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的學術發展需要在了解國外學術進展、與國外學界對話的過程之中進行，因此學術翻譯也會是生生不息的工作。
資料圖
1896年，嚴復把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帶到中文世界，題名《天演論》。譯序的最後，嚴複寫道，「夏日如年，聊為迻譯。」在隨後的一百多年裡，「迻譯」一詞幾乎被「移譯」或「翻譯」二字取代，繼而被封存在那個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年代。
就在本周，這個詞因一套叢書被重新帶入公眾視線。譯林出版社已有15年歷史的學術品牌「人文與社會譯叢」出版種類過百。這套「年輕」的譯叢沒有趕上上世紀80年代「學術熱」的潮流，也不如「漢譯世界名著」一樣被大眾讀者熟知，但它確實給中國學界帶來了一輪新的理論祛魅。在出版百種紀念冊封面，「迻譯與迴響」五個字被放置在最顯眼的位置，座談會上，受這套書影響頗深的學者和參與其中的貢獻者們討論得熱切；而會場之外，在理論創新已經被各個科研單位列為重中之重的今天，外國社科學術著作譯介的現狀堪稱困難重重。
主編劉東：最大的難題還是考眼力
劉東著手準備「人文與社會譯叢」是1996年的事，那時距離各地方出版社推出「走向未來叢書」、「走向世界叢書」以及「面向未來叢書」已經過去相當長的時間，而他自己主持的「海外中國學叢書」也早在十年前就起步了。
讓他決心再主編一套社會科學譯叢的動因很多，而其中之一是，他想為自己解惑。作為受「漢譯世界名著」滋養長大的一批學者，又大規模引進海外學者研究中國的著作，劉東漸漸發現，一些西方主流的理論，不能具體解決所有社會問題，而一些新奇理論頗為神秘，「真是把我們一下子給鎮住了」。
他和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彭剛一起完成這項工作，主持翻譯一套主攻西方社會科學新理論的叢書，他們希望「此中辯談的話題和學理，將會貼近我們的倫理日用，滲入我們的表象世界，改鑄我們的公民文化」。
無論在確定書目、購買版權還是在申報選題、甄選譯者方面，難度之大都超過他的想像。作為主編，最大的難題還是考眼力。叢書定位在西方近半個世紀以來「最新最好的思想成果」，故而沒有明確的學科指向，劉東直言，商務印書館和三聯書店的學術出版之外，都可以成為這套書的選題。至於選擇書目的標準，連劉東自己都難以總結，大部分情況是，他看到一本書合適，就會買下版權，「這套書對當今人類的遭遇都有敏感的問題意識，若是說活躍當下思想，這些一定是最重要的。至於能否經受時間的檢驗，我說不清。」
另一個讓劉東頭疼的問題是版權。1992年《伯爾尼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在中國正式生效，對於「人文與社會譯叢」而言，買版權已經不是頭等大事，而是版權爭奪愈演愈烈，劉東有時候也很奇怪，「凡是我看上的書，如果出手稍晚，就會被搶走」，這是早幾年不可能發生的事。
回顧這些作品，新的問題就來了，讓這些社科理論變成中文，似乎減弱了讀者對於它們了解的熱情。在出版過百的時間節點上，劉東警覺，「如果因為翻譯讓它們變得好讀，反而輕視了它，我們仍自簡陋而蒼白的心智，就喪失了向上攀越的堅石。」
編輯李瑞華：譯者難、版權難、編輯最難
譯林社的李瑞華完整見證了這套書從立項到出版百冊的15年，他的總體感受依然是「難」。首先是對於銷量的擔憂。「出版社起初有顧慮，社科學術書相對冷門，不像暢銷書或者文學常銷書。」這套書從一開始，首印量就不敢定得太高，大部分都在5000左右，即使是今天，叢書已經有一定影響了，也還是這個量，少數能首印8000就很好了。
「一些和中國當下問題聯繫得緊的書會賣得比較好些，比如關注美國城市規劃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或者像以賽亞·伯林的一些作品，這些書無論專業學者還是普通讀者都可以看懂。」但一些研究領域相對細化或者國內還不太熟悉的跨學科作品，情況依然不樂觀。像《圖繪》這樣關於女性主義與文化交往地理學的書，往往會遇冷。「我們在出書的過程中儘量努力去宣傳、營銷，希望儘可能擴大銷量，但就出版社總體來說，這一塊在經濟上還是需要扶持的。」
在李瑞華看來，今天的學術閱讀環境和國人曾經「搶著讀思想學術書」的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量西方思想學術著作進入中國，讀者無論專業與否，都在讀海德格爾和尼採，這些書甚至能賣10萬冊；隨著國內思想和學術的發展，學術出版也越來越細化，對一般讀者來說，閱讀興趣也在分化。」
除去銷量，翻譯難的問題也始終存在。這套書中的每一個選題幾乎都是主編們物色到合適譯者之後出版社才敢購買版權。譯者的專業水準和外語水平缺一不可。但學術翻譯的難度，加上學科劃分細化，要找到專業對口的學者卻非易事。還有稿費低的問題，這套譯叢並沒能申請政府社科基金支持，只能靠出版社其他板塊的補貼。「出版社知道翻譯稿酬普遍偏低，譯者不易，我們當然也願意儘可能提高譯者的報酬。但在目前情況下，單靠出版社的努力要有大的改觀可能也很困難，即便是（報酬）少量地提高，相對於學術書譯者的辛苦來說，仍然是微不足道。因此，學術翻譯除了譯者的奉獻、出版社的能力之外，可能還要得到高校、學術機構乃至整個社會的理解與支持。」
此外，由於學術書的譯介往往涉及比較艱深的專業領域和一些新的知識與理論，翻譯費時費心，「一個5到7年的版權期都不一定能做完。」為了給譯者以充分時間，出版有時往往要經歷兩三個版權期才能出書，而這就意味著要多付出版權費用。近年來，版權競爭的問題也慢慢浮現。「國外出版商看到了中國這部分市場，也開始提價或縮短版權期限，一本書常規是給我們18個月的出書時間。到期沒出，可能就要再付一筆費用，這還算好說話的。有的就直接終止合同，賣給別人了。可18個月翻譯出版一本學術書，要保證品質，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購買版權上也不得不非常慎重，有些書找不到合適的譯者寧可暫時不買。」
出版社還要面對一個學術編輯隊伍建設的問題。「現在已經越來越少有年輕人滿懷熱情投身學術編輯並且做得長久。」在譯林社，別說像李瑞華一樣一做15年的學術編輯已不多見，整個人文學術編輯室的人員流動也很大。學術編輯同時要求外語水平和專業水準，但有較高專業能力的畢業生也未必願屈居在一個出版社的編輯室裡，而學外語的人又不一定對學術有濃厚的興趣。何況在市場化的形勢下，大多數出版社都是以銷量和利潤為績效考核指標。「這些年整個行業的風向基本是，能做暢銷書的編輯才是好編輯。但是學術書的成本和銷量不可能和其他書相提並論，學術編輯所要求的積累和辛苦程度也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譯者劉北成：每一部著作的翻譯都是一次學術冒險
現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劉北成老師，長期從事世界近代史和西方思想史的教學與科研工作，也多有學術翻譯作品。在他看來，進入學術翻譯的門檻好像很低，但是讀者和學界對翻譯作品的品質期待其實是很高的。每一部重要著作的翻譯都是一次學術冒險，是對譯者的中外語言、專業學識以及精力的挑戰。劉北成翻譯的作品跨度較大，但他還是不敢承接不熟悉領域的翻譯任務。「我翻譯過福柯的作品，有點跨界，有的出版社就約請翻譯美學著作，我不能勝任。」學界常常批評專有名詞的翻譯亂象。根據劉北成的經驗，學術翻譯還有一個難點，就是如何正確理解和把握原作的論述邏輯。由於理解的偏差造成邏輯的混亂，他自己在這方面也有失誤的教訓。學術翻譯還需要經驗，需要精雕細刻的工作狀態。
在譯者的報酬方面，劉北成告訴記者，由於學術翻譯主要依靠各專業的從業人員，因此，翻譯的報酬不只是稿酬，還有學術機構對譯者的認可。「現在已經有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將譯著納入學術評價體系，情況有所改善。但翻譯與原創相比通常處於次要地位。」劉北成說，這造成學術翻譯大多由新人承擔。「新人沒有太多經驗，他們翻譯一兩本書，發覺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就放棄了。結果，有經驗的好譯者很難找到。如何能夠維繫住一批既懂專業又能夠從事學術翻譯的人才，這是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
展望中國的學術發展，劉北成認為，學術翻譯的重要性如何強調都不為過。「中文是全世界使用人數最多的語言之一，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肯定應該大規模地充分發展。但是，我們應保持一種開放的心態，把我們看成國際學術共同體的一部分。中國的學術發展需要在了解國外學術進展、與國外學界對話的過程之中進行，因此學術翻譯也會是生生不息的工作。」