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晚上, 柏拉圖對話錄學習小組討論了《高爾吉亞篇》的第二部分. 在討論的過程中, 我們簡短的聊到了柏拉圖的哲人王, 以及哲人王為什麼不能在現實政治中實現的問題. 在柏拉圖對話錄學習小組討論完後, 我又開始進行論證共學寫作. 當天所寫內容, 恰好又是 "子曰: 道千乘之國" 一章, 也是在講儒家的政治主張, 與是我又想到了儒家作為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歷史中的境遇問題. 而周五的時候, 我在《直與真我》中說到我對儒家的認識大多來自馮友蘭. 而馮友蘭的一生, 正是一個儒家知識分子面對權力的一生. 與是我就想起了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是專治古希臘哲學的汪子嵩所寫的馮友蘭的小傳.
海闊天空我自飛-- 讀馮友蘭《中國現代哲學史》一位好心的朋友從香港買了一本馮友蘭先生的《中國現代哲學史》( 即《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 ) 送我, 首先看到決先生的 "自序":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 二冊於一九六四年六月印行. 很快我就感到不滿意, 遂又從頭撰寫, 將已出的二冊作為《試稿》. 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 《新編》第七冊終於完成. 回顧二十多年的工作過程, 不禁感慨系之矣.
我的老妻任載坤在一九七七年去世的時候, 我也了一副輓聯: "同榮辱, 共安危, 出入相扶持, 碧落黃泉君先去; 斬名關, 破利索, 俯仰無愧作, 海闊天空我自飛." 在那個時候, 我開始認識到名, 利之所以為束縛, "我自飛" 之所以為自由. 在寫這本冊第八十一章的時候, 我真感覺到 "海闊天空我自飛" 了.
這篇自序寫於 1990 年 7 月 11 日, 四個月後馮先生自己也去世了. 馮先生直到晚年才感到真正的自由, 哲學家最終發現了自我.
從馮先生的一生, 我想到作為知識分子的哲學家命運.
我想, 有兩類哲學家: 一類哲學家熱衷關心人類的前途, 他的哲學是想用來濟世安民的; 一類哲學家只是對哲學問題發生了興趣, 為學術而學術, 沒有其他的目的. 明顯的例子是古代希臘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 柏拉圖的理想是讓哲學為王, 以他的哲學創造出一個實現正義的理想國家. 為此目的他三次遠訪本本裡的敘拉古城邦, 想找到一個能貫徹他思想的君王; 不但沒有達到目的, 反被當奴隸出賣, 還幾乎喪了命. 不得已著書立說, 在最後著作《法律篇》中還在為理想城邦制定一條條具體法律. 亞里斯多德是他的學生, 卻沒有他老師那樣的雄心. 當時遠徵歐, 亞, 非三洲, 建立西方歷史上大帝國的馬其頓王亞裡山大是亞里斯多德的學生, 他卻沒有想依靠這位學生來實現他的哲學. 他認為哲學產生於驚奇, 只是由於人對周圍發生許多問題, 要想尋根究底地去解決它們, 才產生哲學和各種科學思想. 因此他以為只有這種思想本身才是目的, 如果為了其他實用目的, 在他看來是低一等的. 雖然他也研究政治學和倫理學, 卻只是客觀地研究各種政制和學說的是非得失, 將他自己置身事外.
在中國哲學家當中, 我很容易地想到馮先生和金嶽霖先生. 他們兩位都是我的老師, 上大學時聽過他們的課, 但因為我自己的興趣在西方哲學史, 對他們的哲學思想缺乏同情的了解. 1952 年院系調整後倒是有機會和他們一起工作, 但接觸是偏重政治性的.
馮先生書中有一章是專門講金先生的哲學的, 最後一段說: "因為對一件一件的事實毫無表示, 人們從《論道》得不到新的知識, 以為《論道》只是分析一些概念, 這樣的分析對於實際生活沒有什麼用處. 聽說金嶽霖先生在英國劍橋大學曾有一個發言說, 哲學是概念的遊戲. 他認為, 哲學本來說是這樣的一問學問. 人們不禁要問, 這樣的學問對於人生有什麼用處, 這就牽涉到哲學的性質及其作用的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 《新編》在第八十一章中將作詳細的討論."
馮先生對金先生的哲學思想的解釋當然是正確的, 但他在最後一章總結中說明的哲學的性質和作用, 我以為並不是金先生所想的哲學. 金先生在《論道》等著作中做了細緻的概念分析, 確實類乎概念遊戲, 對人生並沒有什麼用處; 但是對哲學有用處, 用處在於提供一種新的哲學理論, 為後來的探開闢新的途徑. 我想金先生寫那些書的時候, 決沒有想到要像馮先生所說的那樣 "為生民立命", "為萬世開太平".
我並不是說金先生沒有政治熱情, 他的確是一位熱列的愛國者. 五十年代初期他是北大哲學系主, 我是系秘書, 親眼看到他為當時我們國家發生的巨大變化而變興激動的許多情景, 至今還記得 1953 年聽到史達林逝世的消息後, 他含著淚和我談論世界革命會不會因此愛到影響的擔心.
可是在哲學思想方面, 解放後金先生究竟接受了多少影響? 老實說, 我覺得是很難說的. 每次學術批判會上他是系主任, 總帶頭髮言, 我記得是很簡單的 "表態".1955 年他和我們合寫的批判實用主義的 "經驗" 的文章, 是我們推動的, 那種簡單化的批判和金先生的細緻分析的風格毫不相干. 對羅素的批判也是我鼓動他寫的, 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起一直到六十年代初才寫完, 可見他下筆之不易. 所以在他去世後選編他的文集者將這些文章也選編在內, 我總覺得不妥. 看到張中行先生在《讀書》上寫的《為魏公諱》, 對此提出意見. 我作為金先生的學生, 並且對這些批判文章負有責任, 是很感謝張先生的.
馮先生對哲學的看法和金先生完全不同. 馮先生的看法集中表述於全書最後一章 "總結" 中. 在這一章的第一部分講 "從中國哲學史的傳統看哲學的性質及其作用". 他首先指出哲學不是科學, 因為科學是對實際有所肯定, 而哲學是對於實際無所肯定的. 但他認為哲學是對人生作有系統的反思. 他說, "就人的實際生活說, 一組一組對於實際無所肯定的知識, 但能提高人的境界". 他以為要達到他所說的最高境界 -- 天地境界, "非經過哲學這條路不可"; 因為哲學能讓你 "自同於大全", 不將 "我" 和天地萬物對立起來. 他還特別指出: "哲學家不同於哲學教授. 哲學教授是從文字上了解哲學概念; 哲學家不同, 他對於哲學上的概念不只作文字上的了解, 而是作更深入的理解, 並把這樣的理解融合於他的生活中. 這在中國哲學傳統的話中叫作 '身體力行'". 馮先生說的確實是中國哲學的傳統, 西方哲學很少這樣講.
馮先生說, "'仁' 是儒家所說的人的最高的精神境界, 也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最高標準. " 這個最高的精神境界和最高的標準究竟有什麼內容? 馮先生最喜歡引用張載的四句話: "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 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他稱之為 "橫渠四句". 在對這四句話作了解釋後, 他總結說:
最合於 "人之所以為人" 標準的人, 儒家稱為 "聖人". 儒家認為, 聖人最宜於做社會最高統治者, 因為他是廓然大公. 柏拉圖認為, 在他的理想社會中, 最適合的統治者是哲學家, 即把哲學與政治實踐結合起來的所謂 "哲學王". 儒家也認為, 有聖人之德者, 才宜於居最高統治者之位, 這就是所謂 "聖王". 《莊子.天下篇》認為, 最高的學問是 "內聖外王之道"，用我們現在的話說, 就是哲學.
馮先生在自序中說在寫這一章時他真感覺到自由了, 他真是 "海闊天空我自飛" 地說出他的理想 -- 要讓哲學家充當社會的最高統治者.
這種理想有實現的可能麼?
實際上, 社會和國家的最高統治者, 除了由民主選舉產生以外, 不是由武力奪取的, 便是通守殘酷的政治鬥爭獲得的, 他們的後代則是世襲的. 所以哲學家是當不了統治者的. 即使孔子自己生前也只能帶著一群弟子, 往來奔走, 周遊列國, 想求得一官半職, 讓他有施展才能的機會, 未能如願. 只是到他死後幾百年才被人發現, 原來他的學說中也有可以為統治者所用的, 才被推崇起來, 而且一再撥高, 成為 "至聖先師", 皇帝也要親自祭祀他. 孔子偶爾也會被打倒, 便不久仍會被尊崇, 歷久不衰.
至於馮先生所說的有德才的哲學家或有安邦治國才能的知識分子, 是只能做毛澤東稱之為 "粱上君子的", 只能依附於某個統治者或統治集團, 因此他們的命運總是掌握在統治者手上. 一個有才能的人如果不願意做唯唯諾諾的應聲蟲, 便不容於當朝, 不被認為是 "忤逆", 也要被懷疑為有篡位的 "野心", 總之是落得沒有好下場. 範蠡和張良是職明人, 功成之後趕快急流勇退, 才保全了性命, 沒有遭到文種和韓信那樣的結局. 近來廣為流傳的歷史小說《曾國藩》, 作者根據日記和書信了解他的內心世界, 將曾國藩攻破天京立下蓋世功績以後, 卻遇到來自上下各方的種種猜忌, 刻畫得入木三分. 這類人中命運最好的似乎要數諸葛亮, 可是也別看在小說中, 在舞臺和電視屏上他那樣羽扇綸巾, 瀟灑自如, 實際上我看他也有說不出的苦處: 單說白帝城託孤一幕, 與其說劉備真是那麼仁慈忠厚, 肯於 "讓賢", 不如說他是擔心害怕, 耍權術逼著孔明先生作出承諾, 即使是對那 "扶不起的阿鬥", 他也只能是 "鞠躬盡瘁, 死而後已",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對於某些政治家的這種委曲求全, 忍辱負重的行為, 後人又何必要求苛求責備呢?
在中國歷史上, 從古至今這類事情可說的實在太多, 馮先生自己的經歷又如何呢? 他在晚年, 1984 年出版的《三松堂自序》中對他一生的經歷和學術思想作了比較詳盡的記述. 他在"《自序》之自序" 中說: "名曰《自序》, 非一書之序, 乃餘以前著作之總序也. 世之知人論世, 知我罪我者, 以觀覽焉". 正因為他是抱著要將自己的一生留給世人評說的目的, 所以即使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 也直言不諱地寫了出來. 好像馮先生的這份苦心還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 我現在主根據書中的原話, 將其中痕跡作點簡單勾畫.
1923 年馮先生在美國得到博士學位回國, 在故鄉河南中州大學任教授和文科主任. 他開始面臨前途選擇: 是事功呢還是從事學術? 在事功方面他的 "抱負不大, 只想辦好一個大學", 因此他向校長提出要求, 讓他當校務主任管理這所大學. 校長沒有同意, 他就離開了. 馮先生的嶽家是有革命傳統的, 1925 年他來到廣州, 本來是想去看看當時這個革命根據地的，可是他看到和聽到的儘是國共的分裂和鬥爭, 他只呆了半年就離開了. 來到北京後在清華大家做到校務會議主席, 他說是找到了 "安身立命之地". 1934 年他應邀去英國講中國文化, 第二年在歐洲遊歷法國, 瑞士, 德國以後又去了前蘇聯, 是想了解革命後的情況的. 他在前蘇聯看到那裡並不像資本主義國家宣傳的那樣 "沒有宗教", "不要家庭" 了, 而且大事宣傳勞動模範先進人物, 符合馮先生的 "尚賢" 理想, 所以 "對社會主義發生了好感". 歸國以後他作了兩次演講, 講他所見的前蘇聯情況和他所了解的唯物史觀. 群眾紛紛議論 "馮生先變了". 卻給他引來一場災難: 他被國民黨警察帶上手銬, 押送到保定蔣介石行營中關了一夜. 第二天是何應欽發來電報, 說他 "無重大嫌疑, 著即釋放". 馮先生說: "我在這個時候好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 我可以乘此機會和南京政府決裂, 大鬧一場, 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的行列. 或者繼續我那個樣子, 更加謹小慎微, 以避免特務的注意." 在這個第二次也是更重要的選擇時, 他選擇了後者, "馮先生沒有變過來".
此路不通便只能走另一條路. 清華校長梅貽琦要他同去南京, "叫他們看看你這個 '共產黨' 是什麼樣子." 他也就去了. 抗戰開始, 清華和北大, 南開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大, 馮先生任文學院長. 當時重慶教育部規定大家院長以上的人必須是國民黨黨員， 馮先生考慮到 "已經有過被逮捕那段事情, 再不加入, 怕被說成不合作, 只好默認". 以後蔣介石辦的中央訓練團和國民黨的中央政治校講學, 接受蔣介石的宴請, 並在蔣介石待從室出錢辦的中國哲學研究會擔任主任委員. 1945 年春天國民黨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馮先生被河南省選為出席代表. 他以第一流學者身份去參加大會, 被選入主席團並內定要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 當蔣介石親自和他談話時, 他說: "我要是當了中央委員, 再對青年講話就不方便了", 這才作罷.
抗戰結束後, 馮先生應邀去美國講學, 回國時國民黨的敗局已定, 他有位參加革命的親戚建議他們全家可以乘飛機去延安. 馮先生作了決定: "反正我們是不走的, 解放軍也快打到北京了, 我們在這裡等著他們吧. 當時我的態度是: 無論什麼黨派當權, 只要他能把中國治理好, 我都擁護." 解放前夕, 南京派飛機來北平接教授們南下, 馮先生和許多教授一樣, 都沒有去. 梅貽琦走了以後, 清華校務會議成員自動集合， 商量善後事宜, 推馮先生再一次當校務會議主席. 解放軍進駐清華, 文管會發布命令, 成立清華校務委員會, 以原校務會議成員為委員, 任命馮先生為主任委員. 馮先生隨即召開全校師生大會, 宣告 "清華現在是人民的清華了".
但是不久以後, 軍管會派來軍代表, 實際主持校務, 馮先生被擱在一邊. 五月宣布校務委員會改組, 不再是馮先生擔任主任委員. 他就寫了一封信, 要求不再擔任校務委員和文學院長, 理由是 "能力不勝". 有人告訴他不能寫能力不勝, 應該寫政治上的理由; 他就另寫了一信說 "參加過國民黨, 行動言論錯誤實多, 請辭去一切兼職." 得到批准, "真是 '無官一身輕'". 馮先生又面臨要作第三次選擇了. 當年十月向毛澤東寫信表態, 大意是 "我在過去講封建哲學, 幫了國民黨的忙, 現在我決心改造思想, 學習馬克思主義, 準備於五年之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 重新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很快得到毛澤東親筆回信: "像你這樣的人, 過去犯過錯誤, 現在準備改正錯誤, 如果能實踐, 那是好的. 也不要急於求效, 可以慢慢地改, 總以採取老實態度為宜."
馮先生所作的這次選擇, 為他著想, 大概是他當時能作的唯一選擇, 後來證明也是對人最有利的選擇. 至少在以後幾次重大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批判中, 馮先生都出人意料地倖免於難. 他以主動接受改造的方法避免了被強迫改造. 1964 年《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一冊 ( 即馮先生在自序中說他 "很快就感到不滿意", 只能作為 "試稿" 的 ) 出版時, 馮先生親筆在卷首寫了一首 "題詞": "望道便驚天地寬, 南針廿載溯延安; 小言亦可潤洪業, 新作應需代舊刊. 始悟顔回嘆孔氏, 不為餘子學邯鄲. 此關換骨脫胎事, 莫當尋常著述看." 這首詩很受欣賞, 據說康生見到馮先生時立即將它背誦出來. 大約正是因此, "文革" 中馮先生雖然也和別人一樣遭批鬥, 進牛棚, 但他所受的待遇, 以他的名聲和地位說, 實在算是很客氣的. 以致到 "文革" 後期竟演出了那一幕, 為馮先生一生留下汙點, 一時的虛榮成為終身的恥辱.
許多文章都將馮友蘭和梁漱溟作對比, 一貶一褒是很清楚的. 我想, 他們的作為不同有個人性格方面的原因: 梁先生認為只有他才掌握了真理, 所以他 "狂", 可以不向任何壓力低頭. 馮先生自稱謹小慎微, 在政治風浪中只能隨波逐流; 特別是後來, 他說出的話只要有人表示不同意, 他便趕快修正檢討, 竟有人認為他是 "從善如流". 但還有更重要的原因: 梁先生在抗戰初期就訪問過延安, 一直作為民主人士調解國共和談, 後來發起組織民主同盟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 梁先生有的這些 "政治資本", 馮先生不但沒有, 而且正好相反. 我看到千家駒先生寫的《從梁漱溟, 馮友蘭談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厄運》, 文章主要是記述梁先生的遭遇的, 千先生對馮先生不大了解, 但是他在最後抄引 1988 年梁先生去世時馮先生送的輓聯: "鉤玄決疑, 百年盡瘁, 以發揚儒學為己任; 廷爭面折, 一代直聲, 為同情農夫而執言." 馮先生的悼文寫得更明白: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 知識分子對於皇帝敢於犯顔直諫, 不怕貶官, 不怕充軍, 也不怕廷杖, 認為該怎麼說就怎麼說, 這是封建社會中知識分子的美德, 梁先生繼承了這種美德." 千先生文章還提到: 馮先生在 "文革" 後雖然還保留著政協委員和常委的身份, 但他一次也沒有出席會議 "可以馮老的情緒之惡劣和內疚之深了."
我想, 馮先生晚年確實對自己的一生作了反思. 在《三松堂自序》中將自己的一生經歷都寫了出來, 知我罪我, 任人評說, 將 "安危", "榮辱" 置於度外. 所以他說的 "斬名關, 破利索", 並不是一般人說的名韁利索, 而是將他原來的種種顧慮擔憂統統拋到一邊, 我就是我, 我要說什麼就說什麼, 恢復了自我, 不必再說那些違心的話, 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一個人. "俯仰無愧作", 又何必再受那樣的速縛和限制呢? 這時候, 馮先生才真正認識到 "'我自飛' 之所以自由".
在他認為 "我真感覺到 '海闊天空我自飛' 的自由" 的那最後一章總結中, 除了陳述上面說的他對地哲學的作用和看法外, 在哲學理論上他只簡單說了兩點: 第一, 他對 "內聖外王" 作了解釋, 引用孟子說的王者 "以德服人", 霸者 "以力服人"， 說 "中國歷代王朝都是用武力徵服來建立和維持其統治, 這都是霸. 至於以德服人的, 則還沒有". 第二, 在辯證法的統一和鬥爭兩個方面, 他說馬克思主義將矛盾鬥爭放在第一位, 而中國古典哲學是將統一放在第一位的. 馮先生主張用張載所說的 "仇必和而解", 反對 "仇必仇到底". 也有朋友人認為馮先生說的這兩點都是老生常談. 但我以為, 如果將這兩點意思和馮先生一生遭遇, 還有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以及幾十年來我們國家社會的實際情況, 加上當今世界上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民族矛盾, 宗教矛盾, 領土主權矛盾以及意識形態矛盾等等情況聯繫起來, 就可以看到: 這點簡點的道理卻是這位哲學家為了實踐他的內聖外王之道, 最後留給後人類的智慧 -- 哲學. 對於這樣一位飽經人間疾苦, 已逾九十高齡的哲學家, 我們還奢求什麼呢?
不過, 馮先生雖然取得了主觀上的自由, 卻還是不能擺脫客觀上的不自由. 他在這篇 "自序" 中像是已經有了預感, 所以寫道: "在寫第八十一章的時候, 我確是照我所見的寫的. 並且對朋友說， '如果有人不以為然, 因之不能出版, 吾其為王船山矣'. 船山在深山著書達數百卷, 沒有人為他出版; 幾百年以後, 終於出版了, 引所謂 '文章自有命, 不仗史筆垂'." 不幸, 馮先生預料的事情還是出現了, 這本《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冊, 不能和他前面六冊一樣在同一個出版社出版. 可是現在終究不是王船山那個時代, 所以不久以後它在香港出版了, 只是將書名改為《中國現代哲學史》.
這樣就有一些朋友 -- 許多是馮先生的學生, 說他們至今還沒有看到這本書, 因此我作這點介紹, 同時也談我現在對馮先的這點看法. 因為在和馮先生接觸的那幾年裡, 由於我的 "左", 對他有許多不敬之處, 談我現在的認識, 以表示我對老師的負疚之情, 也以此紀念馮先生百歲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