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魚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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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sir好奇,她為什麼要寫這個群體,能寫出什麼,於是就去買來翻看了,看完後,既無力又焦慮。在廣東F學院任教超過14年,一共教過4500多名學生的教師黃燈,在書的序言中將一個不被人看見的群體有力地呈現在了我眼前:中國二本院校的學生,從某種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國最為多數普通年輕人的狀況,他們的命運,勾畫出中國年輕群體最為常見的成長路徑。其中的幾個短語,「最為多數」「最為常見」,把魚sir一下子拉回到了現實,那就是,哪怕我自己畢業於「雙一流」,但我的孩子長大後,還是很可能會成為這個群體中的一員。而當我看到另一個結論時,焦慮感替代了泯然於眾的無力感。黃燈的學生跨越了80、90後兩代人,這讓她有機會發現處在時代不同階段的兩代人之間最大的差別。關於這兩個群體,她在書中多次提到原聲家庭和他們命運之間的關聯:
說實話,這是魚sir第一次嚴肅認真地關注到「二本生」這個群體。通常,一本大學大都是部委直屬大學或「211工程」大學,而二本大學大多是省屬大學和非「211工程」大學,師資、硬體等方面都與一本有一定差距。如果用學歷鄙視鏈定位二本生,我們可以用北方方言「中不溜」來形容。
「二本生」之所以沒有被更多看見,主要原因是,他們從新聞場域中消失了。
我們的媒體整天圍繞著985、211、雙一流等名牌大學,這些大學的畢業生走入職場後,也大多把持著社會話語權,這又進一步加固了大眾對他們背後大學的印象、認知。
幾輪下來,我們就容易產生一種偏離事實的判斷:究竟誰才是那大多數。
其實,從常識出發,就能知道,只有少數人才能上名牌大學,也只有少數人能創業成功,從數據來看,亦是如此。
根據廣東教育考試院披露的數據,2017年,廣東省一本錄取人數是8.4萬人,錄取率11%,二本錄取人數是20.7萬人,錄取率27%。在應試教育的機制裡,他們一律經過了緊張的課堂教學、題海戰術、千百次考試的淬鍊,從高考中艱難突圍,就這樣一步步來到大學的校園,來到我的課堂,並在不知不覺中養成溫良、沉默的性子,缺點不明顯,優點也不明顯,好像工廠裡生產出來的「標準件」。這樣的二本生似乎和推崇狼性文化,擼袖子加油幹的企業、社會,註定格格不入。
不過如此斷言,對他們並不是很公平,因為決定個體命運的,不再是個體,而是時代。黃燈觀察到,時代更迭中,烙印在80、90後身上的是兩種不同的痕跡,這些痕跡推著他們走向了幾乎已經可以預測到的人生。黃燈喜歡主動和她的學生交流,觀察他們的人生,追蹤他們的成長軌跡。在廣東F學院,黃燈當過兩個班的班主任,一個班是062111班,即2006級學生,通常為80後,另一個班是1516046班,即2015級學生,基本為90後。她自己則是高等教育還未普及前的經歷者,如此,三者形成了一個縱向的比較。如果僅從教育價值而言,黃燈發現,從自己到15級學生,是遞減的。
黃燈1995年畢業於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劃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學生。
但不同的是,那時高校還未擴招,能考上大學的都是「天之驕子」,畢業後享受的待遇也是令人豔羨的:
「同樣是「二本」學生,我不用擔心找工作(當年大學生還包分配),不用擔心生活費(每個月國家有生活補貼),也不用費盡心機地爭排名和獎學金(這些因素不會影響學生的前途),更不用為了畢業簡歷的光鮮去修第二學歷、考無數的證;當然,我更不知「買房」為何物(當初都是單位福利分房)。」
而展現在062111班學生面前的大學時光已經截然不同,更多充斥著市場經濟所致的功利、現實、競爭和機遇。
她大概分析了一下062111班畢業生的去向,主要有四類:
不過在黃燈看來,八零一代還是幸運的,「在房價平穩、低廉、經濟上行的階段,他們通過各種努力和嘗試,大都擁有一份讓人踏實的工作,並在工作的庇佑下,得以成家立業,實現讀書改變命運的古考隱喻。」
等到90後進入大學,一切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基於高歌猛進的房價和逐漸激烈的就業競爭。和062111班的學生相比,1516045班考研的學生明顯增多,不少學生從大二就開始謀劃。理想主義早已蕩然無存,大家關心的是考什麼證書,拿怎樣的學歷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畢業季來臨,他們茫然無措,什麼都想嘗試,考研、考公務員或者是創業,在窮盡一切可能後,他們會開始質疑讀大學的意義。黃燈發現062111班學生畢業時,他們中有將近三分之一如願留在了廣州、深圳。而1516046班畢業生,多數都選擇退回到自己的家鄉,沒有一個來自農村的學生底氣十足地覺得自己能留在廣州。一個有些殘酷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
一個人的命運如何,決定因素,大到時代,小到家庭,最後才是個體自身的努力。多數人可能都覺得廣東是一個富庶之地,但其實很多地方的落後貧困程度不亞於內地某些扶貧地區,尤其是粵北、粵西。
黃燈一位學生家鄉湛江廉江2017年時的情況
而廣東F學院有近一半的學生就來自這些經濟落後區域。
062111班的楊勝軒1987年出生於廣州市荔灣區的芳村。
家中並不富裕,父親是藥材公司的一名普通職員,後下崗,找到一份保安工作幹至退休。母親一開始是一家自行車廠的職員,後來也下崗了。2006年,楊勝軒考入黃燈任教的廣東F學院,「在大學前,我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我出生在工薪階層,沒有培訓班,沒有夏令營,我上課時,非常專注,導致我沒有興趣愛好。」
畢業後,楊勝軒找工作的經歷一波三折,最後他選擇去考街道辦,但他發現每次筆試過了,但面試就是過不了,他感受到關係的重要,「就是領導一句話。」之後,他希望通過考公務員進入最穩定的體制內。但很遺憾,他連戰3年,均落榜。
不甘於職業前景黯淡,楊勝軒諮詢職業規劃師,想看看自己究竟該往哪個方向發展。職業規劃師建議他去金融或網際網路行業發展,但楊勝軒都猶疑不決。他承認自己猶疑不決,是因為「沒有任何承擔風險的能力」,因為家庭不富裕,也無支持,試錯成本太高。
回顧有些「失敗」的從業經歷,楊勝軒把原因歸於職業規劃出了問題,但黃燈認為,「這個確定結果的背後,部分來自他那個羸弱的家庭。」她出生在廣東湛江一個小鄉鎮,父母是生意人,家中有三間商鋪放租,經濟條件不錯。因為從小耳濡目染經商之道,柳鴻很早就懂得經濟條件和應酬的重要性。
她的小姨很注重培養她的社交能力,經常送她LV、PRADA等名包,帶她出入高檔飯局,讓她「見識更多世面」。畢業後,柳鴻折騰了很多領域,最後實現了工作自由和財務自由。這種成功當然離不開她自身的努力,但家人的有意栽培和關鍵時刻通過人脈給她提供的機會,是她走向社會的基本現實和起點。
對於一個資源匱乏的,下崗工人家庭的孩子而言,楊勝軒即使花費很多時間、精力去拼命爭取,也難以靠近柳鴻的起點。顯然,一個家庭在時代中能否抓住機遇快速積累財富,家庭成員能否獲得上一代足夠的支持,決定著個體奮鬥的成敗。
就如黃燈所言:越是和學生深入交流,越能感知其背後的家庭,在他們身上烙下的印痕,學生成長的可能性,越來越受制於家庭的溢出效應。
什麼都不用多說了,各位家長,趕緊一起努力搬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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