後，公共知識分子雖然支持執政，但並不參政。社會黨要求知識分子的支持，但當時很多知識分子寧願留在體制外發揮影響力。他們從薩特的事件得出了深刻教訓：代表社會良心的大知識分子薩特都會因為盲從而犯下重大的歷史錯誤，知識分子不能與政治太接近。
與此同時，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形象也急劇滑坡，社會民眾開始對知識分子不以為然。總的來說，知識分子的專業化愈來愈重要，哲學家風格的知識分子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這並不意味知識分子已經不再進入公共領域，而是他們的介入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比如南斯拉夫問題，不是由一般的知識分子來討論，也不是由哲學家來考慮，而是由專門研究南斯拉夫問題的專家來探討。
這些專家知識分子的合法性，不是像以前來自他們所代表的大良心和大原則，也不是為了捍真理，而是源自科學。他們在專業之外的影響很小，但是一旦進入專業領域，就能夠對政府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現在的法國知識分子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他們愈來愈少關心法國問題，而更多地講世界各國的問題，所以報刊發表很多蘇聯專家、中國專家等的文章。
比如前幾年的關於移民在法國牽涉到黑戶口的三無運動的合法化問題，就是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等各種專家，通過專業委員會發揮作用。當然一些作家、導演也發表意見，但他們的影響不如以前那麼大。
所以可以說以前的知識分子是從大良心、大原則出發的公共型知識份子，他們是通過媒介製造輿論進而影響政府行為，而不是通過制度渠道等建制化的方式（比如建立政黨等）。
現在法國的知識分子都是參加政府建立的專業委員會，藉助報刊電視發揮其影響力。方式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當然法國也有所謂的媒體知識份子，但他們與法國歷史上的大知識份子比較起來，是「小人」和「君子」的區別。
知識分子的觀念變遷與當時的政治制度、時代思潮和社會背景等元素密切相關。公共知識分子建基於原則和良心對社會和政府進行批評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現代民主社會的議會制度是一個基本建制，它給代表不同利益的議員一個發生衝突和尋求妥協的空間。在這個過程中，利益和原則並不是絕對統一的，而是可以發生背離的。
可以說，一個擁有成熟議會制度的民主政府，也很有可能支持和踐行一條違背正義價值的道路。阿爾及利亞事件就是明顯的例證。在這樣一個背景下，公共知識分子的話語權發生了合法性危機，其社會功能也受到了普遍懷疑，他們反對政府的話語和行為也就喪失了一個能達成普遍共識的厚實理據。
二戰結束後是社會背景相對不那麼複雜的時代，在民眾遭遇重大心理創傷的社會境遇，基於納粹的反猶太人等反人道的殘酷性，政府和民眾形成了歷史共識：人權是普遍和不可侵犯的原則。
因此，提倡和呼籲良心和人權的公共知識分子，就成為了政治集中的公共領域的重要社會角色，知識分子的專業化尚未構成對建構公共領域的威脅。所以，在這個歷史階段，公共知識分子的典型是象徵良心和道德的哲學家，而不是技術專家。
1980年代以後，學術機構日益繁榮，高等教育迅猛發展，知識發展進一步分散化和專業化。與此相伴隨的是政治明顯地向具有專業色彩的技術科學發生變遷，競爭和博弈成了政治遊戲的關注焦點。可以說，歷史已經進入了後政治時代。
公共領域日漸式微，公共知識分子普遍失語。扮演重要角色的議會重視的是專業委員會的專家和官員的意見和建議，公民的聲音和態度很難通過建制化管道被體制所採納。職是之故，公共知識分子的舞臺和空間日益窄化，其實就是邊緣化。
在現代社會是現在的社會「大良心」和「小良心」都沒有，公民政治成了政治擺設。換言之，在科學化和技術化的後政治時代，公共領域有淪為專家的「私人領域」的危險，這是極其可怕的發展模式，與極權政治只有一步之遙。
無論是曾經有過民主歷史和沒有民主歷史的國家，在這樣的公民無法參與民主建構的社會形態，所謂現代化和現代性都是一個令人懷疑的問題。
當代社會的主要困境，在於普世理念在解釋世俗社會時已經喪失了它曾經具有的有效性，眾聲喧譁的結果就是共識的弱化和缺席。即使如此，我認為，現代民主社會必須通過制度設置的方式建立能夠保障基本權利的社會制度，人權和自由應該成為社會不證自明的基本預設，並被納入建制化過程。討論和對話應該成為形成新的知識的途徑。
人性是社會的道德基石和基本原則，儘管當下的專業知識份子可能規避歷史上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胡言亂語」所造成的社會惡果，但是如果他們因為強調專業而忽視了對人性的剖析和重視，忽視對人的基本境遇的洞察和考慮，那麼他們的專業的合法性就很有可能遭到來自後現代主義的解構和挑戰，因為在多元化和碎片化的現實社會，科學的真理性已經不是不容置疑的。
那麼，如何通過話語方式和表述風格的轉換，使專業知識分子向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置換成為可能，這是值得知識界思考的問題。公共知識分子的需要和存在就隱喻了真正的公民社會尚未到來，當社會已經邁入理想的公民社會，即公民已經不再需要他們的代言人——公共知識分子時，公共知識分子就會退出歷史舞臺。
當然這個黃金時代愈早到來愈好，也許永遠也不可能到達。因此，當下社會是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的，需要他們來關注和批評違反社會正義的事件。換言之，捍衛真理和堅守正義應該是公共知識分子的職業道德。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仍然有可能通過某種渠道發揮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在這方面，前蘇聯的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和捷克的哈維爾（Václav Havel）提供了成功的典範。作為前蘇聯極權體制的持異議者和批評者，薩哈羅夫被驅逐出到高爾基市後不許回莫斯科。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執政期間，他被從召回並受到歡迎。
❖瓦茨拉夫·哈維爾（1936-2011）
哈維爾長期以民間知識分子的身份批評政府，指責它侵犯人權和剝奪公民自由，呼籲建立尊重人權的國度。他創作的戲劇無法公演。但是他仍堅持不懈地努力。作為著名的《七七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哈維爾於1989年成為捷克總統。
當然，今天我所提到的都是歷史上和現實中的著名知識分子，但是我想作出說明的是，公共知識分子並不等於著名知識分子，更多的公共知識份子是名不見經傳的公民。評價公共知識分子的客觀標準決不是他的知名度，而是他是否遵循內心的道德準則，對關係到公共利益的問題進行反思和批評。只有這樣，公共領域才可能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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